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林《屈原“放逐”说质疑》：“在确属屈原所作的诗篇中的确找不到他被放逐的内证，所能证明的只是屈原在白起拔郢后，因其先前已被罢官免职，成了闲散的贵族，故不能同王室一起迁往陈地，为避秦军兵锋只好流亡江南，后见南郡、黔中郡均已沦入秦人之手，楚国强盛无望，于是自沉汨罗。”
一次疏放说。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屈平既疾之，虽流放，眷顾楚国，心系怀王……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汉班固《离骚赞序》：“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至于顷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章句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王乃疏屈原……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九章章句序》：“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原于怀王受之有素，其来汉北，或亦谪宦于斯，非顷襄弃逐江南比。”
郭沫若《屈原研究》（页18）：“屈原第一次见‘疏’，并不是‘放逐’。而屈原的被放逐是在襄王时代。……但不幸的是《屈原传》在见‘疏’之后，被‘迁’之前，又用了‘放逐’两个字，被人误解了，便生出了屈原两次被放逐的揣测。……他的遭放逐应该在襄王七年或其后的一二年中……他被放逐的地点是在汉北。”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史记·屈原列传〉疏证》（《姜亮夫全集》，卷八，页12）：“屈子放逐，仅此一次。”
赵逵夫《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屈原与他的时代》，页335—336）：“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其地在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官……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屈原生平中一段重要经历的具体情况，对屈原被放汉北的‘放’，有了更确切的了解：‘放’是谪迁之意，非废官放逐。正由于这样，他在怀王二十九年才能再次回到朝廷。”
二次放逐说。
汉刘向《新序·节士篇》：“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阑、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37—42）：“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次在怀王朝，一次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之。……其再放江南，约在顷襄王之十三四年。”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页68）：“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放于汉北。公元前296年，顷襄王三年，被放至夏浦。”
姜亮夫《论〈远游〉及其它》（《楚辞今绎讲录》，页49）：“屈子这个人是楚国的宗室、受怀王的信任，后来被人谗害，两次放逐。”
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屈原在怀王三十年前只是被疏而并未被放逐；屈原的初放当在怀王三十年，原因是‘谏武关之会’，地点在汉北；屈原再迁于顷襄王四年仲春，地点在‘沅湘之间’，汨罗一带。”
三次放逐说。
蔡彦峰《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楚怀王二十五年第一次被流放……顷襄王七年第二次被流放……顷襄王二十一年第三次被流放。”
自请放逐赴湘抗秦说。
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页146）：“屈原之被放江南，不特在顷襄王之世，且远在顷襄迁陈之后。此一放逐，实际情况有不尽如世人所理解者。其曲折幽隐之过程，俱见于《离骚》中，就《离骚》隐约语意观之，放逐事件之发生，实出自屈原本人意愿，经过与顷襄洽商，获取同意后，始得实现其事。”
孙作云《屈原的放逐问题》：“屈原一生中，共被放逐过两次：一次在楚怀王之世，一次在楚襄王之世。……由汉北、秭归、沅水流域的三地点及与秦国的战争关系上，可见屈原到那些地方的目的，皆是有所为而来。所有这些地方，皆是国境第一线，皆是受秦国侵略之地。以反秦联齐相号召的、主张自力更生的屈原，在被逐出国都以后，在家破人亡之后，偏偏到这地方来，即以实际行动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2.放逐地域
汉北说。
《楚辞·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清林云铭《楚辞灯》卷三：“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取，而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襄王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抽思》篇亦云‘指幡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自出，喻置身之高耳。若别举高山，便无来历。由此推之，则原之迁此，何疑？”
清戴震《屈原赋注》卷四：“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详其地，以是篇考文，盖在汉北，故以鸟自南来为比。’又曰‘望南山而流涕’；其欲返郢也，曰‘南指月与列星’、曰‘狂顾南行’。”
赵逵夫《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说新证》（《屈原和他的时代》，页348）：“无论从屈赋本文，还是从历史、地理以及新出土的文字资料方面说，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都是事实。认为屈原未被放于汉北的诸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江南说。
《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及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又：《九章序》：“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宋朱熹《楚辞集注》卷四：“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卷四：“此江南即今之江南。”
汉北和江南说。
游国恩《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游国恩学术论文集》，页37—42）：“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次在怀王朝，一次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
陵阳说。
《楚辞·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清蒋骥《楚辞余论》卷下：“《哀郢》，从郢至陵阳也。旧解于陵阳未有确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今案，陵阳县两汉属丹阳郡，志云：‘今陵阳故城在池州府青阳县六十里。’此地据大江，在郢之直东，窃意原迁江南，实在于此。”
聂石樵《从放逐到沉江》（《屈原论稿》，页44）：“屈原于顷襄王二年被放逐，仲春甲之日早晨，沉痛地与故都的国门告别……从夏首东下，经过洞庭、夏浦（今汉口），最后到达陵阳（陵阳在何处不可考，蒋骥认为是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之陵阳，但屈原的行踪未必到达这里，所以不确切）。”
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蒋骥推测屈原所放逐的池州‘陵阳’，在汉代属‘丹阳郡’，其地在‘东楚’范围，显然与汉人所指明的屈原放逐地域不符。”又《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屈原《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涉及的‘陵阳’，既然不可能是属于‘东楚’的丹阳郡‘陵阳’……我看还是不把它当作‘地名’为好。据洪兴祖《补注》‘陵，一作凌’，王逸《章句》注此句为‘意欲腾地，道安极也’，可知‘陵阳’又可作‘大波陵阳’解。”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页67）：“这是第二次放逐。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岁。其日期与路程，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由此可知《哀郢》叙的是由郢都向东至夏浦的路程，《涉江》叙的是由鄂渚向西南至溆浦的路程。夏浦与鄂渚都在今汉口附近，故这两篇显然是相接的。”
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页55—63）：“屈子放逐路线为：1.方仲春而东迁（《哀郢》）……2.去故都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哀郢》）……3.过夏首而西浮（《哀郢》）……4.将运舟而下浮（《哀郢》）……5.今逍遥而来东（《哀郢》）……6.淼南渡之焉如（《哀郢》）……7.乘鄂渚而反顾兮（《涉江》）……8.上洞庭而下江（《哀郢》）。”
张叶芦《屈原见到郢都沦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为了更清楚起见，特绘《〈哀郢〉〈涉江〉屈原放逐行踪示意图》（图略）如下……序数说明：①方仲春而东迁（《哀郢》）；②过夏首而西浮（《哀郢》）；③今逍遥而来东（《哀郢》）；④淼南渡之焉如（《哀郢》）；⑤旦余济乎江湘（《涉江》）；⑥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涉江》）；⑦乘舲船余上沅兮（《涉江》）；⑧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涉江》）；⑨入淑浦余儃徊兮（《涉江》）。”
周建忠《屈原“流放江南”考》：“鉴于屈原生平记载的较多缺项，只好选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屈原的放逐路线作出界定：1.《哀郢》‘发郢都而去闾兮’；2.《哀郢》‘遵江夏以流亡’；3.《哀郢》‘过夏首而西浮兮’；4.《哀郢》‘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5.《涉江》‘旦余济乎江、湘’；6.《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7.《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8.《涉江》‘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9.《涉江》‘入淑浦余儃徊兮’。”
（五）自沉
1.自沉诸说。
汉贾谊《吊屈原赋》：“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汉东方朔《七谏》：“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
汉庄忌《哀时命》：“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
汉王褒《思玄赋》：“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汉刘向《九叹·离世篇》：“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廷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
汉扬雄《反离骚》：“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之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知兮。’遂自投江而死。”
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闻望之解舟》：“世传原沉流殆与称太白捉月无异。盖平《怀沙》既作之后，文词尚多，岂真绝笔于此哉？所言‘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章句所载‘吾宁葬身鱼腹之中’，此亦乘桴浮海之意，孔子岂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尝有捉月事乎？……屈原自投汨罗，此乃祖来传袭之误。”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一〇八：“又闻李季章说屈原未尝投水，盖将从彭咸所居等语，有此意而实未然也，虽新奇亦有此理。”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所论，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辟洪兴祖等谓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汨罗之诬。”
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页254）：“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与我们相摩相荡！呵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陵。’呵呵！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
潘啸龙《楚汉文学综论》（页60）：“后世无数志士仁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才临流扼腕痛惜于屈子的逝去，才衔泪含悲，‘想见’于屈子之为人吗？”
2.自沉之因
愤世说。
汉班固《离骚赞序》：“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
汉王逸《离骚序》：“屈原自放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罗，自沉而死。”
范正生《屈原沉江的历史原因》：“时代造就了伟大的屈原，也造成了他的自杀，他的自沉江水是其自身素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殉国说。
汉班固《离骚赞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自投汨罗。”
宋朱熹《离骚经序》：“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四：“迨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余望矣，决计自沉。”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页216）：“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从这些来推测，他的自杀必然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逃难，在陈城勉强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
廖化津《屈原自沉考——兼评吴郁芳、章培恒、潘啸龙等先生屈原自沉与殉国难无关》：“（一）屈原殉国难，与屈原自白正相符合……（二）屈原殉国难，与历史记载也正相合……（三）屈原殉国难，与当时形势也正相符合……（四）屈原殉国难，与汉人辞赋也大多相合。……屈原之死，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自沉于江水中，故他的殉国难，不易为人所了解。”
洁身说。
《楚辞·渔父》：“安能以身之察察，爱之汶汶呼！……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楚辞·离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潘啸龙《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为了保持清白峻洁的操守，捍卫自己毕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庄严宣告：‘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恨，怀石自投于汨罗江中——这就是诗人在绝命前的《怀沙》中，对于自己为何沉江所作的愤懑自白。”
吴郁芳《屈原不是自杀的》：“屈子最后确实是投江而死，但这并不是所谓的：绝望自杀、悲愤自杀、遭谗自杀。综观屈子在流放待罪期间的作品，尽管死神始终盘旋在他的头顶，但他并不想死，甚至还错误地以为楚王不致真的赐他一死……这不可避免的死，只可能是‘君赐臣死’。”
殉道说。
李泽厚《古典文学札记一则》：“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尽管屈原从理智上提出他之所以选择死亡有某些理论或伦理上的理由……但他不愿听从‘渔父’的劝告，不走庄子、孔子和‘明哲’古训的道路，又说明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这种情感上的‘决不能活’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融入了、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
曲德来《屈原的“乡土之情”、气质与人格新论》：“屈原人格理想追求上所存在着的内在和外在冲突，使屈原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人格，反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内在心理冲突和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使他在楚国只能处于绝望，并在内心里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但是，内在外在的冲突终于使他的追求成为泡影，一无所获。当现实向他充分展开了这一切以后，屈原承受着双重的重压和绝望。一切都破灭了，一切都失去了，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死并未能解决屈原所面对的冲突，但他却以死超越了一切，摆脱了一切。”
吴龙辉《屈原自杀的文化心理根源》：“从屈原的人生背景和他本人的人生追求来看，屈原的人生选择和生命意识中潜存着一个自杀情结。构成这一自杀情结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两美必合的人生定位；（二）时光飞逝的人生恐惧；（三）超越现世的人生归属。”
殉楚文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