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致力于乡村重建工作，并最后选择了山东邹平作为实践其信念的基地，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面培养有志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一面指导邹平及其附近地区的乡村改造实验。梁漱溟等人从事乡村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并不是只做一些枝节工作，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愚穷弱私问题是农村的具体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几十年来外力的侵入，使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已经崩溃和动摇，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人民新的政治习惯做起。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他断定，乡村建设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本”，其他反而是“标”。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87—588页。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梁漱溟痛心疾首于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衰微，对现代化及都市生活充满了厌恶，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工商社会，“是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最要不得的地方！”他将挽救危亡之路寄望于知识分子离开都市到乡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以知识分子的德性与才智，指导、帮助农村恢复以伦理情谊为中心的“德治”社会。
与章士钊主张“农国论”相似，梁漱溟也赞同并主张“以农立国”，但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他反对走西方和日本“从商业发达工业”的道路，主张以农为本，先振兴农业，然后“从农业引发工业”。据此，他提出的乡村经济建设的基本构想为：“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他在《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只能走“以农立国”的路，而不能走“以工立国”的路的原因：“工业和农业有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工业竞争性大，农业则较和缓。我们用土法种地，比较可以立足；而用土法开工厂，是完全不行的。……再则工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是资本机器，适为我们所最缺；而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为土地，这在我们是现成的。”他强调指出：“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所以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也无好处。”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因此，梁漱溟主张中国只能走以农为本、“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理由：一、农业生产是中国国民经济几千年来的基础，关系着最大多数国民的生活，因此，以农为本，“促兴农业”，乃是巩固国本，为最大多数国民谋利益之需要。二、国际国内环境，不允许中国走欧美日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商业发达工业”的路子。三、中国在农业上的根基要比工业上的根基厚一些，故促兴农业较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为多。四、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之后，工业才有可能兴盛，而工业的兴盛，又将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五、西方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说明中国不应走西方各国的老路，而只能走“促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遭到了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批评。1933年8月，吴景超率先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针对梁漱溟的关于乡村建设实验必须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观点，指出要知识分子下乡搞乡村建设，用意虽然美好，但是不可能的。随后，吴景超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中着重批评了梁漱溟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具体方法：一、兴办工业，使一部分农民迁入城市，以解决农村人口过剩；二、发展交通，货畅其流，以解决农产品过剩；三、扩充金融机构，在各地遍设支行和代理处，“一方面收内地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独立评论》第118号，1934年9月。
吴景超接着发表了《我们没有歧路》和《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等文，继续阐述中国不能走“以农立国”的路，而应走“以工立国”的路，因为“以农立国”的路“是以筋肉方法生产的路”，而“以工立国”的路“是以机械方法生产的路”，前一条路“使人贫穷”，“使人愚笨”，“使人短命”，后一条路“使人富有”，“使人聪明”，“使人长寿”。他得出结论：“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道路，才可以图存。”陈序经着重批评了梁漱溟称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为乡村文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以中国乡村文化为主而吸取西洋都市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的观点。他指出，文化可概括都市与乡村，而都市与乡村则不能概括文化，所以梁漱溟称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为乡村文化不合逻辑。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他随后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乡村建设的理论检讨》等文，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对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梁漱溟的文章和著作有一种“复古的趋向”，而这种“复古的趋向”是导致乡村建设实际工作没有取得多少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改善农村的教育、经济、治安状况，都有良好作用，在引进优良品种、改进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供销和金融合作、办村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农村改良的实绩。然而，从总体上讲，梁漱溟“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其乡村建设运动并未达到其改造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文明的目的。与章士钊的“农国论”相似，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色彩，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封建主义的剥削以及连年的天灾人祸造成了农村经济的严重衰败，因此难以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根本改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复兴。
三、章士钊“农国论”的民粹主义
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曾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给予深深的同情，体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情结。五四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暴露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震撼，迫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利弊进行思考。章士钊提出的“以农立国”论（简称“农国论”），集中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鄙弃和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怀念，抒发了带有复古倾向的民粹主义情怀。
（一）农国与工国的差别
五四运动后不久，章士钊赴欧洲各国进行考察。他目睹了欧洲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欧洲民众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士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心。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思想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和怀疑，也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和认同。章氏指出：“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章士钊：《农治述意》，《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346页。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弊端的反思，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章士钊的“农国论”主要来源于英国思想家潘悌的学说。
192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主张“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而反对“兴工业以建国”，提出了“以农立国”主张。他之所以提出这种“以农立国”主张，主要是由于看到“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的残酷现实。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工商立国，导致市场竞争，因争夺市场而引发战争。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表示深切的怀疑：“吾之浮慕西方文明，捧心效之……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坐见农业不兴，国产日耗，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社会风气竞相奢侈，“农业之有退而无进，……以攀此种极不自然极不相应之生活程度者，无他亦继续借债而已”。章士钊：《业治与农》，《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因此，章士钊反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道路，主张中国应走传统农业文明的道路，将中国建立成“农国”。
1923年11月，章士钊以“孤桐”为笔名发表《农国辨》，进一步阐述“以农立国”的主张，并对“农国”和“工国”的异同做了比较，强调中国只能“返求诸农，先安国本”，否则，如果“去农而之工”，必将“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弊，徘徊歧路，进退失据”。章士钊：《农国辨》，《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随后，章士钊在《大公报》、《申报》、《新闻报》和《甲寅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农村自治》、《何故农村立国》等20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在社会思想界产生较大反响。
章士钊从立国“本原”上把世界各国大致划分为“农国”与“工国”两类。他解释说：“然则农国者何也？曰：农国对于当今之工国言之。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谓之农国。反是而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极，相对如寇隹谁者，谓之工国。”章士钊：《农国辨》，《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可见，农国与工国存在着“建国之本原”上的差异。
正是由于立国“本原”的差异，农国与工国在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诸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农国体现的是精神文明，工国体现的是物质文明；农国人生活舒适愉快，工国人则忧郁不安；农国治，工国则乱。章士钊详细列举出农国与工国八个方面的差异：（一）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工国纵欲有为，无足贵争，利益所在，期于必得。（二）农国尚俭，贵为天子亦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商业“易于居奇”，“一体贱之”，工业“奇技淫巧，为之有禁”；工国尚奢，帝王居处之壮观，大道朱楼之宏丽，即吾国之京都“不及其什一”，豪商所享，远过通侯，人欲无厌，趋利若渴。（三）农国尚清静，兴太平，除盗安民，家给人足；工国则言建设，求进步，争于物质。（四）农国讲礼仪，尊名分，严器数；工国则标榜平等。（五）农国重节流，尚苦行，贵谦恭；工国以开源为上，以求幸福欢虞为上，以勇往直前为上。（六）农国重家人父子，推爱及于闾里亲族；工国视伦理之爱别为一道，姐弟同车，各出铜币一枚，分购车位，反以为安。（七）农国恶讼，涉及财产之争，法官常舍律例，言人情，劝之息争；工国财产之事，毫不让步，全部民法，言物权债权者十之八九。（八）农国以试科取人，言官单独风闻奏事，不喜朋党；工国比周为党，立代议制，朋分政权。同上。
欧洲诸国“以工立国”，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他指出，欧洲人自古尚奢，追求物质享受，但“天下之物，只有此数，而欲则无厌。以无厌之欲而乘有数之物，其穷可计日而待也；反之以有数之物，以供无厌之欲，其屈亦可计日而待也”。故欧人为满足物质需求，纷争不已，其生活之不安，心境之忧郁，所见皆是。到了近代，科学倡，机器兴，工业迅速发展。但是，一方面，工业发展使人变成了只是脚能行、口能张的机械人，整日为机器所捆绑，其忧郁不安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工业有赖市场，而市场终有“无可扩充”之时，正是欧洲国家强占市场，使“地日窄，而货日溢”，终于酿成世界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章士钊：《何故农村立国》，《甲寅周刊》第1卷第37号。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普遍存在的弊端。
与欧洲各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以农立国”，呈现出与欧美各工业国完全不同的美好情景。他认为，中国自古圣贤即教人“劳而不可逸”，“俭而不可奢”，“常而不可怪”，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欲则“知所止”。人们的生活因知足既舒适又快乐。所以，舒适快乐与否，“意志为其体，物质不过其用”。因此，“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出现“以工立国”的欧洲各国那样的灾难和弊端，值得庆幸并加以维持。
（二）中国必须“以农立国”
为什么中国要以农立国？为什么中国要建立“农国”而不能建立“工国”？章士钊用了较大的笔墨加以阐述。首先，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农业萎缩等社会弊病，这些弊端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资本主义的恶性经济竞争和贸易争夺，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大战。他指出：“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章士钊：《今日以后之中日关系》，《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62页。中国要设法避免资本主义这些弊病，只有建立“农国”，这个“农国”就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生产完全相反的小农经济模式。他指出：“吾农国也，其为国主旨，在乎尽地力以自给，商不鬻难得之货，工不为奇技之巧，一切以质直勤约为尚。治国则言节用，治躬则言节欲，凡义不离乎有节者，近是。”章士钊：《孙阁漏雍论》，同上，第354页。他坚信，只有采取这种“农国”的生产方式，中国才能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