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大都“兵不血刃”,就转了向了。我们浙江的改换五色旗,是十一月五日那时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风声,说就要发动。四日夜里尚毫不觉得有什么,次晨起来,知道已光复了。抚台已逃走。光复的痕迹,看得见的,只有抚台衙门的焚烧的余烬,墙上贴着的都督汤寿潜的告示,和警察袖上缠着的白布条。街上的光景和旧历元旦很相像,商店大半把门闭着,行人稀少得很。
一时流行的是剪辫,青年们都成了和尚。因为一向梳辫的缘故,为发的本来方向不同,剃去以后每人头上有着白白的一圈,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奴隶圈。这时候最出风头的不消说是本来剪了发的留学生了。一般青年都恨不得头发快长起,掠成“西发”。老成拘谨些的人,不敢就剪辫,或剪去一截,变成鸭屁股式。乡下农民最恋恋于辫发,有一时,警察手中拿了剪刀,硬要替行人剪发,结果乡下人不敢上城市来了。有的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帽里,可笑的事情不少。
当时尚未发明标语的宣传法,大家只在日用文件上表示些新气象。最初用黄帝纪元,第二年才称民国元年。在文字的写法上有好些变化。革命军的“军”大家都写作“”“民”字写作“”,据说是革命军与人民出了头的意思,“国”字须写作“”,据说是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的意思。这风气直至民国四五年袁世凯要称帝时还存着。
朋友×君曾以“国”字为谜底作一灯谜云:“有的说是民意,有的说是王心,不知这圈圈内是什么人。”国字旧略写作“国”,×君的灯谜,是暗射当时的时事的。
“现在是民国时代了,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如果在前清是……”光复后不到几年,常从顽固的老年人口中听到这样的叹息。记得在光复当时,人心是非常兴奋的。一般人,尤其是青年,都认中国的衰弱,罪在满洲政府的腐败,只要满洲人一倒,就什么都有办法。当辫子初剪去的时候,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我个人说,也许是年龄上的关系吧,当时的心情,比十六年欢迎党军莅境似乎兴奋得多。宋教仁的被暗杀,记得是我幼稚素朴的心上第一次所感到的幻灭。
光复初年的双十节,不像现在的冷淡,各地都有热烈的庆祝。我在杭州曾参加过全城学界提灯会,提了“国庆纪念”的高灯,沿途去喊“中华民国万岁!”自六时起至十一时才停脚,脚底走起了泡。这泡后来成了两个茧,至今还在我的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