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论述，最早见于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俄国民粹主义者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他们认为，俄国社会的前途应是社会主义。他们的论据是，当时俄国社会还大量存在农村公社，在这种农村公社中具有社会主义的胚胎，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苗子。因而，俄国应以农村公社为起点，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此，他们写信给恩格斯请求指导，作为回答，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驳斥了俄国村社派的思想，指出村社派所设想的将从氏族制度保持下来的农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的胚胎，自身就可以生长出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农村公社并非俄国所特有。在世界各个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曾广泛存在。一般来说，农村公社的前途应该是私有制的充分发展。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新社会的起点，也必须借助于西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胜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5页。
恩格斯的分析并没有局限在俄国，他把整个视野放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改造社会的实践，对此，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而自行设计出一套很完美却脱离现实的社会改造方案。他说：“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美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范示范，把它从外部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同上，第299页。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同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者以及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们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似的，恩格斯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批判，完全适用于非洲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者，把非洲传统村社制度的基本原则——“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误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加以“恢复”和“捍卫”，认为非洲在此基础上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显然带有很大的主观空想成分。正是这种理论上的空想，导致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选择了过激的发展战略、政策和措施，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停滞和倒退。
四、一种自身发展模式的探索
这里仍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和俄国民粹主义者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但不能就此简单地对其进行彻底否定。无论是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者，还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他们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他们所提出的走一条独特发展道路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无疑仍然是深刻的和值得重视的，可以说，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的产物，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和俄国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民粹主义思想家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提出强调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的村社制度，既是对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一种反思，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实际上也是把西方文化和俄国特殊国情的结合，是一种“西体俄用”。他们的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俄国的村社。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从最终结局看流于空想，但“村社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意义不容抹杀，它标志着俄国思想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来看，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即民粹主义革命运动阶段，实际上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准备和铺垫。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抓住了非洲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突破点，即在非洲独立后的社会结构中，仍大量残存着传统的村社制度，企图通过对它的改造和利用，使之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村社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同捍卫和弘扬非洲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主义的非洲个性和民族特性。一方面，他们奉行村社制度及其价值观，认为这是非洲固有的宝贵遗产，同时，他们又主张在村社制原型的基础上，吸纳人类的现代文明，以加速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实验，是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在非洲艰难的现代化征途中所做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虽然它存在不少失误和缺点，并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但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它在维护政治解放、争取经济独立、促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的失败，使非洲国家和人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传统，并为他们在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为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五、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教训
一方面，正如上面所说，我们不应该忽视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实验是完全失败了的，它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应该予以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首先应当看到，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实验，是一种俄国民粹主义式的实验。虽然至今仍未发现，非洲这批村社社会主义者直接向俄国民粹派求教过，读过他们的什么著作，也未发现，他们从俄国民粹主义那里直接受到过什么影响，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由于非洲20世纪中期前后同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在历史条件上十分相似，所以非洲有产生俄国那样的民粹主义的社会经济土壤，因此，非洲也同样产生了村社社会主义，即比较典型的俄国类型的民粹主义。但是，俄国民粹主义在其故乡主要只是停留在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层面上，其代表人物即民粹派，并没有在较大范围掌握过政权；俄国社会革命党在1918—1920年俄国国内战争期间，虽然短时期内在局部地区一度掌握过政权，对其理论纲领有过实践，但这时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已经有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并不是19世纪60—70年代那种典型的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俄国民粹派是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完全实践过他们的民粹主义理论的；而实践这种理论的，倒是非洲的这批村社社会主义者。所以历史的逻辑有时候的确显得有些乖戾，俄国有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宏大的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却没有赢得机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民粹主义实验，而这种实验反倒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让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者完完全全地进行了。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的实验，实际上是一种对纯粹俄国民粹主义理念的实验。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其理由有三：其一，他们进行的完全是打着村社社会主义旗帜的实验，实践着传统村社的各项制度和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实际上同俄国民粹主义是大体一样的。其二，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者，基本上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在他们的实验中，没有掺杂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正因为这个缘故，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当年都没有把这批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国家，如坦桑尼亚和加纳等，称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三，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者虽然当年也曾向苏联或者中国“取”过“经”，但这些“经”在今天看来，恰恰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是属于急进主义的，含有企图“超越”和“直接过渡”的思想，因而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这些“经”，起码应该说是超越非洲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
由于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实行的是俄国民粹主义式的实验，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超越实际生产力水平的，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加纳的恩克鲁玛政权和马里的凯塔政府相继垮台，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病逝后军事政变的发生，塞古·杜尔国家党及其村社社会主义路线的被废除，都是这种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失败的明证。
那么，这种实验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首先，这一失败是因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而受到的惩罚。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在社会变革中，一定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关系落后于或者超前于生产力的水平，都是违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而必然损害生产力发展的。非洲在上世纪50—70年代前后，有些地方还没有脱离刀耕火种，生产力还处于极端低下的水平，而在这种情况下，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就采取大规模国有化措施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强行把农民拉入集体合作组织，企图以此跨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违背客观规律者，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是必然的。村社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不是别的失败，而恰恰是违背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失败。
其次，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是空想主义的失败。村社社会主义，即俄国类型的民粹主义是一种空想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它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主观愿望、主观意志之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缜密的客观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水平基础上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却是建立在传统落后的村社制度基础上，是妄图依靠很低的生产力水平来实现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者仅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将要实行公有制，而传统的村社制度也是土地公有制，二者之间存在共同之处，是直接相通的，因此可以实现“直接过渡”。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与传统村社相适应的极端低下落后的生产力，在这样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一旦采取这种建立在主观愿望基础上的“一相情愿”的政策措施，其失败是必然的。
再次，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是急进主义“超阶段”发展的失败。村社社会主义，即俄国类型的民粹主义，是以“跨越”、“超阶段”和“直接过渡”为本质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也是一种急进主义。“跨越”、“超阶段”和“直接过渡”这一最本质的急进主义特点，也生发、引申出了其他一系列急进主义的具体政策措施，如大规模国有化，快速、强迫集体化，强制迁徙，建立乌贾玛村等等，都是违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民众意愿的，这样强行推行的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以失败而告终。
第四，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实验，也是向后看，开历史倒车的失败。历史现象有时是奇特的，村社社会主义的急进主义，一般来说，特别就表面来看，是急于“跨越”、“超阶段”和“直接过渡”，企图尽快实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它又是同历史保守主义共生的，它们二者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向前看的，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来实现的，而村社社会主义、俄国类型的民粹主义，却是向后看，要开历史的倒车，退回到传统的村社制度那里去，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完全排除利用村社公有制的可能，但要实现“向高级形式”即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6页。但历史事实是，无论俄国还是非洲，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根本未曾胜利，因此就完全谈不到利用这一革命胜利所提供的给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种村社社会主义的实验，是难免要失败的。
第五，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失败，最终也是反商品经济实验的失败。20世纪中期的非洲，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经济只是在沿海个别地区得到了初步发展。在这样一种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就企图利用传统的带有原始特征的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城镇打击工商业私人经济，禁止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国有化；在农村，取消个体经营，实现集体化。结果，造成了城乡居民生产积极性的消退，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引起物资匮乏，民怨沸腾。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所不能跨越的一个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任何跨越这个阶段的企图，都是注定要碰壁的。商品经济是开启社会财富的杠杆，任何过早取消商品经济的做法，都会堵塞财富的源泉，使民穷财尽，社会经济崩溃，最终使企图消灭商品经济者在历史的车轮下变为齑粉。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实验的失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纯民粹主义实验的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其他半民粹主义的或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实验，也同样是不会成功的。一切走向社会主义的努力，只有彻底克服民粹主义的思想束缚和羁绊，才能取得成效而一步步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