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自古迄今，多遁世之民，离世特立”，这些人“无亲戚君臣上下”，“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他们“虽身居国土之中，然已脱离国家统治之范围，不为人治所囿，故其自视也甚尊。中国人民，亦钦其节概，以为可望不可即，盖纯然持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也。……其所谓逸民、隐士、高僧者，其心目之间，均不知政府为何物，以行其个人无政府主义”。（何）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下），载《天义报》第7期。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断言，“中国人民，所由易于实行无政府也。此无政府主义之制，所由可以先行于中国”。
2.主张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实现真正、绝对的自由平等为最高理想。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充满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以致受凌受役之人，日受无穷之压抑”。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不自由，并不是天生的，全是后天人为的。“无论若何之人类，其所含原质均同；所含之原则既同，则所发之能力亦宜相同。”因此，在原始时代，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上古之初，人人自食其力，未尝仰给于人，亦未尝受役于人。”后来之所以产生不平等，首先是由于原始人崇拜神权，高居于众人之上的“巫”成了神的代言人而演变为“酋长”，产生了同族内的不平等；“至生口日滋，地方养人者日蹙，天然之生物不足以给其所求，不得不出于相争”，各族相争，“胜者之民，对于战败之民族，始也逞屠戮之威，继也虏获其人，夺其自由，其之躬操贱役”，出现了胜者对败者的压迫统治，也就有了民族国家、法律和制度等等，不平等也就随而得以巩固。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天义报》第7期。刘师培关于不平等产生原因及其过程的分析，显然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关于实现平等的呼吁，在当时也具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不平等之所以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畸形发展，也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纲常的道德说教相关联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展开了十分猛烈的批判，对于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专制主义道德说教的反动实质，也作了极其深刻的揭露。“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李石曾：《三纲革命》，载《新世纪》11（1907年8月31日），第1—2页。他们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提倡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贤、妇贞，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贫贱在命，富贵在天”等一套说教，统统是“虚伪之道德”，是不足取的。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三纲革命”、“纲常革命”等口号，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伦理标准，来代替封建专制的旧道德，公然以“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为题发表文章，宣称“大哉‘四无’，乃成立无政府之要求”。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极为严厉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言行实在称得上是骇世惊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言论和思想主张，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的反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资产阶级的道德革命，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既然不平等是后起的、人为的，而求平等乃是人类的普遍天性，那么就可以从人人皆有“嫉妒心”和“良善心”加以证明之，并由此推论，人类终将有一天会消除这种不平等。按照刘师培的说法就是：“嫉忌之心，由对待而起，一由欲奋己身，冀与人齐；一由欲抑他人，使与己平。……蔽以一言，则嫉忌心者，所以愤己之不能与人平等也。”而“良善心者……所以悯人之不与己平等也”，“由是言之，则己身不能与人平等，久为人类之共愤；他人不能与己平等，又为人类所共悯。在己则欲与人平，在人则欲与己平”，可见求平等乃是人类的普遍天性。要实现人人平等，就必须“使人人充其嫉忌之心，扩其良善之心，则凡不平等之社会必扫除廓清”。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刘师培文选》，第170—180页。刘师培的这种希冀通过发扬“嫉忌心”和“良善心”来实现“平等”的想法，是天真的。
3.提出“毁家”的主张
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认为国家、政府是万恶之源，而且认为，家庭也是“万恶之首”：“凡诸强权皆起于有家”。这样，提出“毁家”的主张，就把消灭家庭列入了他们的政治纲领之中。
“原人之始，本无所谓家也，有群而已。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止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之世者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源也。治水者必治其源，伐木者必拔其本，则去强权必自毁家始。”鞠普：《毁家谭》，载《新世纪》1908年第49期。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要破除“三纲”、否定“三权”、消灭“强权”，就必须“毁家”，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步骤。而且，他们还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必须从毁家开始：
自有家而奔走衣食，日不暇给矣。自有家而悲欢离合，百苦丛生矣。同上。
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今人动言家务累人，其实皆是自寻烦恼，今既无家则此等琐事，亦随而俱无矣。汉一：《毁家论》，载《天义报》第4期。
概括起来，有家累，其结果就是：人人丧失“独来独往”的自由和“无畏无惧”的气概；且“自有家而传其世职”，“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结果产生出“种种不平”；在“家室念重，则世界情轻”的情况下，结果也就会有人“明知公益之事，因有家而不肯为；明知害人之事，因有家而不得不为”，鞠普：《毁家谭》，载《新世纪》1908年第49期。这样，人们也就不能发扬公德之心和博爱精神。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来鼓吹“毁家”的论调：
今欲从事于社会革命，必先自男女革命始，……顾一言及男女革命，则群疑众难因以横生。……其计维何？则毁家是已。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自有家而后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人类，乃得私于一人。
今既毁家，则彼无所凭借矣。故自家破，而后人类之中，乃皆公民无私民，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凌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汉一：《毁家论》，载《天义报》第4期。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要真正实行男女平等，必须“毁家”。他们还大力宣扬有家之苦与无家之乐，一旦“毁”了“家”，即进入了“世界为一家”的大同世界，为“毁家”、“破家”制造舆论。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毁家”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是很简单、容易办到的事，就是“不婚”。“不婚”则如何来解决男女之间的“性”问题呢？其具体办法是：“破除贞淫之说，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结婚者矣。”鞠普：《毁家谭》，载《新世纪》1908年第49期。
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应当是绝对地自由的，“男女相悦，即相合耳，何得谓奸？又何得谓淫？”当然，对于这样一种极自由的“性”关系，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泛泛而为的，也当“有限制之法，使男子知有分际而不妄交，女子知应归宿而不乱合”。鞠普：《礼运大同释义》，载《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无政府主义者有关“毁家”的主张，与早前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观点似曾相识，其中不乏异曲同工之妙。……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这种“毁家”观念，看似荒诞不经，但剥去其荒诞的外壳，却内含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反映着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封建伦常道德的无比憎恨，强烈要求摆脱这种封建父权、君权、夫权的束缚，以期实现个性的自由解放。但是应当看到，他们的主张是主观的、空想的，他们把特定经济关系决定的封建专制家长制度及其伦常道德关系归咎于家庭，是错误的，经不起推敲的。
4.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之制”和“人类均力说”
无政府主义者既不要“政府”，又不要“家庭”，那么，这样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如何得以维系并保障它的存在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既无政府，若不实行共产之制则富民之横暴、盗贼之劫掠必不能免。惟实行公产，使人人不以财物自私，则相侵相害之事将绝迹于世界。”（何）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上），载《天义报》第6期。
因此，他们强烈主张消灭一切私有制，推行“共产之制”，“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以实现“为农者自有其田，为工者自有其厂”，《社会革命大风潮》，《天义报》第2期。“锄资本家之横暴”民（诸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期……这种制度不是限于一家一国范围，而是全世界性的，因“国界也，种界也，皆私之畛域也”。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对“共产之制”提出了一种十分荒诞的解释：
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准各人私有。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哪样应有哪样，要多少应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样，这就叫共产制。到那个时候，不独吃饭不要靠人，还天天都有好饭吃，还可以有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玩。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载《天义报》第8—10合册。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推行了“共产制”，“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足以供全社会人民之私用，则共产制度可以永远保存”。《论共产制勿行于中国》，载《衡报》第2号。
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申叔：《人类均力说》，载《天义报》第3期。
当然，为了保障“消灭私有制”，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人类均力说”，“即以一人而兼众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的主张，取消固定分工，以达到人人“权利相等，义务相均，苦乐适均”。其具体实行的办法就是：
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画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
幼者年及六龄，则老者授以文字。……五年而毕。由十龄至于二十龄，则从事实学。此十年中半日学习普通科学，即知识上之学是也。……半日习制造器械，即民生日用必须之物也。均以老者为之师。……夫民用之物，不外衣食居三端，三端而外，厥惟用物。习艺之期，即限以十年。故年逾二十，即可出而作工。及若何之年，即服若何之工役，递次而迁，及年逾五十，则复入栖息所之中。
对这种每个人随时年龄变化而不断改变工种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者还作了非常详细的具体规划：21岁筑路，22岁开矿伐木，23岁至26岁建筑房屋，27至30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31至36岁纺织及制衣，37至40岁蒸饪，40至45岁运输货物，46至于50岁作工技、医师。且在36岁以前还要兼作农业劳动，之后则免除此项劳动。“欲行此法，必破坏固有之社会，破除国界。”同上。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主张是反现实的空想主义的“乌托邦”，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清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与其他革命党是一致的；且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儒学传统的国度，而儒家的社会理想对平均社会财富的大同世界和“太平盛世”充满向往。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孕育出一种对于社会财富“均平”的文化兴趣；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宝库中也有大量的这类论述：孔子就提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自孟子以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井田制”，一直是儒家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理想模式。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社会财富“均平”的文化兴趣，已茁壮成长了起来。而这种兴趣在通过思想包装后，更产生出一种更高的文化理想——绝对平均主义。这些，都使“舶来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了更多的发酵素和营养剂，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就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政府的建立，无政府主义思潮又进一步演进，开始改变自己的形式，更多的民粹主义成分添加进来，于是，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了它的发展进程。
（二）辛亥革命后至十月革命前无政府—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总体传播情况而言，这一时期，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始扩散并且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因为同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从比较松散的单纯报刊传播进入了更加有组织传播的阶段，出现了以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含“新”社会党）和以师复为代表的“民声派”，而后者更是确定了中国本土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和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