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学日渐卷入市场，金钱对文学的挤压、诱惑、漫淫与分化也日甚一日。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中国的作家队伍面临一次空前尖锐的选择与淘汰，不少文人纷纷“下海”早已不算什么新闻了。——有的声称要“先商后文，以经济的自由来保障写作的自由”；有的则干脆表示要“弃文经商”，直奔金钱而去。对于前者，我们察其言，观其行，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对于后者，则正如王蒙先生所说，中国少了一个平庸作家多了一个精明商人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比较复杂的是有一类文人“万变不离其宗”——“下海”也下在“文化之海”中，或可叫做“以文养文”。他们重新认识与调整自己，扬长避短，长其所长，聪明而果断地卸下背了多年而不堪其重负的所谓“严肃文学”的重轭，一个猛子扎进了通俗文学的汪洋大海中，大搞中档文艺——譬如娱乐片呀，电视连续剧呀，武侠、言情、侦探、纪实小说呀，写得轻松，赚得愉快，有的不出一年半载便成了“大腕”兼“大款”。既满足了文化市场需求，又一实现了自我价值，真可谓得其所哉。
其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好。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多年来集合在严肃文学这面大旗下浑沌一片的中国作家队伍迅速向纯与俗两极分化——文学分开档次，分清职能；而作家则各归其位——找准各自的位置，明确各自的目标，从而建构起一个由纯与俗两极对应富于张力而又两极互补的多元多层的文学新格局。
但是，我所说“比较复杂”的就是在“以文养文”的这一批文人中，确有那么少数几个在通俗文学的汪洋大海中混水摸鱼乱中捞钱的“赶海者”。他们认准搞畅销书是发财致富的捷径，把文化市场纯粹变成赚钱的商场，为了多赚钱，赚大钱，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真是完全置文学、品操、格调和职业道德统统于不顾，光光只剩下一个斗大的“胆子”了，此所谓“勇夫”者是也。
我之所以把这些人叫做“勇夫”，是因为他们的胆也特大了一点，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搞畅销书，而往往又是打着“纪实文学”的幌子。这种所谓的“纪实文学”，一不用东奔西跑地采访，二不用点灯熬油地笔耕。其炮制程序大致不过“三部曲”：一想点子；二动剪子；三卖稿子。而“勇夫”们“勇敢”过人的胆子也就在这“三部曲”中逐一显露——
一是想起“点子”来没有不敢想的，上到领袖秘闻，下到民间艳事，越是新、奇、古、怪的越好，越是刺激惊险的越高，统统给你搞一个“大揭秘”、“大曝光”。二是动起剪子来没有不敢剪的，围绕“点子”从图书馆抱来一摞一摞的资料你就剪吧，管它谁编的，管它谁写的，只要用得着就剪！剪下来就贴！如此剪剪贴贴，拼拼凑凑，慢则半月，快则一周，一本畅销书就算完成了。再然后就是卖稿子喽！和书商谈判侃价，狮子张大口，就高不就低，动辄千字百元，字字据利力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遂拍拍腰包大功告成。
如此“勇夫”，“勇”也不“勇”？——不怕误人子弟，不怕坑害良民，不怕昧着良心，甚至也不怕上法庭打（版权）官司！
说穿了，“勇”字后面一个钱字——你有多大钱，我有多大胆！故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如此“勇夫”也算文人一种？悲夫。
载《南方周末》1993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