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团推动。民族认同发生的表现之一，是一些最先感悟认同的民族精英分子利用各种既有的社会机构，或是经他们组建的专门组织，去宣传自己民族的存在，推动民族认同的发生和扩展。如美国土著印第安人，从语言、文化、族源等各方面看并非一个民族，但由于一般欧裔人早已把他们视为一体，加上一些印第安人中的觉悟分子创建了各种社团予以推动，所以，到本世纪80年代，声称自己种（民）族为印第安人又不能指明其所属部落的美国印第安人有将近四分之一，而1910年时只有8％，1930年时为11％。社团一般都由民族中的觉悟分子自发组成，不带有或较少带有官方性，这使他们的行为和宣传更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因此，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认同扩展形式。
4．国家促进。国家在生产和运行过程中，除了受阶级因素制约，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之外，还受民族因素制约，体现一定民族的利益。进入国家社会以来。只要有可能，民族的存在总是企望通过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族的利益也总是企望通过国家的职能得以维护和保证。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为了体现本国民族的利益，各个国家都总是利用尽可能多和先进的手段（包括传播媒介）极力维护国内民族的统一，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以国家为界限的民族认同的促进工作：单一民族国家极力维系原有的民族认同（同时也是维系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则极力推进以国家为界限的新的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为造就和扩展新的民族认同而竭尽全力。这里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民族认同的调整问题，调整方式不同，收到的效果也有不同。总的来看，这种调整方式有两类：一类是不承认国内某些民族（非主导民族、少数民族）的存在或其权利，极力消除建立在这些民族存在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另一类是在新生和肯定这些民族及其认同存在的基础上，着意培植与国家认同一致的民族认同，促使其发生、推进其扩展。前者因违背民族发展规律和被同化民族意愿而受到抗拒；后者则因顺应规律的引导而被各民族所易于接受。
民族认同的扩展不但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这是与民族共同体不但具有个体规模，也有层次序列的性状是一致的。民族层次的多重性决定了民族认同纵向延伸的必然性。这种纵向延伸的一般规律是：在民族认同发生的时间上，总是较低层次的族体先于较高层次的族体；在民族认同发生的速率和强度上，也总是较低层次的族体快于和高于较高层次的族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三点：（1）民族层次越低，族体规模一般也越小，在与外族交往过程中，参与交往的社会成员所占的比例较高，因而认同所需的时间较短，强度也较大。相反，随着层次增高而族体逐次增大，其族内成员与外族交往的比例相应减低，于是认同发生的速度和强度也就逐次减低。（2）民族认同的发生通常都是与民族利益的感悟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利益是全体民族成员利益的总和；族体越大，民族整体利益与民族成员个人的关系也越直接和密切，于是，民族成员对它的认同也便越直接和强烈；而族体越大，民族整体利益与民族成员个人的关系也越间接和疏远，于是民族成员对它的认同也便越迟缓和平淡。（3）族体越大，层次越高，其族体形成所需的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对其认同所需的主客观条件，如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交往范围、传播手段等需要也越高。民族层次的产生一般情况下与社会发展同步，由低到高，故民族认同层次的出现也必然要与之对应，由低到高。
纵向民族认同的延伸是随着民族层次的升移而推进的。其间，民族认同的横向扩展过程也始终是纵向延伸的具体内容。因为所谓纵向延伸，实际上也只是较低层次的横向扩展在较高层次上的新一轮重复，不同之处只在于认同的推进手段随着层次的递进而逐步提高罢了。
（四）自觉民族形成的顺序性及跨越性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把民族认同或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现在，当我们对民族认同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之后，这个问题也便更加清楚了。
1．从民族的最初产生来看，一般总是民族的存在先于民族认同的发生。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民族是人类相对隔绝的产物。没有各个不同地域内人群相对隔绝的文化创造，也便没有人类语言、习俗、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即没有民族。隔绝是民族产生的土壤，但却是民族认同发生的鸿沟。民族认同不可能在隔绝条件下完成。
2．从民族认同发生的过程来看，总是一部分民族成员最先发生认同，然后推及全族。于是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总有部分民族成员因不具有民族认同而使民族形成与民族认同的发生不能同步。根据族体大小与认同扩展速率成反比的规律，族体越大，完成认同的速度越慢，认同滞后于民族形成的现象也便越明显。
3．大量的次生民族中存在着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形成的现象。所谓外加型民族认同的发生，即是某一社会群体先被外界视为一族，又被自己认可而发生的认同。其民族的形成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发端的。类似外加型认同发生的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现象，也是先有认同发生，后有民族的形成。
所以，不论从民族产生的一般规律来看，还是从民族认同发生的具体过程来看，民族认同不能成为民族形成的标志，二者的形成并不同步，错位、脱节倒是正常现象。但是，也正如我们曾经谈到的，民族认同不是一般民族形成的标志，但却是自觉民族形成的标志。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是以有无民族认同界定开来的。自在民族虽作为族体已经存在，但它本身还不能将自己与外族有意识地区别开来，也即缺乏民族认同；而自觉民族则不但作为族体已经存在，而且它本身也能感悟到自己的存在，能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外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认同的有无便成为区分两种民族状态的界标。
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三种状态，既可同时并存于不同的社会之中，又可构成一个整体民族过程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具体民族而言，一个族体是否进入“自觉”，有时似乎与本身的发展程度并无明显关联。如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因不同的原因经常与外族交往接触，可能已是一个自觉的民族；而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因环境闭塞，也可能迟迟未能发生认同，而只是一个自在的民族。此外，由外加型认同发端所形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自觉的状态，但这并不是它发展程度的表现。然而，从总的民族过程来看，“自在”和“自觉”的确是民族发展的两个阶段。因为“自在”对应的总是原生民族早期的隔绝和次生民族的最初形成，而“自觉”对应的则是原生民族封闭的解除和次生民族较高的发展。此外，个别的、局部的“自觉”民族的存在和世界民族过程普遍“自觉”阶段的到来是两个概念，而后者则需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方可出现。
在整体民族过程中，自觉民族是民族发展的成熟阶段，但以民族认同发生为标志进入自觉则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潜民族到自在民族，经民族认同而进入自觉阶段。这是一般的发展进程，可谓之为自觉民族形成的顺序性；另一种是潜民族未经过自在阶段便先行发生民族认同，进入自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发展过程，可谓之自觉民族形成的跨越性。顺序性自觉阶段的进入是好理解的：潜民族共同体经较长时间的磨合酿就，逐渐滋生出共同的民族特征达至自在民族，然后经与外族交往产生民族认同达至自觉民族。然后从潜民族直接过渡到自觉民族的跨越性则是一个需多作说明的特殊过程。
从民族的一般形成来看，应是民族的存在先于民族认同的发生，但我们从上述民族认同的发生类型来看，除了自然发生型以外，外加发生型和转化型都存在着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存在的现象。民族认同先于民族的存在也即非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名义的假借，这正是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找到这种假借现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始终不渝地强调北美各殖民地的团结。他用以团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假借“民族”。他强烈要求北美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独立战争一结束，他就指出：“我们现在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不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就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如果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那么，就让我们在有着全体利益的一切问题中，以一个民族特性做后盾的整个民族来行动。”而我们知道，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人民从各自母国带来的各自的民族痕迹还很清晰，尽管因经济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联系，但远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特征，还不能说是一个“民族”，而只能说是一个潜民族。实际上，近现代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也都是被压迫人民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这里的“民族”也都是某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统称，并非一个民族却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假借的。阮西湖先生曾在对澳大利亚的民族状况作了考察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著民族开始觉醒，他们称自己为黑色澳大利亚人。有些澳大利亚学者称为泛土著民族意识。正是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土著居民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从政治需要，他们愿意是一个民族，从民族感情来讲，他们也认为所有土著为一个民族，甚至他们还制定了民族旗帜”。而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讲200—260种不同语言，500—600种方言，还远不能说形成了民族特征上的一致。新加坡学者D·布朗在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现象时指出，由于经济发展上的明显差异，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周边少数民族加深了与国家的矛盾，打破各少数民族间的所谓“泛民族意识”逐渐形成。如菲律宾的摩洛人过去是许多不同的语言集团和地方上的宗教集团，但自60年代以来，“他们的民族共同体观念已经改变，将所有的居民只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们自己即穆斯林，另一类则是菲律宾人。”在缅甸的克伦人当中，“从地方主义向泛民族意识的转变开始得更早些。19世纪初期，不同语言与居住地的克伦人还只是分散反对缅人的压迫。但到本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他们在宪法谈判中被出卖，便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出卖和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从而在泛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反抗。”显然，出于抗御外部压力的需要，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也对“民族”进行着假借，从而开始了从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当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象菲律宾摩洛人的例子，无疑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对“民族”的假借，而缅甸克伦人的例子又似乎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对“民族”的假借。
对“民族”的假借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A．D．史密斯以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民族主义者在其心理上已经确信他们的群体在道德和观念上是能够自我满足的，这已经在心理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然而，为获得这种资格，他们还必须向世人提出一些能够令人信服的社会因素，如共同的习俗、语言、宗教、天然的边界或独立的历史等。由于民族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为的确存在的民族主导或为假借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民族所主导的两种现象，所以，A．D．史密斯将前者称作有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withnation或ethicnationalism），而将后者称作无族性联系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withoutnation）。
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说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从民族的实际存在开始，而可能以假借的形式寄附在一种非民族共同体之上。各种潜民族在对立的群体和不利的外部环境面前，很容易因利益的一致或其他共同点在“民族”的名义下自我认同、自我感悟，从而使非民族共同体呈现出民族的色彩，最终造成向真正民族的凝聚和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潜民族的假借认同？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比其他共同体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它有根植于自然的渊源，人们可以从它身上观照自身的血统、归属、价值和尊严，因而它往往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和阶级因素，成为最具凝聚力、最能唤起人们认同的一种共同体。潜民族能够向自觉民族的跨越完全是由民族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毕竟是一种非常现象，所谓跨越实质是指民族认同先于民族其他特征的出现，但自觉民族的形成仅有这种认同的假借是不够的，它最终还需要自在民族阶段的补充。共同的语言、习俗和心理素质等民族要素最终还要填充因跨越而形成的民族过程空洞。没有这种填充，没有完备的民族要素，潜民族向自觉民族的跨越不能算是完成，自觉民族的形成也是没有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