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主义从其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到其各个时期、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如拉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和米海伊洛夫斯基等，都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从各自的视野出发，相互补充，共同创建了民粹主义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体现在社会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上，也体现在思想文化纲领上。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代表人物，除我们指出的上述思想家和理论家外，还有像别林斯基、皮萨列夫、列夫·托尔斯泰、科罗连科等等，都是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几乎都一无例外地具有深邃的思想，精到的理论，博大的学说。但是，过去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一向只是注重于对其政治经济纲领的研究，对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对其文化思想、文化观点的研究，却是注意不够的。在这一章，我们作为一种探索，对俄国民粹主义激进主义一翼的文化观作了综合的研究，以期通过这种研究，考察民粹主义文化观对未来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艺发展所发生的影响。
文化观是俄国民粹主义
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作为俄国社会上一股异常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仅由社会政治思潮发展为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还以社会政治运动的形式长期发展、壮大，建立了包括左、中、右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世界观。学术界历来重视民粹主义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探索，因而侧重于对其社会政治经济纲领的研究；而深入到它的整个思想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其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向来显得有些薄弱。这些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就包括民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总体观点，即文化观的研究。鉴于民粹主义的许多活动家都从事文艺和文化理论的评论活动，在文艺和文化理论上有诸多建树，因此，其文化理论和文化观在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就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民粹主义这一遗产，对加深理解整个民粹主义思想理论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本质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无法把握并了解其激进革命主义的本质，就不能洞察民粹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系，也无法看清它对整个20世纪的深远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萌生于19世纪30—40年代，形成于50—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发展壮大并达到高潮，经过80年代的危机和分化，后来以新的形态在90年代和20世纪继续存在和发展。这股思潮在俄国持续近一个世纪，其势头相当强劲，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后，它仍然不失勃勃生机，继续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俄国著名哲学家弗兰克在1909年谈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时这样写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第一次响起了知识分子意识中所没有的尊重文化、尊重生产力（物质的和精神的）之提高的主题，第一次注意到道德问题是从属于文化问题的……但是这些内容没有能够长期主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所向无敌的压倒一切的民粹主义精神吞噬和同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政治纲领和社会学理论的不同，而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分歧的意义。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从大约70年代至今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弗兰克作为生活在同一时代，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对民粹主义当时强大势头的这种描述应该说是可信的、真实的，但是过去苏联时代有关民粹主义的著作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经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斗争，此后民粹主义就已偃旗息鼓，一蹶不振了；看来，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此外，弗兰克在此还指出了当时“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的区别”，“至多只在”社会政治纲领的不同，并不在“文化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点的不同。这样，就使我们提出了研究民粹主义文化观的重要性问题。因为在“自觉的民粹派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之间”，透过他们“全然不具有原则性的文化哲学的”分歧处，我们正可以窥见，何以“越左就越好、越高尚、越纯洁”同上，第85页。，成了1905年革命前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相当时期（甚至包括苏联时期）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突出的精神特征，而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急进主义，何以又在俄罗斯传布得那样广泛，并在日后绵延得那样持久不衰。
俄国民粹主义文化观的内涵
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是指民粹主义对文化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通过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原始文献，通过对近些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史资料的考察以及对苏联解体后得以面世的有关民粹主义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文化和文化进步是由“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来实现、由人民付出的血汗代价所换来的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是同它的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民粹主义遵循的是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不仅民粹主义的著名人物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以《英雄和群氓》、《再论英雄》、《再论群氓》等文章而驰名，阐述了他们的唯心史观，民粹主义的“宣传派”理论家彼·拉·拉甫罗夫也直言不讳地说，历史是由“一些单独的、进行斗争的个人”推动的，个人作为“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八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同这一唯心史观相联系，民粹主义认为，“历史只有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而“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因此，是“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推动了历史，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文化的改造。同上，第82、86页。
在此，民粹主义特别强调思维和批判对于文化的作用。拉甫罗夫认为，文化在“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也“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同上，第85—86页。同时，他也强调批判对于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要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使对真理和正义，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还说：“在社会中，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强有力的思维活动和对自己文化的批判态度，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更为人道，更独立于低等动物。”同上，第84页。
民粹主义关于文化进步的动力、文化进步与社会知识精英的关系，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文化的进步是由批判思维所推动的，也是由体现批判思维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实现的。
至于人民在文化进步中的作用，民粹派认为，文化进步是由人民付出血汗和辛劳，以他们世世代代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是“社会的大多数”，即人民，干粗活儿的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彼·拉·拉甫罗夫说：“如果计算一下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数目，计算一下过去为他们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估计一下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劳动的价值；同时，如果计算一下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以及现在过着人的生活的人平均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如果做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想到为了他们的发展，人民花费了多少血汗和劳动的代价时，很可能会大吃一惊。使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的是，这种计算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四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0—61页。
每当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危机期，往往总会从这种制度内部走出一批“逆臣贰子”，就是说，要从这个社会的精英，即统治阶级的成员中产生一些反叛者出来。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就是这样。当时少数贵族青年受到西方特别是法国先进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思索俄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特别是其中一部分先进者看到俄国人民，尤其是农奴生活在非人的状态中，便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养尊处优，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享有文化，而下层人民，农民和农奴，为什么却过丰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些先进分子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宗教气质，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描写的贵族青年涅赫留道夫那样，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滋生一种“罪孽感”。他们认为，像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而“多数人”则“被剥夺了达到体魄和思想的灵巧的可能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同上，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罪孽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这样，在俄国社会上便出现了少数极敏感于社会问题，且勤于思考和探索的所谓“忏悔贵族”。他们深切而真挚地同情俄国人民及其命运，决心为他们争得社会正义与公正。正像民粹主义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在《历史信札·第四封信》中所写的：
“少数人当中的一小部分成员（他把自身的发展，探求真理和实现正义当作自己的享受）会对自己说：我所享受的每一种生活舒适，我有闲暇去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过去的事，我无法去纠正；我所得到的教养无论意味着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也无法拒绝，这种教养正是促使我去从事活动的理想。”他们认为，“只有努力在社会中传播真理，体现更多的正义，才能偿还这个代价。”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四第七封信》，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5、90页。
这些获得文化的“少数人”，正是抱着这种“负罪感”，以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来“偿还”人民为创造文化而付出的牺牲和苦难。这些“文明的少数人”，自称“人民派”，其深切的人民性立场，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其为社会正义和公正而奋斗的热情、为人民利益贡献力量的革命精神，正是来自贵族阶层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本身的真实写照。这里正体现出了他们作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留者农民的胡须和发式，“到民间去”，或做人民教师，或以大夫身份为农民行医，都表现出了他们这种真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们毕竟同人民有相当距离，不太了解农民，也不为农民所了解，结果闹出许多误会，使“到民间去”的运动遭到了失败。
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问题，是民粹主义世界观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民粹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恒久不变的议题。
在俄国民粹主义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一是人民同旧文化人、旧知识分子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已如上面所说，表现了知识分子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愿意“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真诚想接近人民的愿望；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从人民对待旧文化人的态度中，则反映了社会“下层”和来自这一阶层的一代“新人”因祖祖辈辈没有文化，世世代代遭受欺凌压榨，而对官僚贵族、社会上层及其文化人所产生的极端嫉恨和仇视心理，有时甚而至于扭曲成一种变异心态。
从一些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和俄国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对此所做的深刻分析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从下层来的新人”何以会记恨文化人，乃至由恨乌及屋，殃及文化的心理原因。民粹主义者亚·瓦·多尔古申在谈到这种记恨心理来自社会上层的原因时说：
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受不到任何教育，只有一小撮人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福利。这一小撮人妄自尊大，把大多数人叫作粗野的乡下佬，自称为高尚而有学问的人。但是，就算这些高尚的人不妄自尊大，不在我们穷人面前趾高气扬，我们也多少知道他们一些底细。我们知道，他们早就丧失了自己的人的尊严，他们随时随地都要侮辱、欺负和压迫别人；他们的心已变得冷酷无情，对一切真正善良和公正的事物都置若罔闻，满脑子都是不可遏止的贪欲。亚·瓦·多尔古申：《致俄罗斯人民》，摘自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49—250页。
正是这“一小撮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福利”、“妄自尊大”、“趾高气扬”，总是想“侮辱、欺负和压迫别人”的人，造成了社会下层的人们对他们的嫉恨和仇视。所以，社会下层和来自下层的“新人”才会产生下面的这种心理；尼·亚·别尔嘉耶夫对这一情况作了如下揭示：
从下层来的新人是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相异的，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是没文化的，被剥夺了所有文化，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按其对旧文化人的态度……这种文化在其勇敢的因素中导入了复仇的情感……这种人在天性上是ressentimcnt（怀恨、记恨），这种现象从心理上可以得到许多解释。尼·亚·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这种“从下层来的新人”，即基本上属于民粹派的平民知识分子，会对“旧文化人”抱这种“记恨”态度。这是因为“人民在过去感受到社会制度——建立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制度——是不公正的。……全部制度使人民的心灵发生完全的变异。这是一个典型的过程”。社会上层那一小撮的欺凌使来自社会下层的“新人”忍无可忍，机会一旦到来，他们原来窝在心里的怨怒和仇恨便“转化为凶残和狂暴”，而一股脑儿发泄到“旧文化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