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清末期间，就开始译介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李石曾在巴黎《新世纪》上译介过《互助论》。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思想界风靡一时。有人介绍说：“现代文明各国的经济发展，是趋向社会主义一面去的，但是这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计划，乃是一个社会原则……这原则就是联合互助。”顾光熊：《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15日。克鲁泡特金把他的无政府主义称为“自由无政府主义”，而传到中国后则被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撰写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佣金制度》、《国家论》、《面包的掠夺》等名著，都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广泛关注。克氏认为，在无政府社会里，“不是强制人民服从法律，服从权势”，而是“由全社会的人民组织许多会社团体，依据这些会社团体之间所磋商妥定的契约，以求社会的安宁和社会的进步”。延陵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改造》第2卷第15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则介绍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依据他自己的理解行事”，但并不主张“一意孤行”；还认为土地私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既反乎正义的信条，又不是生产的好法”，而国家则是这两种制度的“后盾”。因此，“要铲除这两种制度，当先铲除国家”。同上。克鲁泡特金认为，道德是由人类行为“趋乐避苦的念头生出来的”，善恶观念则来自于人类“休戚相关”的“同情心”，因此提出“待人如己”的道德原理：道德是不能用强迫手段得到的。宗教和法律不但不产生道德，反而破坏了道德。人类只要摆脱国家、宗教等的束缚，恢复了自由，“必定向着有益于社会一面做去”。他还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而不相反，因此，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假设是走错了路。兼生：《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晚年孙中山阐述的国家学说中，有明显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印迹。其所著《心理建设》中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这显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国家建设的构想之中。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称“克鲁泡特金真是当代的大贤”，称此人“从一切鸟兽虫豸见其许多互助的事实，证明互助在动物生活上的重要，指出他们都有互助的本能。从这种本能才有社会，后来社会不过成于这个上边，所谓伦理道德也就是由这‘社会的本能’而来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72页。梁漱溟视互助论为其文化理论的基础。
1917年，16岁的蒋光慈偶然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大受震撼，从此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和李宗邺、钱杏邨（阿英）结成“安社”，油印小报《自由之花》，鼓吹无政府主义。1920年，年仅16岁的李尧棠，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中译本，激动异常，立即以“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翻印此书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数年后，他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自己的化名——“巴金”。巴金随后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成为克氏学说的热烈崇拜者和热情翻译者。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成为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成为当时无政府主义派别中影响最大的学说。互助论不仅深刻影响了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对早期共产主义者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年9月，恽代英致函王光祈说：“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即互助理论）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恽代英从互助论中找到了批判旧社会的材料。克鲁泡特金对资本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使恽代英产生共鸣并认识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实质上是今日世界和中国祸乱的“万恶之凶手”。他先后撰写《文明与道德》、《社会性之修养》、《一国势力之养成》等文，将世界分成善恶两部分，“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的养成”，着力论述如何养成善势力的问题，主张“道德万能”、“道德可以救国”。他发起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取名为“互助社”，就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这显然是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的结果。
李大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也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说：“我们试翻Kropotdin的《互助论》（MutualAjd），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我们在生物学上寻出来许多证据。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应当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他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仿佛相反”，而其实则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这最后的阶级部分，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心物两用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三）泛劳动主义的兴起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倾向，与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主义的宣传密切相关。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极为重视和推崇。施蒂纳提出：“每个人均需要的东西，在其筹措和生产过程中，每个人也应参与其间。”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02页。他在这里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巴枯宁则承认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自由——这首先是人依靠科学和合理劳动的帮助从外部自然世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能力。”并提倡协作和分工的劳动：“只有协作劳动能够支持巨大的和稍微文明一点的社会的存在。”《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4页。蒲鲁东则推崇体力劳动，充分表达了对体力劳动的自豪感，认为每个人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劳动等），就享有同样的权利，“能够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的制度才是良善的制度，因而提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7页。将体力劳动视为人们正当谋生之途径。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认为，劳动是人的生理需求，并提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合一的思想。他说：“我们为着废除主人与奴隶的差别而劳动。”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9页。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受着研求科学与艺术的教育，而且有闲暇来做这样的事。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儿童都学习用自己的脑和手劳动。他说，当一个人可以随时变更职业，特别时常互相替换地做着手工作与脑工作的时候，劳动就是愉快的了。同上，第128页。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劳苦百姓的悲苦生活，也抱有极大的同情，自视为“平民”的代言人。他们极力推崇劳动，把人们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推向高潮，并造就了有关劳动和劳工的道德主义形象。民初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刘师复，反对“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的说法，认定“劳动”才是人的基本禀赋，劳动是一种人性；而造成人们好逸恶劳的，是贫富不均的私有制。他相信，随着公有制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人将平等，劳动也将成为一种快乐。“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的想象中，“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劳动会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之苦恼将变而为游艺之幸福矣”。师复：《无政府浅说》，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1）认为劳动为人之天性，人人应劳动，应该尊重劳动者。他们认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同上，第274页。“人之有力而不能不用，犹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为人生之应当”，“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同上，第273页。，故提出了“劳动者，神圣也”的口号。（2）认为不劳而食是不道德的。他们提出：“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牛马。故谓之（资本家）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又说：“故资本家之道德，最为腐败，进网市利，退拥良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不劳而获同样是不平等的：“不想把自己劳动的结果，尽为资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举动。”（3）提出了合理劳动构想。他们主张，“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还提出，“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师复：《无政府浅说》，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他们主张劳动的原则，就是“各尽所能”，而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他们认为人人做工，固属平等，然同一做工，而有难易苦乐之不同，故提倡均力主义：“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力相等，义务相均。”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梁冰铉、刘石心（师复的弟弟）等人，在上海创办《劳动》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命名的杂志，被誉为“在中国鼓吹劳工主义之先锋”。吴稚晖为该刊撰写的《劳动者言》一文，把《劳动》月刊的宗旨确定为：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培植劳动者之道德；灌输劳动者以世界智识普通学术；纪述世界劳动者之行动，以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劳动：《劳动者言》，《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他们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全系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引起，其实质是“阶级战争”。他们所理解的“阶级战争”，主要是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他们看来，“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满者为一级，上焉者也；勤耕苦作而困厄颠连者为一级，下焉者也。不平斯争，问题起矣”。同上。他们以这种民粹主义的“阶级”观为基础，从道德上强烈谴责不劳而获者和不尊重劳动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今日之资本世界，既已划分社会为贫富之二阶级，劳逸既殊，苦乐绝异。劳动者之生活，日沦于危厄，则铤而走险，罢工暴动之事自然发生。此实资本制度迫之使然”。S.S：《劳动者之自觉》，《劳动》第1卷第4号，1918年6月20日。
《劳动》月刊一方面宣传劳动主义，视劳动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和最大之善行，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号召排除不劳而获者的社会革命。该刊是中国最早关注并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刊物之一，它把十月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鼓吹的追求社会大同的“社会革命”，将列宁称为“大同主义者”。该刊说道：“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1卷第2号，1918年4月20日。它强调，这场俄国的革命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却为各国的富人和官僚所反对。随后发表的《李宁之解剖》一文，断言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为“社会革命”，而不是无政府革命。其中指出：“一、李宁仍宝贵政权，决非无政府党。二、李宁不主张以国家权力推行社会政策，绝非社会民主党。三、李宁政策举政权归诸劳动者之手，是近乎方今发展之‘直接行动之’主义。”认为俄国是“行社会革命”，“以大同为究竟”。劳人：《李宁之解剖》，《劳动》第1卷第3号，1918年5月20日。《劳动》虽只出了五期，但它所倡导的劳动主义和“社会革命”观念，以及它从“社会革命”的所谓“新眼光”对俄国十月革命所做的新观察，对五四时期的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无政府主义将古典无政府主义关于“劳动”的思想介绍到中国，表现出了对体力劳动者的同情和重视。他们接受了蒲鲁东以体力劳动为自豪的思想，将体力劳动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圣坛，改变了人们对体力劳动及从事这一劳动的“下等社会”的鄙视态度，激活了先秦时期朴素的生产劳动观念，使长期以来鄙视体力劳动的风气受到冲决，促进了推崇劳动的新风气、新风尚。
与此同时，俄国另一位思想家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贵族世家，目睹了种种不平等现象，怀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揭露了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倡导“泛劳动主义”。由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多反映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俄国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因而很容易引起处于同一历史境遇的中国民众的共鸣。正是这一缘故，早在清末，托翁的作品就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注意并加以介绍。五四知识分子对托翁的推崇，主要是注重其高尚的人格。托氏将其对人类的爱和道德自我完善，外化为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并通过自己的小说来宣传“爱、善、自我牺牲”。托尔斯泰同时提倡人人劳动，放弃私有财产，并身体力行，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因此，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他是“手握锄头的作家”，是“穿农民粗麻布衣的伯爵”。据蔡元培介绍，托氏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还有人介绍说：他成天著书，或是思考，未尝一刻间断。他却责备自己懒惰，须得另外做那耕田的和制靴诸种肉体劳动的事。蔡元培：《托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北京晨报》1919年 6 月16 日。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性反对不劳而食，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