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俄国民主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召开的。会议对战争形势下党对形势的判断、最低纲领的实施以及策略的选择都作出了安排，也确定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于时局的判断，是本次代表大会争论的核心。会议认为：“在金融银行寡头日益上升并居于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当帝国主义通过组织和集中、控制世界市场，来应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时，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帝国主义倾向的首要逻辑结果便是现代战争。与关于金钱和资本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教条化观点相反，资本主义的这些组织倾向，越来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随着现代阶级国家的发展，具有解放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与过去的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结盟。”《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596页。这样，资本主义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解放作用，把主要力量用于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走向了粗暴地、敌对地处理各民族自决权的道路。
为了帝国主义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协约国和同盟国，根本无法停止战争机器，这样，结束战争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国际工人民主派的肩上。切尔诺夫把国际工人民主派称作同盟国和协约国之外的第三支力量。战前，英国的工人民主派蓬勃发展，出现了劳资之间妥协的迹象；法国和德国的民主力量也获得了发展。战争的爆发使破坏性的力量占据上风，出现了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护国派，但是，战争也破坏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团结，出现了重新思考帝国主义政策的迹象。在切尔诺夫看来，俄国鉴于其落后很难算作帝国主义国家，沙皇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勉强爬上了帝国主义的“高跷”。战争失败使沙皇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国家也处于空前未有的政治动乱和财政崩溃状态。俄国借沙皇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失败之机，把国家的重心引向劳动民主派的建设上来。这样，俄国劳动民主派的发展就成为打进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楔子。切尔诺夫认识到，俄国劳动民主派还没有团结起来，他希望借助参加临时政府的机会，与资产阶级一起承担起组织建设的责任。但他坚信，只要自己坚定这样的意志，“这个统一的意志将会成为一块磁石，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克服离心力，为人民的向心力提供空间”。《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324页。切尔诺夫首先建议向盟国发出呼吁，在“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情况下签署和平条约，公布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秘密签署的条约；建议向德国战壕的弟兄们伸出援手来。
切尔诺夫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遭到了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批评。左派代表卡姆科夫，同意切尔诺夫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起因的分析，但是就他对资产阶级采取的妥协政策持批判态度。卡姆科夫说：“虽然切尔诺夫、克伦斯基以及所有人都在叫嚣进攻，但是，如果不向蹲在战壕里的工人和农民说清楚，他们捍卫的是人民自由生活的权利，而不是捍卫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他们是不会进攻的；而在我们方面这样做除了出丑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同上，第332页。
卢萨诺夫认为，“用帝国主义倾向解释战争原因”，只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全部。他认为“还必须考虑人的心理因素”，即在每个人心里的“沙文主义残余”。他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宣传在影响着工人阶级。他们在玩弄人们的感情，加剧仇视，“分化各国劳动人民并乘机控制他们。”同上，第352页。
卢萨诺夫不仅警告社会革命党不要对西欧的和平倾向抱太大的希望，同时指出这种情况无疑也在俄国大范围地存在。建设和平任重而道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内部的团结。阿夫克森季耶夫也反复强调，俄国的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欺骗我们，也不在于我们没有勇气夺取政权，问题在于，“革命民主派需要赢得时间，以便进行组织工作，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群众中获得能够掌控政权的基础和应有威信”。《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337—338页。
从社会革命党左中右三派对于战争时局和任务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革命党并没有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挽救时局的策略，而仍然从西方民主的角度进行阶级分析，重复了立宪民主党犯下的教条主义错误。对于当时的俄国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必须无条件地结束战争，给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给人民以应有的尊重。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关于政权性质的争论，社会革命党内部关于战争起源的争论，都只能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虽然沙皇专制统治无法适应俄国变化了的社会，但沙皇长期实行的对俄国人民的思想禁锢和功利主义政策，使广大人民仍然信奉专制思想，并追逐功利主义。战争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形势，民主形式只是昙花一现。社会革命党的过分理论化倾向，妨碍着他们拿出可行的政策。
在战争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继续奉行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不割地、不赔款政策，这使战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进一步扩大。在土地问题上，把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第一关注点，把日益尖锐的土地问题推迟到立宪会议之后，严重打击了农民的信心。在工人政策上，根据战争情况提出延长劳动时间，实行义务劳动的主张，打击了工人对社会革命党的信心。同上，第603页。
在政治体制上，社会革命党试图在民主共和国和人民自治之间架起桥梁，所以，一直不愿意建立革命专政。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解放劳动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想在组织劳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真正适合劳动人民发展的民主机制。为此，他们提出建立“州和城乡村社广泛自治的共和国”的主张。同上，第612页。
会议认为，广泛自治就是赋予人民主权。人民主权除了表现在全民公决和创制权上，还要求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产生的一院制全权人民代表机关。为了体现集体权力，社会革命党坚决废除一长制原则的执行权。任何一位总统无论如何选举产生，都是平等成员中的第一个，履行执行权。俄国的执行权不像美国那样独立于立法权。在革命的条件下，并不是捍卫某一个政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得不到来自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所以，俄国的议会制必须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立宪主义作为人民主权最灵活的实现形式，并不一定与预先选出的国家首脑个人联系在一起，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的政府全体成员，完全不排除立法权与执行权在政治团结和对人民及其代表负责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俄国的共和国形式很容易得到立宪会议的认可。在立宪会议之前的过渡时期，实行的是集体原则，领导共和国的不是总统，而是临时政府平等成员中的第一个——政府总理。社会革命党也遵循这样的原则，在政权机关不断发生冲突以及人民代表不断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党的认可为直接人民主权原则开辟了道路。《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612—613页。
真正的人民主权，就是在中央和地方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自治。较低一级的自治单位的范围和权限，经与上一级自治单位协商确定；较低一级的自治单位的法律，不能取消、变更和抵触较高一级自治单位的法律。地域上的非集中化管理和立法，实际就为俄罗斯共和国发展成联邦制的国家提供了可能。同上，第613页。
这样，共和、自治和联邦制就决定了未来俄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社会革命党的做法，虽然为广大人民和各个民族提供了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框架，但是，这对于当时安全和生存需要大于社会发展的俄国来说，未免超前了一些。这就为社会革命党无法在混乱面前夺取政权，埋下了隐患。
最后，社会革命党“三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适应形势需要，中右派占据上风，于是社会革命党走上了与资产阶级联合的道路。
四、社会革命党联合策略的失败
社会革命党以“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为口号，争取长久的、普遍的和平，通过组织土地委员会和临时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为制定土地社会化法令作准备。然而，从俄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经历了三年多疲惫战争的士兵已经没有耐心和力量等待长久和平和立宪会议的到来，他们渴望复员，渴望得到土地，渴望过平安的生活，归结起来就是“和平、土地和面包”。
要想以不割地、不赔款和民主自决的体面方式结束战争，就必须维持军队的战斗力。新内阁上台以后，首先发布了《士兵权利宣言》。宣言说：“祖国在危险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凭借极端的理性和力量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高级指挥官因逃避责任提出辞职的请求都不允许；擅离陆海军的队伍都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归队；破坏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А.克伦斯基：《历史转折时期的俄国·回忆录》（А.Ф.Кере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мемуалы），莫斯科，1996年版，第253页。克伦斯基还在5月11日发布了第8号军人权利的命令，强调高级军官在任命、调动和裁撤军职方面的权威，以及恢复军官执行军纪时动用武力等权力。《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254页。
在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克伦斯基到前线各个部队进行巡视，为6月18日的军事进攻作准备。他相信，只要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英勇的卫国精神，俄国军队是完全可以有效抵抗德国进攻的。
6月1日，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开幕，会议对社会主义者的妥协行动表示不满，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200多名代表，反对政府恢复战斗行动的举动。6月9日，布尔什维克鼓动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策略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妥协政策。苏维埃领导小组的几个人——齐赫泽、郭茨、唐恩、策里铁里等人起草呼吁书，警告未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意，不得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游行。布尔什维克被迫取消了预定10日的游行。但是布尔什维克决定利用武力阻止战争的行动，在士兵和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德国政府为了把军队调往西线，也派出大量奸细加入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宣传。
联合政府不顾士兵厌战、经济崩溃和无力再战的现实，把士兵提出的类似“为什么自己的家里已经开始新生活而自己却在前线受罪”的问题，归结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煽动列宁在克伦斯基签署军人权利之后，曾经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称这是《士兵无权宣言》。和德国奸细的蛊惑，号召政府加强爱国主义宣传，鼓励士气，克服士兵的恐惧情绪，为拯救祖国而斗争；同时，也加强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
6月18日，前线进攻以失败告终。政府在总结失败原因时，除了归咎于缺乏物质条件发动进攻之外，把主要责任归结为政府高层的意见不一。为爱国主义鼓舞的军政部长克伦斯基，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军官的粗暴和布尔什维克的蛊惑。
在进行战争的同时，作为农业部长的切尔诺夫还进行了土地社会化改革的准备工作。首先，切尔诺夫制止了土地交易法的执行，用一系列新的法律替代旧有法律。其次，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取缔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整理委员会。《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莫斯科，2000年，第689页。切尔诺夫的举措遭到了立宪民主党的反对，总理李沃夫甚至认为，切尔诺夫的措施“对俄国具有毁灭性……不仅没有同掠夺现象作斗争，使土地关系正常化并走上轨道，似乎还确认了俄国发生的私下掠夺行为。实质上，是打算把已经解决的问题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立宪会议。”П.米留科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П.Н.Милюнов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1卷下册，索非亚1921年版，第17—18页。
7月初，德军继续进攻，俄军一些兵团拒绝执行军官的战斗命令，军官的权力遭遇了挑战，俄国军队撤出战壕。7月3日，当军事进攻失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时，士兵和工人上街游行，政府重新陷入了危机。
米留科夫在总结第二次政府危机时指出：“斗争继续向左转。这一斗争是在温和的社会主义民主组织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展开。后者提出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观点：布朗基主义和革命的辛迪加主义。第二个时期的斗争，事实上在所依靠的群众眼中，已经以道德败坏的多数派的失败而告终。”同上，第5页。
社会主义温和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不顾前线失败的事实，开始了内部的政党斗争。7月9日，革命民主派领袖模仿法国大革命，把内阁变成了社会拯救委员会。7月11日深夜，以262票对47票通过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1.国家和革命处在危险之中；2.临时政府宣布自己为拯救革命的政府；3.为了恢复军队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同一切反革命和无政府现象作斗争，为了实现宣言中提到的所有措施，承认临时政府拥有无限权力；4.社会主义部长向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汇报工作，一周不少于两次。”同上，第21页。
为了加强社会有生力量的团结，社会主义温和派邀请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出任部长。然而，杜马委员会指责社会主义者说：“如果政府不放弃联合国家所有有生力量的思想，政府就不应该以联合政府的名义执行让国家服从社会主义少数派的政策。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正是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造成军队的分裂、公民世界的最终毁灭和劳动纪律的削弱。”杜马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深化政党的任务，而在于团结所有的政治派别和所有的社会阶层”。П.米留科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1卷下册，第22页。
7月14日，立宪民主党人阿斯特洛姆等在与克伦斯基谈判时，提出了“消灭政出多头，恢复国家秩序”，重建军力，严格军纪等一系列明显针对社会革命党的主张，特别是针对切尔诺夫作为农业部长所提出的土地改革加以抨击；还指责他在巴黎“生活”机关报发表宣扬俄国失败思想的文章，是受到了德奥的资金支持同上，第30—31页。，要求切尔诺夫辞职。7月20日，切尔诺夫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荣誉和回击诽谤，被迫退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