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政治—道德价值至上，也必然导致看轻或否定科学真理和纯文化价值的东西；而否定科学真理和纯文化的价值，就必然导致对科学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对科学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又是同文化观的极端功利主义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弗兰克把民粹派出于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和政治—道德至上主义而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看作一种“反文化趋向”。他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如果我们把这一特有的反文化趋向再加上如上所述的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特点，就会得到传统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较为全面的图式，对此最适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它否认一切绝对价值，把为‘多数人’（或人民）主观物质利益服务当作唯一的道德目的；道德主义，它要求个人的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反文化倾向，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人’，为了实现道德要求中的普遍平等和团结而把最高需要压缩到最小极限。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不是一定的社会政治流派，而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潮流，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和纲领于一身。”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6页。
弗兰克认为，民粹主义者因对文化抱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而使他们“与纯粹的文化观念不能相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因此，这位哲学家说，“反文化倾向”或者“平民化崇拜”，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同上，第55—56页。
上面我们提到的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塑造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典型巴扎洛夫的形象，就体现了弗兰克所说的民粹派的这种文化功利主义和文化平民主义。巴扎洛夫唯独崇尚自然科学，整天埋头于青蛙解剖，而对哲学、美学、艺术（包括诗歌、音乐、绘画）一概予以否定和摈弃，在他心目中，除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而外，这些一般类型的科学文化，都有着“不需要的和道德上的贵族气”。屠格涅夫在上世纪50年代以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在现实生活的瞬间捕捉到了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特征。这个艺术典型表明，弗兰克的评述是有现实根据的，而绝非杜撰和捕风捉影。
五、在文化上把批判斗争绝对化，具有宗教教条主义的偏执性和不宽容性。
民粹派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嫉恶如仇，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可圈可点的，令人敬佩的。民粹主义的进步性最突出地集中表现在这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未失去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但是，民粹主义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对待可团结联合的朋友，对他们当中的不同意见，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在同民粹主义“宣传派”即稳健一翼的代表拉甫罗夫就《前进》刊物的办刊方针问题发生争论时，竟把这位民粹主义的理论家看得比敌人还危险，说什么，你的“宣传远比我们的文坛密探们警察式的反动宣传危害更大”彼·尼·特卡乔夫：《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58页……实际上，当时在俄国发动革命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拉甫罗夫主张多做宣传和思想教育，为将来革命发动作准备，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特卡乔夫对持不同意见的不同派别的同志竟这样大肆挞伐，并且动辄提升到民粹主义的最高原则——用“不相信人民”来论罪，说什么，“谁不相信当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谁就是不相信人民，谁就是不相信人民随时都准备起来革命；谁就必定会到人民之外去寻找某些能够教育人民去实现变革的力量和成分”。同上，第350页。在这里，其逻辑推理很明显：将“之外”二字加以强调，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对方要依靠异己力量而背弃人民。其批判语调之严厉，挞伐论罪气势之高昂，是吓煞人的！
以这种动辄论罪的偏执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战友和朋友，对于民粹派来说，是很典型的一种处理内部关系的方式。这从他们的一份革命传单就得到了充分反映。其中规定：“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青年俄罗斯》（传单），第30页。这一口号和原则，我们并不陌生，因为30年代的苏联就曾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过这个口号。
俄罗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不宽容性，是同过去各教派传统的争论和冲突有很大关系的。当时俄罗斯下层人愚昧无知，文化低下，为一点宗教祭祀礼仪上的细枝末节，往往因宗教教条主义的偏执酿成教派的严重争执和冲突，把持不同意见的教派赶到荒原，追进森林，斩尽杀绝而后快。这种宗教教条主义的偏执形成了一种文化气氛和精神气质上的传统，强烈地影响到教民、影响到后世。
由于民粹主义奉行批判哲学，把斗争绝对化，甚至提倡“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是一个叫СТ.沃尔斯基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来的，后来冒充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教条主义的偏执性和不宽容性同以前相比有增无减，甚至发展到苏联时期的大规模迫害、镇压和杀戮。
民粹主义急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稳健派的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六封信》，摘自中共中央：《俄国民粹派文选》，第84—85页。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或资本主义的旧社会，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发动革命，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从而乱了敌人，有利于夺取政权，原是可以的；但在人民已经获得政权的情况下，仍这样无休止地斗争，则是乱了自己，乱了人民，这是无谓的“折腾”，是不允许的。而民粹主义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批判和斗争，把斗争绝对化，鼓吹“斗争哲学”，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在实践中是经不起检验的，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民粹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把批判斗争绝对化，部分原因是由旧制度的迫害造成的，部分原因则是源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的偏执是自卫式的，因为唯有偏执才能在敌对的世界中得到自保；只有思想狂热，才能忍受住敌人对他们的残酷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