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遭到主张中国应早日实现工业化的恽代英、杨明斋和杨铨等人的批评。恽代英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杨铨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对章士钊的“农国论”进行批评。杨明斋的《评〈农国辨〉》是其所著《评中西文化观》一书的第三卷，该文对章士钊《农国辨》的基本观点也进行了系统的批驳。瞿秋白发表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对章士钊的农国论作了严肃的批判，揭示了其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质。他指出：“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实在讲起来，托尔斯泰的农村——以至于章士钊之‘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一把锄头一把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他的发展不是清心寡欲论所能阻滞的；始终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而后至。”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这种批驳是有道理的。
四、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国革命中的民粹主义，其基本思想特征为：一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把它看作是丑恶、衰落、倒退的历史现象；二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怀恋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三是把农民看成社会的基本力量和历史主体，把人数众多的农民作为依靠力量，主张通过农民的解放而解放全社会。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点；对底层农民革命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过分强调，是中共党内“左”倾民粹主义重要体现。
（一）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中共党内“左”倾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视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量齐观的敌人。这种“左”倾民粹主义在建党初期开始萌芽，在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而达到高潮，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时有表现，一度出现侵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严重偏向。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只是笼统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确定为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强调“党应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中共最初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显然是不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进步成分，但它在中国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并不是“资本家的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相应地比较软弱。因此，中共将“资本家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企图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带有空想色彩。
中共对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认识，对于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却无益于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共必须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而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共二大确立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将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正确的。中共三大以后，决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将其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国民革命，这样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基本克服了中共建党初期的空想性和民粹主义倾向。
国民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很容易出现“左”的激愤情绪。在这种激愤情绪支配之下，很容易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应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党内很多人看来，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那么接下来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将斗争矛头对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尽早地实现革命性质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当中国的资产阶级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离开革命阵营之后，中共仍然坚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与中共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影响有关系，也与共产国际混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说：“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共同之罢工的方针。”还说：“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是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该决议认为，“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指示明显地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该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从资本主义变到社会主义，将要比十月革命有更多的过渡阶段，然需中国革命把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缩短得很多，比俄国一九○五年的条件之下所得出的速度起来，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要快得多。”“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亦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93页。这种企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迅速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对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它断言：“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认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必然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454页。这显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同起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公开阐述了“无间断的革命”理论。他分析道：“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因此，他提出：“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40页、639页。这些论断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从理论上得到根本纠正，反而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随后，李立三、王明等人也认为，革命一旦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李立三：《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红旗》第96期。同样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仅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而且还要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任何“中间势力”，将革命矛头同时对准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
俄国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是轻视民主主义，轻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思想特征在俄国革命中即有所体现，因而也表现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中，也更影响到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体现了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和批判。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严格区分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阐述了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包含着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批判和澄清了民粹主义，标志着中共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资本主义性质认识的飞跃。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因此，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8页。主张由落后的农业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直接回应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了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现代工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阐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两个革命”说。他指出，“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他明确强调：“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年版，第59—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