回想起来，认识您已有八年多了。当时您在吉林，作为省委宣传部领导分管文艺，因为您的为人、口碑，您对文艺的理解和支持，朋友时常谈起您。我早就知道了吉林的许部长对文艺和文艺家的厚爱，后来又有幸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亲聆教益。在这不久，大约是一年后，我们在长春召开了农村题材的文学座谈会，您那时已是我们报社的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您安排所有与会者发言，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作为第一次亮相的报社领导，您还特别要认识所有与会的本报同仁。您讲话诚恳，实话实说，没有官样文章。您尊重专家意见，说起文艺界的事，却又比较了解，跟大家一见如故，像一个朋友和兄长似的。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出席的人有不少的知名作家，那也是您在众多的文艺家面前的一次亮相，然而，不少的人都印象深刻，大家领略了您的风采和务实的作风。
在报社编辑部中，人们对您并没有什么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隔阂，爱同您开个玩笑，说点工作以外的家常；爱看您有时下班拎着个普通的包包，走走停停地同碰到的各位编辑记者哪怕是新来的年轻同志，说几句，聊几句；爱听您偶尔有几句东北老家骂人的粗话……因为您的率性和纯朴让人觉得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容易，并不因为您到报社的时间不长，属“外来户”，就有距离，或者像常见的那样对领导敬而远之。在报社大院里，您同大家，无论是普通的编辑记者家属还是临时工，都客气地打招呼，热情地交谈。您与我们部门几位熟悉的同事，见面聊天可以拍拍肩膀，摸摸脑袋，开开玩笑，说说家常。在大家的心中，您没有领导架子，因此，您无论是在负责行政的副社长任上，还是后来的总编辑、社长，有什么问题都爱找您。因为，您把大家当做朋友，即使是找您发发怨气，您也会友善地对待，让人心里感到一丝的暖意，这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富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您又是出于内心的，是真诚的，可是在今天不少为政者身上淡漠了，才唯其珍贵。
在报社的七年，也是在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和部门的同事对您逐渐熟悉，先是您曾经分管过一段我们部门，后来您负责全面工作，但对我们文艺版也很关注。您说过，年轻的时候是报纸文艺版的忠实读者。这也难怪，您本来就是学中文的。您说，部里有些名家的文章曾是您的案头范本，还十分熟悉地说出我们部门的一些老作家像袁鹰、李希凡、蓝翎等人的文学成就。您第一次到我们部里来很真诚地称呼当时在座的缪俊杰同志为老师，说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过他的课，一日为师，终身不忘。这一直当做大家的谈资。对文艺界的事情，您热心支持。有时候去找您聊天，听您说当年在吉林的一些文艺界的往事，说说那些作家朋友们的近况和成果，对他们实际上是对文学和文人的一往情深。记得，吉林的老作家鄂华来北京开作品讨论会，您第二天因事不得脱身，头天晚上特地打电话委托我一定去表示对他的歉意，还在电话中让我捎去几句祝词。另一位名作家张笑天的《太平天国》长篇小说在北京开会研讨，您也是十分关心，也让我们派员去听听，说对有实力的名家新作，我们要关注，舍得出版面。也是因为对作家的一腔热情，不少的作家们对我们报社有一个许总编相当的了解，有时这也成了我们的一张名片。前些时，广东作家程贤章先生在家乡梅州修建了一个作家山庄，依山傍水，竖立文化碑刻，邀集了全国不少文化名人和文化界领导的题字，您的书法虽有些法度渐进佳境，不少的作者要求题签，但一般是不予示人的，可听说这是一次有如“兰亭雅集”之类的盛事，是支持作家个人办的文化事业，您拨冗题词，当我拿到您的“作家有山庄，文学得自然”的题字时，想到您对文学的理解是很有心得的。四年前，我随同您到欧洲几国去访问，您带去一本新出版的《新华文摘》，里面刊载了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故事》，您说看得很过瘾，还同我说到眼下这类小说太少，对那些故作高深的和无病呻吟的文学以及一些奢华滥情的影视，很有看法，对这部当时还没有走红的小说，您很关心作者的情况。因我对刘恒较为熟悉，我告诉您这个作家曾在我们家属院里住过，您更有些兴趣。这篇小说吸引了您，小说拍成电视后走红，您又陆续看过一些，您对小说写活了一个张大民，描绘了普通的百姓生活，写出了后来社会大力呼吁关爱的弱势群体的一份悲怜，是很为称道的，这或许同您的平民意识和长期基层工作有关。
您为人处事更多的是低调，而大家有事找您哪怕是发牢骚，您都心平气和地听，无论是谁，找您都不拒绝。刚到报社时，您的谦虚和低调曾有人以为那是因为您新来乍到，也许是一种本能的做派，可是及至您的职务几次变化也还是那样对人对事保持您特有的和善、温厚，礼贤诸人，“克己为人”，这也许是您的一种性情，一种尊重他人的本能的自然流露，或者是党的传统的回归。有几次，我听周围的同事们说，您为人厚道，是个好人，在如今挑剔的人们面前，难能有这样的口碑。您是以总多看别人的长处，尊重别人，作为为人为官之道的。这种尊重人，平等相处的领导方式，为您开展工作赢得了好分。其实，看起来是一个简单地对待他人，一个领导者工作态度和方法的问题，但实质也体现出个人的修养。您更不像有些人，老端着个领导者的架子，以一种机关的作风动辄大话套话。您注重调查，说话实事求是，不恃威不摆架子，这种平民作风和人情味的领导方式，在一个文化单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地方，是能赢得大家的好评和尊重的。您因不是专业新闻出身，对您的每一次职务变动，不免带来诸多的说法，这些您并不太在乎，可是从内心来说，您也是很有些担心的。记得还是在您刚来报社，住在招待所，某个星期天我陪长春来的朋友去看您，您就说到这次奉调到京有些不适应，生怕误了工作。去年上半年，您在总编辑任上已是三年的任期，可是因身体的原因，也因为这个职业的责任所系，您曾多次有意和无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不适应，不是个好干的活，个中苦衷，自不待言。有时候，您在公开的正式场合也不隐讳，包括在那次上级来人宣布您的社长任命时，您在台上，坦诚地说自己的这把老骨头不知能否适应，也对未来的身体表示出一些担心。虽然，您也说了鞠躬尽瘁这样的话，也表示了作为继任者的决心，但您在那个场合也不讳言自己的不合适，历数自己的不足，想来也是由衷之言。因为对您的身体自己是最清楚的。因此，您的即席发言，博得了大家真诚的掌声。我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经历过大大小小风波的大院，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一个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沸沸扬扬的敏感单位，担任领路人的工作，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何况，您所面对的是经营、业务、后勤福利等难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检验中，有很大的变数，充满着风险和危机。人们在您接任的会上，用热烈的掌声表达认可，但也给您以相当的压力。当时您说，担上这个挑子是如履薄冰。作为我们身在其中，也可以说是局外人看来，您谦和温敦的性子，您不温不火的脾气，实在是一个严厉的考验呵，更何况您的病体也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您不尚奢华，爱粗茶淡饭，东北的茬子粥、贴饼子是您的席上所爱。有一次，我们部请解放军报社的老总，您主陪，我们知道您的口味，多点些青淡的菜，东北风味的，果然颇得您所好。山珍海味，您说从小就没有习惯，当然，您说这纯粹是个人的爱好习惯，而对别人或客人却是关心入微的。那年在国外访问，一路上，节俭从事，吃中餐，住小店。在罗马，我们就干脆住华人开的小旅店，多次就吃街头的小饭馆吃中式面条，当时驻地记者站的同志认为不好意思，您却说我们这是“保持贫下中农本色”，认为很好，很好！那次的出访，十多天朝夕相处，有时间近距离地同您在一起，晚上常常聊大天，用您的东北话说是唠嗑，您爱说当年在教师、校长的职位上的趣事，说我们共同认识的多是您的年轻的下属们的故事。外出参观，您把权力下放，照顾我们年轻的同志。您去过不少的国家，各类生活都曾经历过，而最多的是，您对那些奢华的排场、无端地浪费深恶痛绝。在家里，您也是保持着节俭的生活的习惯，简单地生活，平淡地生活。在一首《示儿》的诗中，您写道：“省吃俭用岁月艰，一分一分勤积攒，官至高位寻常日，长思百姓度日难。钱虽有限恩义重，留下精神世代传。汝辈不忘慈母情，勤俭奉公记心间。”不为名利所累，不为金钱所囿，是因为您长期的基层生活和平民作风养成的习惯，您把它作为传家的东西，示以后辈。
在我的书架上，有您新出的几本书。这是您多年来对政治、文化、人生、友情的理解和思索，是您多年来笔耕的结晶，分别以《求真集》、《敬业篇》、《官之初》、《文边草》命名，颇有些深意，表达了您为文从政做人的基本原则。四本书，洋洋达五六十万字，内容较广，有长篇理论文章，也有短小精致的随笔杂谈，当然，有不少篇是急就章，公文式的“官样文字”。我所看重的是，一些渗透了您富于个性的思考，体现了当时作为宣传官员的您力戒八股的追求。基层的实践的体验，平实的文风，是它们的亮点。原本您不主张把这些东西出版的，后来在朋友们的撺掇下，才得以问世。在时下，领导者的文章出版成书视为时髦，张扬宣传更是常事。可您能保持清醒，认为这些东西是时文，是速朽的东西，不让评论，也不发什么消息等，如同没有这回事一样。秘书吴杰告诉我，去年的国庆，您几乎全部投入到四本书稿的校订中。那时候，您的爱妻——同您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吴老师不幸病故刚一个多月，可是您却强忍悲痛，以校书稿来排遣悲伤。
另一本书，是您写给爱妻的一本“悼亡诗”，我把它当做“毛边书”，严格说来是内部印刷品，可却是一本不平常的出版物，它寄托着您的哀思和情感，是您献给深深爱恋着的夫人的血泪文字。您的爱妻吴老师不幸在两年前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您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从她去世不久，您就默默地为她的故去、为您们的恩爱，写下了一首首怀念的诗作，以诗代笺，发往另一世界里，多则一周，少则两三天，有时候，在外地公务，在节假日，都要以笔代思，写出您的怀念的诗作。那些日子，同事们都知道您的夫人刚刚病故，可您每天仍是以坚强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如今读了这些文字，才知道您是把一腔情感都付诸于这些白纸黑字中。读这些饱蘸情感、沉甸甸的文字，我也看到了您的另一面，率性真情。可以说，这本小书，是我所见到最有特色最有灵性的纪念文字了。而您把它以“深深的海洋”这极为情感的文字来命名，更见其用心。
朋友们理解您的意思，这本小册子印得挺雅致的，衬页上点缀小小的水仙花，如同正式出版物一样讲究。书的扉页上，您写上“献给爱妻景茹”，在夫人的照片下您写上“爱妻景茹”。您尽管没有架子不打官腔，凭我的了解，您不是性情中人，不是那种容易激动、容易动情的人，可是，从您的“爱情诗”中看到了另一个您，一个对爱情执著的您，一个孤怀幽深的您，一个对夫人爱妻如此深情怀念的您。我曾有幸做过您短暂的邻居，同在一个楼里，时值新房装修，吴老师是带着病重的身子搞新房装修的，那时因我家先行一步，常常见她对我说装修的事，我有时顺便去看看。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偌大的房子，她一个有病之身操持，又要去医院化疗，其身心疲惫艰难可想而知。我曾见她累极了就坐在门口花坛边喘口气，也偶听到她对您这个老头儿不负责的嗔怪，可惜的是，她把新房装修好后，仅住了三个多月就离开人世，这对您的打击如晴天霹雳。您怎能接受得了。您把对她的感情、愧疚、怀念，化成一首首诗行，献在夫人的灵前，于是也就不太注重诗的格式，或长或短，或批注题记等，自由地抒发，恰这留下了您的率性为文的那份真情。我逐字逐句逐行读这短短的约万字的东西，计算写作的时间，您在夫人去世后的不几天就起笔，直至一年时间，竟写了62首，这个爱的“海洋”是多么的深厚啊……我一边回忆吴老师的音容笑貌，一边读您的这些性情文字，我无言。您把自己的那份真情、那份深意，尽遣笔端，那是属于您的私人性的，您心中最隐秘的一角，要不，我真想选录几首，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对如此患难与共而恩爱有加的夫妻，一种平淡而热烈、平凡而伟大的爱情力量，是多么的令人难以描绘呵。但我应当遵守您的叮嘱约定。您说，这些个东西，就印了五十本，也就不给别人看了，也没有意思。因为这，您没在这本书上像通常的那样写上几个字。睹物思人，作者和被怀念者双双离去，我无言。
我知道，您对夫人的情感远远是不能用这些诗来表达的，您把夫人的骨灰埋在京城北边的九龙山，那里是您请人专门相中的一个地方，您本来不相信所谓阴阳风水之说，但您还是为了所爱的人去后的宁静，赎还您对她的辛劳而照顾不周的一份感情债。其实，在吴老师走后，您的心情沉郁许久，丧妻之痛，莫过如此，而您的心脏是万万不能承受这样负担的了。您终究没有挺过去，仅是在两年后，在这个落叶飘零的季节，追她而去，归于了平淡和泥土。
写完这些，总觉得您还在我们办公楼里，像往常一样，可以推门去造访，可以打电话去问候，可以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与您说几句玩笑，可以看您那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径直去您的办公室闲聊一下……然而，静寂的办公楼里，编委会为纪念您办起了灵堂，哀乐一阵阵地飘来，此刻，远在天国里的您，能听见吗？
2002年12月
病后日记
四年半前，我因病住院月余。近日，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不禁做这病后日记，但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
1999年11月20日星期六
发病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好端端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蚁蝼，渺小如草芥，瞬息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人的命，有时就是一种流动的物体，抓它很困难。于是珍惜生命，关爱自己就变得更为有理了。
没有想到有些事摊到自己头上，躲也躲不及。
今天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开一天的会。由作协、人文社、浙江省作协共同召开的会议，讨论两部长篇小说，上午是《茶人》三部曲，下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双休日，上下午各研讨一部作品，这种“连会”不太多，外地同志来京讲效率，也是为了请人方便，偶尔为之。研讨会在时下虽遭诟病也还不少，去多了也耽误事，可有些是熟人好友，也是工作，各方面关系所需，身不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