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矿井出入口观察，见到一个临时钢板桌子上，山风将几张格子纸吹起吹落。一个小组长，戴了矿灯，领着七八个或者10多个装备了的矿工走过来，停留在井口处等着。组长一人走近案头，与那位看护井口低矮老头儿打个招呼，弯腰用一只手按住飘飞格纸，用另一只手填写自己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填写他带班下井人数，或8人，或11人。都不填姓名，便了结了。老头儿用一只螺丝帽压住那几张纸，转身站在那座入口木门边，对这个小组的矿工象征性地进行搜身，看看谁是否带了烟卷火机。矿工们排个队，照例在老头儿面前稍做停留，让他在胸部摸一下，腰部摸一下，过，下一个走上前来，过，如是而已。这班人鱼贯走进那扇笨重木门，乘坐卷扬机，下井去了。
那扇木头门子不足两米高，很厚，许多观众早已在电视上见过，100多名获救者，就是从这里抬出来的。在我出发前来王家岭时，作家张平兄为我送行，他好奇地说：你最好去那个出入口探访一下，看看那个木门里头到底是个啥样子，里头到底有什么名堂！
及至到了王家岭，我代表作家小分队要求下井，未被指挥部允许：“你就不要添乱啦，再出个事故可受不了！”但我还是被特许进入到这扇木门里头，观看了一番。只见门内又是一间脏黑老大房子，是专门用来操作卷扬机用的。矿工们可以从这里乘坐运输矿车，顺坡而下，直驶千米之遥，走上工作面。这间大房子里头还有一扇高阔的大铁门，可以把地上与地下隔开。当没有工人上下班时，这扇大铁门就会关闭。否则，井口风大，会把开机器的操作工吹刮得受不了。我去时，当班操作工是个精瘦而又疲倦的年轻人，头盔压不住他脏草般的漫乱长发。他那久未梳理的容颜加上残破装束，足可以与乞丐流浪儿混为同帮兄弟。
我举起相机，他便指指自己的脸说：照吧！
他是不是农民工？反正他与大房子外面那个守门老头儿做伴儿，好像一个村的。二人那模样，比行为艺术家还酷。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整个一片脏乱差。
王家岭农民工和他们亲属的困境，折射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种种现象，实在无法回避。
国企改革了，而所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都走了“减员增效”这条路子：不论是中煤集团、中建集团，还是中铁集团，冶建、电建、水建、化建，哪一家都大量雇用了农民工和临时工。他们没有接受过多少培训和学习，头天还在小饭店帮厨打杂，今天来了就下井，就工作，工程结束即各回各家。他们是工人，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加班超时常态化，却没有工人的名分；他们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更别提社会保险、福利待遇了，也就没有起码的安全保障，在底层！有事找你们包工头，跟企业说不着，谁带你来的？
一句话，所谓国企改革，就是谁也不愿意养工人，谁也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所谓国企改革，不是向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要效益，而是向甩掉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效益。
矿山悲歌，就是这样谱写而成的。让我们倾听农民工的诉说——
来自河南叶县的农民工李国宇，是最早被救上来的9名矿工之一，他对作家鲁顺民说：我们9人里边，最大一个张创业58岁了，最小的28啦。各家都在农村受苦。挖煤危险，谁不知道？就是能够见点儿现钱呗。老乡们都从电视上知道我上来了。我上来头一个说话嘛。人家问，你叫啥？我说李国宇。多大了？38。哪里人？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城关乡三里关村。我一口气就给他说了一溜儿。电视上播，全县马上传开了。我老岳父80多了，哭着说要替我死哩。老岳父刚开始不知道，他看着不对劲啊，一群人在那里叽叽喳叽叽喳说话，一见他就不说了。听说我出事后，躺倒了，输液输了好几天。
家里把后事都给我安排好了。我大哥说，如果你死了，你那两个孩子，矿上抚恤那笔钱，先给大儿子盖房子，剩下的钱供他上学也可以。老二我给你养活。他还说，弟妹想走就走，不想走就在，反正孩子咱不给她。
我老妹也打电话，说你回家想吃啥老妹给你做。我说，我可想让你做一碗红烧肉哩。她哭着说，你回来我给你做。
我家4个孩子，老大亲，老末娇，挨打受气正中腰，我老二，我不捣蛋行吗？上学时候，我跟八个老师同时吵架。吵完搬着凳子回家，凳子是自家带的嘛。
全家2亩7分地，玉米下去种小麦，小麦下去种玉米。靠种地哪里来钱，费用大，刮地，犁地，收割，打农药，收割机，打麦机，贵。地不来钱人就不下力。我出来之后，地都是我爱人种。收割时候，过去是麦客，现在用机械。
我在深圳、广州都干过。做过皮鞋，在海南岛卖过化妆品，浙江有个李字蚊香知道吗？做过蚊香。也在山西绛县打过松疙瘩，就是炸油条用的松油。我还做过建筑。这是头一次下井。
伤好了我还得回矿去。为啥？负担太重，还得挖煤。咱无智，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不能趴下，趴下啥也不成。伤好了还得回去。小儿子超生，罚得太厉害了，一家伙罚了9万。在井下我没有绝望。我自己觉得还能活10天，10天之内我一定能出去。净想两个孩子，小孩子才两岁。那天孩子来看我，在我脸上啪啪啪直亲，抱着下不来。记者们都拍下来登报了。他奶奶打电话给我说，养个娃真比个狗强。当时生下来，有人说卖了吧。给3万。我说不卖，是个小子哪能卖？
媳妇今年36岁。我天天在窗口往楼下看媳妇，今天没看着，我打电话，说你干啥去了，她说她来了，站在楼底下，看你没看着就回去了。家属们妇女打车从河津来医院，在楼底下瞧老公，每天都在楼下抹眼泪，光会哭。
——李国宇却不知道，在他被困井下的3月31日，他的家乡河南省也发生了一起大矿难：伊川县国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4月6日已导致40人死亡，6人失踪。
两起矿难相隔如此之近，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不得不在晋豫之间来回奔走。
被救农民工杨甲国，是山西翼城县中卫乡人，今年27岁了，他说：我是个倒插门，我哥娶媳妇过大礼，六七万，房子，至少也得七八万，没有十几万下不来。所以我就倒插门，只花了一万。你看，这一万和十几万，是个甚概念！
我们那个村子只有二年级，为了儿子念书，我只好到城关租房子住。种地几乎就是白干。种的时候我和家人种一下，收的时候再收一下。我们那个村里有煤矿，包给一个外地人。全村人每年的电费就由矿上包了。每人每年给1吨炭。现在小矿也给整合没了。
我们来干活，基本上就是小包，包工头从项目部拿下活，他这个账就是乱算。去年的钱还没有结算完，今年还没有拿到钱。正好说28号下班后，上来发工资，当天就出了大事，结果工资没拿到，给发送到医院来了。
来自河南内乡县师岗镇的农民工时关中说：
不挖煤咋办？兄弟4个，我老四。9岁上爹没了。二儿子去年拾煤渣，渣山塌了，孩子被埋在里面，下半身的皮被煤渣连刮带烧弄没了，就像电影《新龙门客栈》，那个人困在沙子里，腿上肉被沙子刮走只剩骨头了。现在到处看病，我大哥落下一屁股债。没办法，大侄子今年初六也下了煤窑。
我断断续续下过七八年煤矿，每年出来干两三个月，大矿小矿黑矿都干过。在灵石我见过矿难。抬出死人哐的一声扔在车上，哪能分出那是谁啊。
我去年来这矿上干了一个月。当时说好3000多，但是不兑现，不干了还压住钱不给。今年只好又来了。但工资从去年的每天120元压低到每天80元，一个月能挣2400元。28日那天，我们原本计划要闹罢工的，要兑现工资，工头来说好话，就又下去了。结果就遇上出大事，差点把命送了。
被救矿工武林果来自河北藁城，他说：我以前在太原古交、在交城都干过。干这一行有10来年了。啥也不行啥也行。我一月挣3000，最高挣过5000多。包工头说话不算话，开始说一个班150块钱，后来成了100块。包工头换过好几个，他们想跑也跑不了，工程处扣着他的钱。工程单价太低。
老婆跟着我在矿上租房子住。两个孩子在河北跟着我爹。大儿子，上高三，离高考40多天。我遇险不叫他知道，开始的时候他看电视，同学们也跟着吵吵，后来知道我获救了，他才打电话哭。孩子考大学咱不能影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