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看见爷，就丢掉小哥朝爷跑去，妈和大哥把爷爷弄回屋去，家里刚刚得到的一点快乐又消失了，妈妈的计划全部成了泡影。妈把小哥叫到身边说：“都是走哪了，回去找。”妈就领着大哥和小哥出去找那十块钱。我坐在爷爷的身边，爷爷两眼空空地望着屋顶，那眼睛像两口深深的枯井。半天，爷爷才用他的右手抓起他的烟嘴。可是烟包里空空的，没了烟叶。爷爷吃力地坐起来，掀起被子，他把烟袋踩在右脚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烟锅烟嘴和烟竿分开。爷说：“乖，把刀给爷拿过来。”我把刀递给爷，爷用刀把烟竿劈开了。在爷爷劈开烟竿之后，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烟油气，我看到劈开的烟竿芯里积满了黑乎乎的烟油。爷爷小心地用他细长的指甲盖一点点地挖着竿芯壁上的烟油，而后又用一根火柴杆去挖烟嘴和烟锅里的烟油，烟油一点点地积在一片发黄的旧纸上，慢慢地堆有一粒枣那么大。爷爷两眼死死地盯着那堆烟油，他的手有些发颤，爷把那堆烟油捂到嘴里，我看到爷爷脸上的皱纹极其痛苦地伸展着，最后那堆烟油艰难地从爷爷的喉头滑过。爷爷抓住我的小手，我看到爷爷的眼里滚动着泪水。爷苍老的手握住我的手，使我感到恐惧。半晌爷爷才说：“乖，去吧，找妈去吧，爷爷要睡觉了。”
爷爷轻轻地躺下去，爷爷说：“来，给爷盖好。”我帮爷爷把被子拉到胸前。爷爷说：“还拉，盖住爷的脸。”
我就又拉，一直把被子往上拉，一直到盖住爷爷的脸。
爷爷躺在那里，我已经看不到爷爷的脸了，爷爷只露一只土黄色的手在外边，我想把爷爷的手放到被子里去，可是我没敢，爷爷就那样睡着了。那天我没敢动，我先站在门口往外望，我没有看到妈和哥，我又不敢再回到爷爷的身边去，我就搬了一只小凳子在门口边的太阳里坐下来，我一直等了很久妈才回来，我对妈说：“爷睡着了。”妈没有哼声，妈黑搭着脸儿，小哥小猫似地站在门边，钱没有找到。妈去忙她的了，爷爷就一直那样睡着。等到天黑妈去叫爷爷吃饭的时候，爷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凉。
到后来我才明白，在爷爷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的身边，他的儿子却跚跚来迟。三年过后，当爹从劳改农场里归来的那天晚上，爹就带着我们兄弟三人给爷去上坟。爹久久地跪在爷的坟边，他低低的哭泣声像河道里的寒风一直在爷的坟边响了很久。
九
在我的记忆里，1967年的冬季是最寒冷的一年。那一年的颍河里封了凌，宽阔的河面如同一面大镜子，我坐在被窝里也忍不住发抖，这使我分外思念爷爷，思念爷在牲口屋里燃起的火。在接近春节的日子里，俺爷的去世无疑对我家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妈领着我们兄弟三人头戴白孝在镇子里挨家挨户地磕头，刘秧子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一户一户地记，三块两块，五毛八毛，最终给爷爷置了一口白茬薄棺。大年初一俺妈领着兄弟三个给爷上坟，回来饭没吃就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人家的孩子都穿红佩绿地在街上跑来跑去或到邻居家去拜年，可我们兄弟几个都坐在被窝里，目光散淡地望着灰色的墙壁，望着俺妈那张灰黄的脸。妈就那样躺着，不吃也不喝。到了初二，大哥悄悄地出了门，一会儿，婶子大娘来了三四个，妈见有邻居来，不得不坐起来。妈头发纷乱目光无神，泪还是一打一道地流。
大娘说：“起来，起来吃饭。不吃饭能中？人是铁饭是钢。”
妈说：“不饿，一点也不想吃。”
婶子说：“你得想开点，不为别的，就为这三个孩子，你万一有个好歹，孩子咋办？”
妈妈无言，妈看着我们，妈的眼睛暗淡无光，那眼睛却使我们感到温暖，使我们心里有个依靠。
大娘说：“别愁，没有过不去的事儿。那一年跑反难不难？一会儿新五军，一会儿黑马团，咱几个就在玉米地里趴着，飞机从头上嗡嗡叫着飞过去，在咱前边屙个炸弹，炸得土落了咱一身。秧子他小姐不就是那一回炸死的吗？胳膊挂在了树枝上，咱都吓得要死要活哩，那难不难？咱不都过来了？”
后来婶子大娘又给妈出了主意，让妈去给供销社食堂里推麦面。婶子说：“起码也能管着几个孩子吃饱肚子吧？”妈说着着也来了精神。跑去给管食堂的刘兴生一说，就成了。刘兴生也是俺的街坊邻居，当年他去供销社干事还是俺爹推荐的。这样俺妈就忙着准备推磨用的东西。刘兴生答应先借三十块钱买一盘石磨，往后再用推麦面的工钱慢慢地还。俺家买来的那盘石磨是白马牙石的，片大，就支在俺家的当门里。
过了十五，俺妈就去供销社里领了一袋麦子，六十斤，没到天黑就推完了，妈没顾上拍打拍打满身的面尘就把面送到食堂里去了，我们劳动的报酬就是微薄的工钱和剩余的麸子。妈领着我们再把麸子推上两遍，下面就是我们的食粮。从此，在黑夜降临的时候，我家就会响起呼呼的石磨转动的声音，因为白天大哥小哥要上学，妈还要去生产队里去挣工分。在那些冗长的白天里，我一个小孩子孤独地守着家，我常常望着那盘石磨发呆。石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一到夜晚那石磨就呼呼地转起来。磨盘上堆着山尖一样的麦子，麦子在石磨的转动里一点点地塌陷下去，石磨吃着麦子的声音使我兴奋，于是那些日子里我非常憎恨白天，我渴望着黑夜的光临，一到黑夜我就会听见石磨转动的声音了。可是后来，当我们兄弟坐在一起谈论往事说起家里的那盘石磨时，小哥说：“我怕天黑，可天又总是黑得那么快！”哥的话使我吃了一惊。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大哥和小哥为什么害怕黑夜的降临，对于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多么地残酷呀。那一年大哥十四小哥十二，—个十二岁的孩子一到天黑就要抱着磨棍像头驴子一样在磨道里转圈，摇曳的油灯使他的小脸恍惚不清，他的腰够不着磨棍，只有把棍横在胸骨上。为了减轻磨棍对胸骨的挤压，他不得不把双手翻垫在磨棍下，他们在用力地推着，为了让母亲少出一些力，一圈一圈，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他们童年的幸福全都被泡在那呼呼的石磨转动的声音里了。在那些日子里，大哥、小哥和我持着相反的心理，我渴望黑夜，渴望黑夜来给我赶走孤独。而我的两个哥哥却害怕黑夜降临，他们的身体实在是难以承受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呀。他们有时推着推着就会趴在磨棍上睡着，那个时候妈就停下来，把我们一个个地抱上床去。妈一声不哼，她会重新抱起磨棍呼呼地推动石磨，她朝前探着身子，两手抓住磨棍，磨棍深深地吃到妈的肚子里，妈脸上的汗水在微亮的光线里闪耀。为了支撑这个家，妈就这样推呀推呀，日子就在这磨声里一天天地碾过来。我们在石磨的转动声里醒来又在石磨的转动声里睡去，在那些日子里，明亮的月光闪灼的星星开满小黄花的河岸和一张张远去的白帆都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只有那石磨的转动声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在那些日子里，细细的春雨声欢乐的柳笛声粗犷的颍河调子都像风一样飘离而去，只有妈妈推动的石磨声如血一样流进了我的血脉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转眼到了1968年的春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镇上的大喇叭里开始通知全镇的党员去参加会议。那个时候妈就会停下手中的活仔细地听。可是从头听到尾也没有妈的名字。妈说：“咋没叫我哩？”妈的神色显得慌张。大喇叭又响时，妈就对哥说：“听着，都听着，听听有我没有。”
喇叭不响了，大哥说：“没有。”
妈又问小哥：“你听见没有？”
小哥说：“没有。”
妈喃喃地说：“咋会没有哩？”那一天妈神不守舍、丢三忘四的，大喇叭一响，妈就会停下手中的活，仔细地听，她屏住气，听完后就喃喃地说：“咋就没有我哩？”妈说：“一定是把我写忘了。”她在心里盘算着，以前开党员会哪一回也没少过呀？这回咋忘了哩？妈黑夜里白天盼望着有人来通知她，说：“叫你开会哩，你这几天咋就没去开会哩？”可是没有谁来叫她。到了第四天头上，妈实在坐不住了，天没黑多大一会儿，就把我安顿在床上，妈说：“今个不推了，都好好地歇歇，我上恁大娘那儿找个针，一会儿就回来。”
半夜里，小哥醒来，他的腿没有蹬住妈，他就把大哥叫醒说：“哥，咱妈哩？咱妈咋还没有回来？”大哥点上灯，床上果然没有妈。大哥有些慌，大哥说：“穿衣裳，出去找去。”大哥把我也叫醒，给我穿上衣服，我们兄弟三人就出了门。春天的夜风还有些凉，我们哆嗦着越过大堤，看到妈要去找针的大娘家瞎灯灭火。大哥说：“妈没有在那。”
我们就一起来到大街上，大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哥突然说：“对了，妈八成去大队开会去了。”大哥就领着我们沿着大街往里走。到了大队门口，就有嗡嗡的说话声从大队部里传过来，明亮的灯光从门缝里窗子里透出来，照亮了一片地。我们迟疑了一会儿朝西走，快到门口时，突然从一棵树后闪出一个人影来，是妈。妈拉着我们就往回走。那天晚上妈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妈坐在床上望着那盘白牙石磨痴痴地发呆。
第二天刘秧子来了。刘秧子那个时候已是大队里的支部委员。刘秧子来到我家坐在那儿闷闷地抽烟，好大一会儿才对妈说：“哎，没办法，叫退就退了吧。”
妈说：“你拍拍胸口，说我亏不亏？”
刘秧子无言。
妈说：“你说说看，俺哪点对不起党？”
刘秧子仍旧没有话，他坐在那儿闷闷地抽着烟。
妈说：“你说说看，俺啥时给党不一心？”
妈的手在颤抖，妈说过那句话之后再也没有对刘秧子说话，妈用衣角檫擦泪，站起来走到屋里去。刘秧子把烟头扔在地上使劲地用脚拧一下也勾着头走了。可是妈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一道，我知道，妈那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华丽的辞藻。
现在，妈的头发已经花白，妈的背已经驼了，她老人家用汗水把我们兄弟抚养成人，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都能治钱了，可是妈还在辛勤地劳动着，妈每天还要到镇子里个体户开办的脱水厂里去领一百斤蒜剥。妈瘦小的身子蹲在那里用刀一朵朵地切蒜头，妈瘦小的身子还要跳进缸里去使劲地把泡好的蒜皮崴掉，妈瘦小的身子坐在桌前把一个个白亮的蒜瓣捡出来，妈的腿和脚被蒜毒烧破了皮，一块一块地红肿起来……妈，我一看见您这么大的年纪还在那里累死累活地干，我的心里就发酸，妈，儿子用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儿子不能帮您，儿子不能使你从繁重的劳动里解脱出来，妈，我的心被这铁一般的现实撕裂着。我远远地看着妈坐在那儿一朵朵地切蒜头，泪水就忍不住地流出来，这使我深深地感到人生的艰难。
1991年8月作。
原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