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诗的晦涩主要有两个方面：诗人的语言生成与语言记忆的融合性差，传达出的主观外在语言与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不吻合，这种情况下，诗人虽有所指向，但也不完全清楚自己说什么；诗人的语言记忆与集体性的语言记忆差距较大，传达出的个体性的主观外在语言与集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相距太远，这种情况下，对读者来说可能意指不明，也可能有所指向但无从释义。
63.读者对诗文本的理解依赖语言记忆中的既成语言，也即外在语言中的个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包括个体性的抽象的可能客观外在语言。读者的理解可以接近作者的意指，也可以能动地生成相对于原作的新语言，即创造性阅读。
64.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是外在语言中抽象一般的部分，在内在语言里是语言记忆的既成语言部分。诗人的主观外在语言与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不吻合，原因主要是新生成的语言仍在既成语言的抽象之中，或者新生成的语言与既成语言不相容。
65.具体的客观外在语言可以自主地具体地存在于与人关联的世界，同时，它又可以抽象地存在于集体性的的客观外在语言和个体性的客观外在语言（包括可能客观外在语言）；在内在语言，它是语言记忆中既成语言最生动的部分。它可以反复出现于个体性的主观外在语言中，成为集体性的主观外在语言的组成部分。
66.创造性阅读（包括创造性误读）是在作者意指性基础上的语言生成，而不是既成语言中将A理解为B或将B理解为C的一般性误读或者歧解。
67.诗不能离开现实，不能离开生活，如果它现在离开，意味着它正在回来。
68.每一首诗都有作者的意指，如果作者自己说没有，那么没有意指就是他的意指，但这不妨碍读者的理解和阐释。
69.读者对诗文本的理解与作者意指的距离，取决于：作者个体性的主观外在语言与集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的距离；读者个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与集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的距离；读者个体性的主观外在语言与个体性的抽象的客观外在语言的距离；读者创造性阅读的能动性。这里距离包含了历时性与共时性因素。
70.如果诗必须表明政治立场，那么深入浅出就是最好的政治。
71.汉语新诗的丰富性，需要容纳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元素的差异性，但贯穿这个差异性的统一性是汉语思维，而这个统一性又是从本质上有别于西语诗的差异性。
72.文学或诗及其价值难以科学评判，但文学或诗又实际从科学中受益，这正是文学或诗可以认识自身的魔镜。
73.后现代主义从同一性的理性中找回了丰富性、差异性的感性，但它却用决绝的零碎、表层表明了自身的历史宿命。
74.诗作为历时性与共时性整体的现实的一部分，存在于现实。它既以其独特性肯定了现实，又以其独特性否定现实并否定了自身，因此，它总是以更新的独特性对现实进行新的肯定。
75.诗总是走在现实的前头，让现实看到了回头无法看到的自己本真的背影。
76.汉语新诗如果可以用当今歌坛的唱法来比喻，那么那些摹仿主流西语诗的新诗就是美声唱法（西洋唱法），那些即兴的新诗就是通俗唱法，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就是民族唱法了。但由于歌以乐感为媒，诗以情意为介，因此，歌比诗更容易传播。
77.大致来说，美声唱法的新诗实际就是西语诗的中译诗，它自以为写的是世界诗歌，但离大众读者较远；通俗唱法的新诗，多是即兴的散文化的，离大众读者最近，但也最容易泥沙俱下；而民族唱法的新诗，雅俗兼得，富于本土化，但相对于唐诗宋词，此类新诗目前仍一盘散沙。
78.歌坛主流的民族唱法曾受到“千人一声”的批评，民族唱法的新诗会不会也是“千人一声”呢？那当然。但这“一声”是汉语思维、汉语诗法的艺术真传，这“千人”则是千万人的风格个性。而没有这“一声”的艺术真传，哪来的“千人”风格个性？
79.诗作为一种介质具有交换价值，但诗的交换价值不等同于诗的价值。这也可以证明事物在人类面前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重性，而这两个方面是不完全对等的。
80.西方有一种看法，即把语言划分为指示性语言和表演性语言，并将文学语言列入表演性语言之中，这对诗语言的理解有一定启发。这种看法从总体上把握西语诗的戏剧化可能较为合适，但对汉语诗的意象化来说这样的把握可能就是南辕北辙了。
81.现代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诗学语言的异质性，并关注到诗学语言在句法上有不可恢复的省略等等这样脱离语法的奇特现象，但他们对这种感性的生化物更多地归结为人的本能，这实际上是对理性化的西语思维偏向的一种矫枉过正。
82.各种语言的原初生成可能没有多少差异，但语言的发展却有了不同的偏向性，比如西语偏向于理想性，逐渐形成了一套精密确定的语法规则，倾向于用“怎么说”解决“说什么”的问题；而汉语偏向于现实性，逐渐形成了一套实用松散的语法体系，倾向于用“说什么”决定“怎么说”的问题。
83.由于语言思维偏向的差异，西方一直不断地要解决“说什么”的问题，因此，西方的历史就是主义的历史；而汉语的东方国度更注重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因此，我们有了唐诗宋词这样举世无双的诗歌。
84.现代西语思维趋于感性向摆动，西方思想家纷纷通过打破确定性的“怎么说”来解决“说什么”的问题，因此，现代西方思想纷乱，西方现代诗也难逃晦涩；而现代汉语思维则趋于理性向摆动，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地从“怎么说”转向“说什么”，甚至不加以中化地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结果也陷入思想纷乱，用主义来阐释古典文学不为国人所接受，囫囵吞枣的新诗则是让学者都读不懂，或者说读者被读不懂。
85.在新加坡首届青奥会上，中国籍的联络员有这样的体会：尽管青奥会工作用语统一为英语，但各国同仁仍有思维方式、办事方式的明显差异，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相互适应。这就证明了各国都有其母语思维偏向，这种不同的语言思维偏向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了语言思维偏向的认知，就可以理解诗语言走向诗的情意时，为什么西语诗走不出语义关联这一通道，为什么汉语诗却能形成高于语法的规律；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戏剧化是西语诗的强项，而意象化则是汉语诗的看家本领。
86.诗的艺术性是经验性的，本质上是真实的。诗的神是情感的神，而非信仰之神。这也是艺术与宗教的区别。
87.审美快感有心理愉悦和精神愉悦两个层次，感官愉悦不属于审美快感的层次范畴，它只是审美快感——心理愉悦和精神愉悦的表征。心理愉悦实质是精神愉悦的低级形式。
88.美学离不开语言，尽管有时候美学有意无意地回避明晰性的语言意涵，但它总是用明晰的语言论说审美中那些自以为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学现象或审美经验。
89.审美既基于生活现实，又跳出现实生活，它越是与现实功利有距离，它的价值就越高越长远。
90.诗的审美经验的基础既来自物质文化实践，也来自精神文化实践，物质文化实践与精神文化实践都可以内化为情感，成为情感的感情质素。审美经验离不开丰富的情感的感情质素，尽管情感的性情质素可能离诗更近。
91.诗是人类明天的希望，但不是远大理想。历史经验证明，远大理想既是人类美好的精神食粮，同时也可能是致命的精神毒剂。
92.没有离开语言的符号，符号仅仅是语言属下的一个层面而已。艺术符号亦如是。用符号的概念来谈论诗亦如是。
93.纵观思想史（包括诗学），主义实质是片面性的代名词，亦即方面性的代名词，反映着人的认知能力，反映着语言思维偏向。
94.汉语新诗要发扬汉语诗歌传统，要发挥汉语思维偏向优势，要向各国诗歌取经，但不能像盲从他人思维丢掉诸如大豆、稀土市场一样，丢掉自己的汉语新诗。
95.一个优秀诗人不能缺少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包容之心以及同情之心。
96.优秀诗人总是离不开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陶冶。无论具体写作采取肯定立场或者否定立场，优秀诗人必定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97.把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看成是一对矛盾，是极左思想。有一种带有极左思想的对语言的看法，把语言的内容与形式分为三个发展期：即内容过重期、内容与形式相协调期、形式过重期。其实，语言一旦生成，也就是说一旦称之为语言，内容与形式是相协调的，它的发展两者是相随的，如果有一者发展跟不上，自然不能称之为语言。认为内容过重是因为只看到一部分形式，认为形式过重则是因为只看到一部分内容。
98.“吃饭了”的内容与语义是一致的，其形式是单一的经验形式；“肚子疼，上医院”的内容与语义是不一致的，其形式是复合的经验形式。前者和后者的内容与形式都是相协调的。如果把后者看成内容过重，就是把复合的经验形式当成了单一的经验形式。
99.这些年，从包括《印象·刘三姐》在内的与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紧密融合的一系列艺术创作行为，到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用无与伦比来惊叹的开闭幕式，直至将来式的以城市广场为背景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是书写在中国现代大地上的一首首大诗。
100.高于语法就是在语义上超越语义的感性化修辞。汉语新诗意象化的极致，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可以感受到这种感性化修辞营造的意境。
跋
200首（组）短诗和几篇诗话体的序、通信、诗品锻造成了一枚钉子——《一枚钉子前进》这本诗，它们的确不可分，它们是创作与创作理论的合金钢。〇七年初，我心血来潮妄定了三年完成这本诗的计划，当时要求达到的基本目标主要是：养成“新自由体”诗的语言自觉；在“新自由体”诗直击本质原则下，自觉把握和运用“像”与“不像”写作结构与写作技巧；探索在“新自由体”诗直击本质原则下意象的营构与创新。没想到，一进入思考与创作，一切界限都被打破了，因为我的思考是从中西的语言思维及其文化比较开始的，很快就从语言、文化进入哲学、逻辑、社会、政治、历史、宗教、美学、心理、修辞等等学科领域，以及它们相互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并由此走向艺术的天地、文学的世界，看到了诗学的城廓。可以说，一枚钉子在洞穿一切地前进，与别人碰着就会伤着别人，因此，我默默地与自己作战，新我、旧我都伤痕累累。我很感谢魏景威先生加入了我的探讨，他让我的思考更深入更广阔；我由衷地感谢那些上名没上名的诗人、学者，无论我认同或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是他们的思想火花，推助我远远地超越了自己既定的目标，从苦思之境进入了趣味之界。这本诗让我感受到了诗的无穷趣味，也深深地享受着有限语言无限运用的快乐和汉语言思维之美。
感谢广西书协理事、南宁市书协副主席潘继坦先生挥就书名。
已丑年冬于武鸣·无眠孤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