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圣颜大怒
——信阳事件定性“反革命复辟”
信阳地区大饥饿情况调查报告一波三折终于上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闹得他彻夜未眠。
这一夜，毛泽东悲愤难平，看完关于信阳地区发生大饥饿事件的报告后，他泪流满面，直呼“愧对百姓”。
当晚的值班卫士回忆说，凌晨两点多钟，他进去为主席加开水时，看到主席满面泪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顿时紧张，赶快去拿热毛巾。再进来时，主席问他：我们是革命派还是反动派？
卫士虽然一时难搞明白主席为何提出这个问题，仍能立刻回答：“我们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革命派是为人民服务的，欺压人民的才是反动派。”
的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不难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毛泽东喜欢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讲革命道理。
毛泽东对卫士说：“可是你们家乡饿死了许多群众，还有安徽、山东、广西，许多地方都饿死人了，死了不少。比欺压人民还严重，比反动派还反动！”
信阳大饥饿事件让毛泽东震怒，他气愤地说：“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九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定性，大大超出人们意料。谁都知道，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许多人也清楚，信阳乃至全国的这场大灾祸，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人祸”绝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极“左”路线。或许，人们更希望中央最高决策层能从这场大饥饿悲剧中清醒过来，认真反省政策及指导思想方面的严重失误，而不是把责任推给“阶级敌人”。
但是，毛泽东既然一锤定音，中央高官无一敢有不同声音，除了附和毛泽东的论调，还得下工夫查找“反革命复辟”的事实依据，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处理问题。
面对毛泽东如此严厉的批示，各级领导不能不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行动，短短几天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组成庞大的工作团，迅速赶赴信阳，充实到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民主革命补课”做先期准备。
对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来说，“出乎意料”已不算什么，中央领导人纷纷而来，中央工作团神速而至，如此大的阵势令他惊恐不安。此时的吴芝圃已无法再像几个月前面对中央监委调查组那般故作镇定了，他着实慌了手脚。
然而，慌了手脚的吴芝圃未乱方寸，从政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也急速组织了一支700人的干部队伍赶赴信阳，迅速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
至此，中央、河南省委两级共组织了1300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赴信阳地区，可谓兴师动众。
吴芝圃到达信阳的当天晚上，急忙召开地委常委会，当场宣布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停职检查，由省农工部部长赵定远主持信阳地委工作；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职位均由省里来人接任。原信阳地委九名常委只留下行署专员张树藩和监委书记邱进敏，其他全部撤换。
被宣布解职的几名常委当场惊呆，顿显失魂落魄之态。只有路宪文很快恢复了常态，长叹一声：“也该啊，谁让我路宪文对省委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吴芝圃立刻斥责道：“省委没指示你饿死群众！信阳地委的问题、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今晚暂且不论，眼下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句话——服从组织决定，认真反省错误。”
吴芝圃的“组织决定”其实并未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他只是分别向几位常委打个招呼而已。省委在用人问题上向来以第一书记的意见为主，这似乎早成惯例，所以无人反对他的决定。
但吴芝圃改组各县领导班子的计划出乎意料地被中央工作团打乱了，中央工作团决定：各县、社一二把手大部由中央工作团干部担任。
中央工作团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止吴芝圃安插亲信，以达到遮天蔽日掩盖矛盾的目的。吴芝圃自然明白中央工作团意图，但他无可奈何，只有服从。
1960年11月20日，由中央监委、公安部、中组部联合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列举的大量情况无不是在印证毛泽东关于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之定论。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权，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初步审查的情况是：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39人中有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工作组将上述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坏人拉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一些中央大员的讲话也同样极力诠释毛泽东的论调。
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一次讲话中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十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十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担任中央工作组副组长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次讲话中说：
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次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徐子荣还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担任中央工作组组长的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也说：
从信阳和其他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1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9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1个当过伪保长，1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委员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一些大员的讲话看似有根有据，但以此证明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显然牵强了。
比如，说九个县委书记娶地主的女儿做老婆，以此判断他们是“反动阶级的利益代表”，并无说服力。有人就问，中央领导人中有娶了大资本家的女儿做老婆的，还有不少高官的老婆也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反动阶级的利益代表”吗？
比如，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及几个县委书记、副书记出身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家庭”，因此把他们说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同样不具说服力。因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出身旧军阀，能说他们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吗？
比如，称信阳的大批干部以“反右倾”作掩护，大搞“反瞒产”、大搞阶级报复，饿死群众是“阶级敌人大谋杀”，谁能相信？因为“反右倾”、“反瞒产”都是中央、省委的部署，下面的各级干部都是忠实的执行者，饿死群众若是“谋杀”，也该上面负责，怎可归罪基层领导？
至于说信阳地区的各级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就更离谱了。以潢川县为例，称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这种结论无人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怎可能挑选“国民党反动派”掌权？
如此种种，令人疑窦丛生。但许多人明白，这是“政治需要”，而且是最大的“政治需要”，因为关于信阳事件的一切说法和做法都必须配合“最高声音”。
既然如此，新的政治高压便不可避免了。
就在地、县领导班子彻底改组之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中南局书记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的陪同下也匆匆赶往信阳。这些共产党决策层的高级领导人物似乎被毛泽东的批示搞得措手不及。
负责接待的行署专员张树藩把李先念等迎进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在会议室刚落座，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便先说话了。他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被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发生这么大的事了吗？”
地委领导班子改组，张树藩被留任，许多人把他视为信阳事件中的英雄。但此时的张树藩十分冷静，他不认为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只是责任轻点而已；他也不赞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路宪文，更反对把路宪文说成“罪魁祸首”。所以班子改组后张树藩很少说话，尤其是对涉及谁是谁非、领导责任的话题尽量回避。这次负责接待中央和中南局的领导，张树藩本不打算多说话，但听吴芝圃这么一说，他觉得不能不戳穿谎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