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尹洪菲的自述
黄昏时分到达踏实。第二天凌晨立即起行，过破城子、八龙墩，穿越十工山口，下午三时左右到达刘家庄子和马家庄子。这里距离安西县城十三公里。
为了快速到达新疆免遭马家军骑兵阻截，应该日夜兼程，这是需要；但是部队已经十分疲惫，没有必要的休整和稍稍充足的给养，要横渡戈壁沙漠也等于自取灭亡。
工委总部在刘家庄子开会，研究是不是攻打安西。
我没有参加会议，但知道争论很大。
在我看来，打与不打，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一种利弊权衡。如果打开安西，部队得到充分补给，对进军新疆无疑是有利的，甚至是必须的。
但是，以疲惫之师，攻击以逸待劳之敌，一向是用兵的大忌，更何况敌人有城可守，打不到狐狸沾身臊，损耗兵力不说，很可能走不利落。
问题是在于安西有没有攻下的把握。这又回到了一个极普通又极难判定的困惑之中。
如果安西兵力单薄而且无备，一举攻克，粮弹皆有，打是正确的。
生活中却往往出现“但是”“万一”“如果”这些严酷的词，它是主观愿望的陷阱，既可以使你反胜为败，也可以使你反败为胜。万事莫不带有偶然性！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了解实际情况。这又回到了连普通战士都知道的：知己知彼。
必须派出侦察。
总部首长要地方工作科先向当地群众了解安西情况，是不是有人刚从安西来？是不是有人要到安西去？如果派出武装侦察，显然是下下策，了解不到敌情反而先暴露了自己。
生活立即送给我们一个“偶然”，有一个从安西来的商人，拉着灰色毛驴，向战士们问红军司令部的住址。
一听他的湖北口音，就给我一种亲切之感。他大约有五十来岁，粗壮，微胖，脸色红润，跟我们这些面黄肌瘦的苦行者来比，显得更为鲜艳。他下巴光滑没有胡须，脸上挂着永不消失的笑容。他穿着一件羊皮小袄，领口敞开，冒着蒸蒸汗气，混杂着一股生肉气味。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热烈地跟我握手，把我当成了红军司令部的官长：“我好多年没有见到老家的乡亲了！”他抓着我的手狠劲地摇。
他有如此过分的热情，我不太理解，多少带点应酬的意味，说：“这是人生的乐事，万里他乡遇故知嘛。”我把他领到总部，先让他坐下，接着问他贵姓大名，找红军贵干。
张干事一直跟在我后边，进屋时，他帮助黄安老乡去拴驴，而后向总部首长报告，说有安西来找红军的湖北老乡，要不要带他去见首长。
首长指示我们先谈，摸摸底细。
他说他叫刘永超，是奉安西县县长尹尚谦之命来的。
这不能不使我惊喜万分。正愁不了解安西情况，他倒送上门来了。其中是否有诈？我告诫自己，要极端谨慎地对待。
他从怀里摸出两包宝塔牌香烟，还掏出一包被体温烘暖的葡萄干来招待我们。
我本不吸烟，为了同乡的盛情，我还是点燃了一支。张干事是个烟鬼，看他的眼神，这两包烟他想独吞。
刘永超告诉我，尹县长已经知道了红军西出祁连山的消息，就把他找了去，说他是红军的同乡，就叫他来和红军见面。希望红军不要进城，按着红军绕城过武威的办法，愿意派各界代表出面来跟红军谈判……
刘永超说，他是十几年前随乡亲到河西来谋生，后来定居安西做杀猪卖肉的生意。听说红军到安西县境，风闻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人人惊慌。城里豪绅商贾更是胆颤心怯，要求县长求兵保城。
因为城里兵少，援兵远在肃州，无法朝发夕至，所以愿意供给红军所需，请红军绕城而过，免得惊扰居民。
乡绅不敢露面，怕红军把他们扣押当作人质，又说红军都是内地人，就推举他前来联系。
红军绕城过武威的内情，我不甚了解，因为当时我不在总部，只是后来从吴永康部长那里知道一部分原因。凉州（武威）是马步青的老巢，是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河西重镇。马步青河防战斗失利，非常紧张，急电马步芳求援并调兵防守凉州。
据说，当时我军未攻凉州原因有二。一是想利用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的矛盾，减轻我军西进阻力，争取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早日实现，尽量避免敌人纠缠，所以三十军和五军绕武威沿甘新公路迅猛西进，日夜兼程，抢占永昌，攻击甘州。虽然作出攻城姿态，那是佯示威胁，免得守敌出城拦击我军。另一个原因是，原计划攻击武威的任务由九军担任，但九军在古浪战斗中，损失太大，元气已伤，无法完成此重任，只能弃城而过。
如果按照刘永超所说，不战而胜，绕过安西急速西进，未必不是上策。但我不知道刘永超的话是否可靠，会不会是敌人的缓兵之计？我入伍已是八年，可谓老兵，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但我是文人，惯于纸上谈兵，无法判断其真伪。但看刘永超的表现，很是坦诚。他的积极态度也可理解。在他看来，如果他出使成功，使安西免遭“兵祸”，他在安西城里无疑会身价百倍，他的肉铺不但不受劫掠，而且会因此兴旺发达。
他此次出使联络，带有人质性质，如果有诈，他身在红军营中，必定遭殃。基于利害原因，他说的应该属实。
我叫张干事陪他闲聊，我去总部向首长报告刘永超来找红军的使命。
“有县长的信吗？”
“没有……”
首长决定亲自找他详谈。
刘永超不可能提供更多细节。因为他是一个联络人员，并非谈判代表，也无法回答安西县各界准备答应什么条件，仅仅是试探谈判的可能性。这种行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他们先让刘永超出面把红军挡住，尹尚谦则在软抗软磨中等待援军。
刘永超向首长提供了一个我们没有料及的情况，他说城里只有一个通讯排。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县城应有自己的保安武装。而且，通讯排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叫守备队保安队或是警卫队？
我当着首长的面提出了这个疑问。首长却认为刘永超不是军人，弄不清部队的称谓。
刘永超说，只要红军同意谈判，请首长修书一封，他就立即转回。
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但不密集。刘永超表情惊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首长不动声色，又询问了一些城内居民情况，而后要我去看看为什么打枪。我还没有站起，参谋长就来向首长报告，说是两百米外的车道上，出现了敌人七名骑兵，显然是敌前侦察，我军迎击后，已经拨马遁去。
很难判断是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是县城里的那个通讯排。
首长让张干事陪同刘永超闲聊，照顾他的饮食，要刘永超耐心等待，经过研究之后，才能给他回音。刘永超通情达理，答应恭候红军决断，并说本村也是刘姓，他有几个熟人，可供食宿，不必烦劳红军招待。
张干事只能答应，免得他产生误解，自忖附近村庄全都驻满部队，他脱逃的可能性很小，也就随他的心意，只是告诉他不能远去，以免首长再要会见他时难找。
首长带我到总部，介绍了刘永超所谈的情况。
主张打安西的同志，认为刘永超此来，定是缓兵之计。县城空虚是可信的，因为敌人原本倾尽全力防我东返，把西部兵力调至高台、张掖、倪家营子一带。我们是四月二十三日走出祁连山，当日到达了踏实。今天是四月二十四日，县城得到消息不会太早，请求援兵是来不及的，先把我军稳在城外，在谈判中等候援兵是可能的。
尹尚谦很可能作两手打算，援兵不至，他就贡献一部分粮款；援兵到达，他就刀兵相见。目的只有一个，不让红军进城。因此，必须立即进兵，在对方尚在等候谈判消息作谈判准备时，突然兵临城下，或攻或谈，都很有利。
持慎审态度的同志不主张攻城，认为刘永超前来请求谈判是个阴谋，提供假情况要我们上当，并举出刚才敌人的骑兵侦察，就很可疑。
首长让我谈谈我的想法。
我说，刘永超态度坦诚，作为一个商人舍弃身家性命，甘作人质，不像有诈，我是主张攻城的。
反对攻城者却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理由：即使刘永超说的全部是实话，但他很可能是一个牺牲品，他并不了解真情。
这使我想到一种骗术。敌人先骗了他，利用他的真诚来骗我们。
这种猜测由于想象的成分太多，没有真凭实据，说服力自然不大。乘敌空虚不备，攻城必胜的诱惑力越来越强烈。
最后决定攻城。
我对刘永超据实以告。他先是呆愣了一会，然后顿足大哭。
他讲红军攻城，是胜是败，他都变成罪人。我极力予以安慰，但他的焦虑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攻城得胜，尹县长和当地豪绅就会把他当成叛贼，把县城的机密告诉了红军，红军走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攻城失利，红军也会认为他是奸细，引诱红军上当……
他放声哀哭，说他有妻子儿女，即使双方都不追究，他也无法做人……
毫无办法。只能好言相劝，婉词抚慰，而后又叙了一段乡情。
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作战科长带领两个参谋来找刘永超，要他画一张安西城的地形图。
我的同乡顾虑更大，知道越陷越深，但他无法借故推托，一个县城的老居民，不可能对县城一无所知，他那画图的手像疟疾发作似地瑟瑟发抖，汗水带着生肉气息往下滴落。
安西城是用板土筑成，就像一个扩大了的屯庄。除南门和西门外，东城墙和北城墙，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掩埋，特别是东城墙，被积年累月的风沙堆聚，形成一个斜坡，可以缘斜坡登城。
安西城外围有许多沙堆、土丘，可以掩护攻城部队接近。我看到作战科长面呈喜色，很有信心。
至于刘永超的担忧，他毫不在乎，为了革命胜利，生命都可以献出，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刘永超的沉重的忧虑，仅仅是一点感情。但他毕竟是我的老乡，我总想给他一点宽慰……
夜幕降临后，部队出发，为了不使刘永超透露攻城的消息，由我和张干事“陪同”他随军而进。他不愿小毛驴冒险，借口它会大叫，留在刘家庄的熟人家里。
我鼓励他勇敢一些，看看部队怎么打仗，并保证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他失情少绪厌闷欲绝，好像我这个同乡对不住他。饱汉不知饿汉饥，试想，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城中，他怎么会有兴致观看攻城的冲天火光呢？
十三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时就到了。部队悄悄进入进攻出发地。总部设在离城两公里的地方。
一般攻击都选在拂晓，这是守敌最疲倦的时分。这次攻城却选在午夜。
先由一梯队在西门打响，吸引敌人，二梯队便由东城墙的斜坡强行登城。
作战计划应该说是完善的。
我、张干事、刘永超和总部机关的同志伏在沙丘上，观看攻城。大家知道城内只有一排兵力，再加民团防守，似乎用不着郑重其事大动干戈。
有个教导员在开赴进攻出发地时，竟然遗憾地说：
“老虎吃蚂蚱，不够嚼的！”
轻敌情绪固然要不得，这种充足的信心却十分可贵。
总部的同志竟然不控制灯火，有的在马灯下看图，有的蹲在沙丘上吸烟。
张干事把刘永超的“宝塔牌”攫为已有，现在竟然拿出来招待客人。
红军过武威时，城头的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安西城恰恰相反，漆黑一片，死寂如荒坟。
几声枪响揭开了攻城序幕，接着是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单调而又凄凉，几乎看不见火光。
“太不来劲了！”有人在旁嘟念着。
甚至有人预言：敌人已经开城投降。
张干事跟刘永超开玩笑说：
“今晚，我睡到你的肉店里去，见见你的老婆和你的……”
张干事的话的下文“……孩子”还没有出口，忽然枪声大作。
“咦？不是只有一个排吗？”有人感到不对。有经验的人都能听得出，这是数百人的齐射。
接着是手榴弹爆炸的火光和十几挺机枪的轰响。
接着是炮弹的啸鸣。
“熄灭灯火！”
随着这声大叫，有三发炮弹尖啸着越过总部上空落到后面两百米的地方，隆隆爆炸了。
接着又有几发，散落在附近，炸起的飞沙溅落在我们身上。灯火熄灭了，敌人失去了目标。但攻城部队却遭到了狂烈的轰击。城墙上一片锣鼓和喊叫声。
“他……他们怎么有炮呢？”刘永超嗫嚅着，连他也看出城里已经增加了敌人。
“敌人援兵到了！”
这是最正确的判断。
总部命令部队停止攻城，退出战斗，以沙丘作掩护，向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退却。
敌人的骑兵分成几支马队，冲出城门追击，直到在我伏击下纷纷落马时，才发觉这种蛮干行径是一种疯狂，急忙退回城内。
第二天，我们才从受伤落马被我俘获的一个骑兵连长口里知道：
在红军主力进入祁连山后，马步芳已经通电河西各地驻军，防止共军西出祁连，并估计有可能从嘉峪关外奔向敦煌、安西方向，进入新疆。
马步芳这个判断，是来自军事情况的思考还是来自我方被俘人员之口，不得而知。他在红军未出祁连山时就作了预防，这是肯定的。他命令在西宁驻军的李增荫团尾随追击，并电令驻肃州的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兵防守安西。马步康当即派刘呈德团星夜驰援。
尹尚谦向肃州告急时，马呈德的步、骑兵已经在途中了。
尹尚谦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派刘永超赶往十二村，等待红军，以谈判为名阻止红军进城。他则率领幕僚士绅躲出城外，以防不测。四月二十四日凌晨刘呈德的援兵到达，此时，刘永超已经离城，当然不知有援兵入城。
天刚透亮，敌人即出城向王家屯庄进攻，但敌人兵力有限，只能冲击，却无力包围，我们则凭借屯庄的围墙抵抗。入夜，我们冲破敌人阻拦，向西北方向突进，抢占了由甘入新的白墩子。
敌骑紧追不舍。有几次总部也遭到突袭，连总部首长都挥枪上阵厮杀。
且战且退，在黄昏时分，我们退到了红柳园。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自从进入河西走廊以来，我一直想看看红柳的紫红色和粉红色的繁花。由于不是开花的季节，我只看到它的赭红色的枝条。
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在地图上标有它的大名，其实是个很小的屯庄，只有几家泥屋，还有几家客栈。由于甘新公路从此穿过，它像一个古代驿站，供过往旅客休息、打饯。
它的四周全是青沙石戈壁，生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的骆驼刺，干硬刺手。中部有一堆一堆坟墓似的风化岩和沙丘。路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像一条死蛇，鳞光闪闪。河床西边一丛丛红柳，赭红色的枝条在沙风中摇曳。
我眼前老闪过刘永超那圆胖红润的脸，从王家屯庄突围西进时，竟没有来得及跟他告别一声。那不是我的疏忽，而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我们抓到的那个受伤的骑兵连长，在夜间不知被谁杀死了，他的头歪到一边，脖子被马刀砍断了，只有一片皮肉相连，……战士们对连日追杀我们的马家军，宁愿违犯政策受个处分，也要解解心头之恨。……没有什么可追查的，把尸体拖进沙沟里掩埋了事。
这是战争！
在红柳园，我们仅仅来得及喝几口水，吃一把炒麦，马家军就追上来了。这些坏蛋就像甩不掉的影子，紧紧跟随。也许张干事的形容更确切些：
“他娘的，简直像钻到肉里的蚂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