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两地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向往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开始重新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并开始改变立场，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总结失败的原因后认识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彭璜指出：“考察北京已成各团的原状，调查社会生活的实况，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不容易办到。”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也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社，从事半工半读。”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对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等等。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他进而指出，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的“贫民化”是必然趋势。他认为，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随后号召：“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倘若既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戴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1920年3月21日。
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中，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施存统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根源归结于社会：“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因此，从这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中可以得出两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实验新生活，不论工读团和新村。”他指出：“实验新生活自然不能离开社会，既然离不开社会，自然要免不掉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实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一法。既然革命，还实验什么新生活？要实验新生活，只能到世外桃源去。”
王光祈倡导的工读互助主义，是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以美国盛行的“工读生活”为样板，并糅合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思想。工读互助运动与日本新村运动一样，都是企图通过城市的局部改良达到改变社会结构的目的，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工读互助实验的失败，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抛弃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批判。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拉开了全面回击无政府主义的序幕。陈独秀、李达、施存统、蔡和森、李大钊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戴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1920年3月21日。他们宣告，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要消灭国家，必须“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对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多方面进行了说理辩驳，指出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生产，“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可”；在分配方面，他们指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各取所需”“是绝对办不到的”。李达：《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
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蔚然成潮，但其在兴盛发展的同时，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日益暴露其本身难以弥补的学术理论上的矛盾，如区声白、黄凌霜既提倡“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又倡导所谓个人的自由契约化思想等等；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内部思想上的争论导致了组织派别上的分化，如朱谦之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即与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争吵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些情形，逐渐使一些先进知识者由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转而逐渐对之产生厌弃情绪。1922年，区声白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不得不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黄凌霜也致书陈独秀，表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郑贤宗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批激进青年在这场论战中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转变为英勇的共产主义者，如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等。而无政府主义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已愈来愈小，正像时人所说的，“安那其主义传入中国，很有许多年头了……但是，近年来却渐渐沉寂下去”。《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总之，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难以骤然分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所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是颇大的。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确是中国较早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物，他们还曾善意地介绍过列宁，并且，他们依据自己的理解把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揭露中国现实社会的黑暗，抨击旧制度和旧文化，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行列，展开其社团组织活动，这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许多先进知识者正是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一中介环节，而由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据统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全国各地57位党员中，不同程度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就有22人之多。
（六）贬低知识及反智主义情绪的萌动
民粹主义对民众近乎崇拜的情绪，必然导致对知识分子极端的贬低。五四知识分子认为，民众一切皆好，而知识分子则一无是处，非经过民众的改造不能使用。民粹主义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则是打倒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反智主义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态度，一种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心理倾向。五四时期流行的“劳工神圣”、平民主义及“到民间去”思潮中，已经蕴含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
五四时期出现的“知识阶级”一词，是从日文中借用而来的。中国人在借用日文“知识阶级”一词之初，就使之带有某些贬义色彩，因为当时对“知识阶级”的批评，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瞿秋白在《知识是脏物》一文中，援引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瞿秋白：《知识是脏物》，《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在劳动主义初兴之时，“脑力劳动者”也包括在“劳动者”之中，但当反智主义情绪蔓延之后，“脑力劳动者”便逐渐被排除在“劳动者”行列之外了。吴稚晖在《劳动者言》中表示：“人之所以贵手劳动者，将以博得生产物也；生产物者，人类生活之所需要也。今吾人终月从事于编辑撰述排版印刷装订之劳，成此区区产品，是亦人类生活所需要者乎？”这是对脑力劳动有益于社会表示怀疑。他进而指出：“从事于农以生物，从事于工以成物，其物乃确为人类生活所必要，始于人类为有益，胡为乎乐此不疲劳而勿倦？虽自居劳动者林，恐以‘劳动生产产物资生’之精义绳之，终成其为无益之劳动，而究属社会寄生之虫。”劳动：《劳动者言》，《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陈独秀在“劳心”与“劳力”问题上，崇尚“劳力”而贬低“劳心”。1920年5月1日，他在上海工人召开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我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们做的……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他指出：“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正因陈独秀明显地表现出了对知识阶级的鄙视，故极力呼吁人们抛弃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许多知识青年认真地进行自我反思：“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8日。因此，他们开始跳出“知识阶级”的圈子而走向民间，极力将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劳工”。这样，在反智主义情绪萌动的背景下，“平民”越来越被等同于“劳工”、“劳农”，“劳动者”越来越被等同于“做工的人”。
“五四”后期，杨明斋在批判梁漱溟的“意欲决定文化”论时提出，文化的源泉是“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主张研究文化的方法，必须是“到乡村平民生活里去”，“不被自己的‘地位’骗了”。他说：“肯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去观察它，俟有所得，再拿它与书本子上的文化比较一下。”他认为，“讲学问不独是能解释书本子上的说话，还要进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里去看他们的生活是否与书本上的话相符。……简捷说，要拿大多数群众生活的真相证明从书本子上得到的思想”。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书局1924年版，第156、110页。正是抱着这种态度，他对在书本上下工夫的大学教授和知识界名流极为不满，指责他们“老是在书本子上用功夫，不肯到乡村平民生活里去研究，以为这些生活原来就是缺乏教育、无知识的，老不肯离开自己地位的感觉，以为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教授，名流就是名流，因此就把真的知识埋没了”。《杨明斋致宋匡我的信》，《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正因只有下层平民生活才是人类文化的源泉，故只从事脑力劳动的“名流”、“教授”等上层知识分子不能创造文化，也不掌握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不在“书本子”上，而在乡村平民生活里。中共早期党员刘仁静也首表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他认为，既然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因而也要与整个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所以，中共“二大”的决议郑重宣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页。这样，就将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的工作范围和群众基础之外了。
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与劳工阶级为伍”的潮流中，许多知识青年均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有人在《平民教育》上发表文章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所以我们此后应当觉悟，教育是应当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我们这些人，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人……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底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惠：《教育的错误》，《平民教育》第9号，1919年12月6日。有些人痛恨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阶级”之无用，并为自己是知识阶级而自卑。他们声称，自己“最佩服的就是那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曹靖华：《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青年》（河南）第5期，1920年4月4日。并为自己是“知识阶级”之一员而惭愧：“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施存统：《通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6日。某些具有极端反智主义倾向的青年，甚至提出极为偏激的思想，主张消灭知识阶级以解决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平面上，那其他阶级问题，不待解决就自然解决了。”范煜：《工学主义》，《曙光》第1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
二、乡村建设派的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