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和他一道，为上帝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神圣使命感使倪珪贞愈发显得圣洁，人们渐渐忘却对那个“大脚臭娘”的轻视，取而代之是如对圣母玛利亚的人间使者般的敬佩。这些，为他们的事业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经商带来的转变使这对基督徒夫妇初步体验到了经邦济世的艰难风险和乐趣所在，懂得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经济实力雄厚的道理，为宋氏家族的诞生打下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宋家的孩子，不论男女都经历了“少小离家”的求学路，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使自己在攀登知识的高峰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各科学业，为自己的辉煌人生道路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以两代人的努力，在国家政治经济处于十字路口的黑暗时代崛起为世界罕见之望族，从四万万人口中脱颖而出，创造了两个第一夫人，一个政府要员，和数位富有才干的精英，不能不说是世界少有的奇迹了。
宋耀如被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宋耀如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上善若水”，说的是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保持自己的那份安静、认真和柔韧有余的个性，几近于“道”。
宋耀如倪珪贞婚后，因工作不稳定，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为了能在一起，也为了相互照顾，倪珪贞便跟着听从教会指派的宋耀如颠沛流离，到上海周边各地辗转布道，与丈夫一起分担各种困难与险阻，正如她自己所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和他一道，为上帝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宋耀如的执著认真与倪珪贞的善良、理性使两人成为最好的夫妻传教士搭档。共同的目标将这对夫妇紧密连在一起，他们帮助接济穷人，为儿童和妇女创办福利事业，他们互相依赖与支持，感情日趋炽烈。工作之余，像大多数人那样，他们憧憬着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
作为妻子和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公，倪珪贞非常称职。她以丈夫的事业为事业，以丈夫的忧乐为忧乐。婚后的倪珪贞第一次体会到“穷日子”的滋味。宋耀如微薄的月薪不足以养家，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靠临时找地方勉强安身，寒冬来临时，倪珪贞甚至要为买一条围巾考虑再三，日常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靠她不断地抵押典当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才勉强维持。当然，与嫁妆相比，倪珪贞给宋耀如带来了另一笔丰厚的资产——娘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交关系。这些，为宋耀如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倪珪贞从来不怀宗派偏见，一心投入到基督的事业之中，似乎与她的丈夫一样痴迷。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一个沪上望族大家闺秀，能够不顾一切地抛头露面面对群众做传教工作，除了勇气之外，还要有过人胆识。在世俗眼光中，这个在上海长大的大户人家的小姐，下嫁传教士已是委屈，还要与丈夫一道在风雨里奔波，实在难得。神圣使命感使倪珪贞愈发显得圣洁，人们渐渐忘却对那个“大脚臭娘”的轻视，取而代之是如对圣母玛利亚的人间使者般的敬佩。这些，为他们的事业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悟性极高的女子
倪珪贞投入到传教的实践中。作为一个传统世家小姐，虽为教徒，她实际上从未这样近距离面对过群众，特别是这些穷苦的乡下百姓。他们的状况之凄惨，生活条件之低劣，是这个大宅门里出生，锦衣玉食中长大，只知风花雪月之闺怨，不知人间疾苦艰难的名媛所不能想象到的。那些乡民看到气质高贵、美丽大方的倪珪贞为上帝不惜屈身穷街陋巷，感动不已之余，对他们夫妇的工作也多少改变了一些看法，不再一味刁难而采取合作态度，使传教工作一度走出低谷，拨开宋耀如回国后那层始终缠绕不去的阴霾，终见到第一缕希望的阳光。
倪珪贞是一个悟性极高的女子，她在传教中看到的是上帝的爱人和现实的爱民之间的差距。她为不能拯救民生而痛苦，她看到乡亲们缺衣少食却无法解囊相助，看着孩子们挨饿受冻，只能流下同情的眼泪。她看到丈夫费尽心力筹来的善款连买砖的钱都付不起，更不用说建教堂建学校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她鼓励和帮助宋耀如开办印刷厂，印刷《圣经》。他们请人翻译《圣经》，印刷了大量通俗读本，使更多的人买得起看得懂《圣经》，印刷厂为他们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财富。后来，为了支持孙中山和宣传革命，他们也在这里印刷一些革命刊物和宣传品。宋耀如利用自己在教会的方便，成为美国圣经协会的中国代理人，他在印刷《圣经》的基础上，还翻印了大量的其他宗教书籍，这样不仅利润丰厚，也对传教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教会工作的开展，争取到了一些传教团体甚至是林乐知的有限支持。1888年宋耀如被升为正式牧师，这可能是他们这一时期传教工作最值得一提的事情了。
天道酬勤
他们竭尽全力，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多处地方建立学校、孩童乐园、诊所医院等，组建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但是，因为有林乐知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信任，几年传教工作开展下来，他们每每有不尽感慨。为了打破被林乐知所掣肘的尴尬境况，他们在举家迁往川沙地方后，开始尝试进行独立传教。但是独立传教在被林乐知把持的上海监理会一班人看来，无异于叛逆。他们无所顾忌地反抗着，而反抗愈烈，受压也愈重，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上帝的事业始终没有走出时代设下的这道怪圈。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宋耀如在实业“救教”的道路上却越走越宽。
天道酬勤，开始并不是抱发财梦想而是为建教堂不得不创办工厂而成就的实业，成为宋氏家族辉煌事业的开头。为了摆脱困境尽快地为家庭生活和即将出世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宽松的生活学习环境，他们尽一切能力做事，一边传教，一边办厂做生意。
经商办实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用赚来的钱盖教堂，办福利机构，举步维艰的传教事业也随之走出低谷，随着整个环境的改变，他们不经意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成为上海也是中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外国烟草、纺织、面粉机械进口代理经营商。一个资本的东方奇迹就这样诞生了！这当然也有宋耀如美国朋友们的一份功劳，与卡尔先生的鼎力相助尤为密不可分。
经商带来的转变使这对基督徒夫妇初步体验到了经邦济世的艰难风险和乐趣所在，懂得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依赖雄厚经济实力的道理，为宋氏家族的诞生打下物质和精神的基础。经济状况的转变，也唤醒了宋耀如夫妇对经济实力影响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
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宋耀如的经历使他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中国上海至美国贸易大港之间的大洋为不可多得聚宝盆之觉悟。早年航海时目睹财富流转的奇妙景象一夜成真，变为实现自己经商求富、扶持传教的法宝。宋耀如从到美国当学徒开始，中间皈依基督教，进而接受美国思想教育，到传教受挫，到以实业立身，走过了一般民族买办资本家所不能体会到的艰难曲折道路，使他与一般土生土长的资本家不同，具有独到的国际经济整体化的眼光和见识，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笔无形财富。而倪珪贞生长在中国近代商业的策源地上海，对西方经济的行为方式、观念意识，早已耳闻目睹，和宋耀如有着同样强烈的经济与功利的时代观念。这种中西文化的契合，表现在对经济的认识上，就形成了宋耀如夫妇特有的人格特质——以商业崇拜作为底色的“海派”基督教新教主义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宋耀如夫妇游刃有余地在经济海洋中合资扩产，整合兼并，不断地拓展生意范围，扩大生意规模。宋耀如兼职上海福丰面粉厂的经理，并持有股份，为工厂进口、安装先进设备，是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这样，随着个人财富成几何数增长，宋耀如很快作为一个响当当的“实业家”，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了丰厚收入的宋耀如夫妇开始计划建造自己的“爱巢”。1888年底他们在上海郊区虹口买了一处地皮，建造了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安定的居所。这时，宋耀如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倪珪贞怀孕了。
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殿堂”
宋耀如憧憬着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他要创造一个新的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他按照在美国的见识设计建造新居，好在这时的上海已经是哥特式、巴洛克式等西方传统建筑形式的万国博览园，不缺少借鉴和模仿之样板。他要把他们的这个家，建成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杰作。
宋耀如在居住环境的安排上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全新态度。文昌家乡自然田园风光的朴素和现代都市繁华的结合，是他梦寐以求的人居理想。他有着对美国波士顿、北卡罗来纳和达勒姆所能给予的教育环境的温馨记忆。处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虽也是景色秀丽的江南水乡，但毕竟是一座时代化了的大都市，他要让孩子们从小在一种刻意追求的田园风光中得到大自然的熏陶，不让他们受到太多城市繁华的困扰，以免变得五谷不分，农耕不识。
他们的家坐落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柳树在河岸摇曳，鱼虾在河里嬉戏。河上一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小拱桥引导着回家的路。院墙是褐黄色的，与绿野相互映衬，整个居住环境表现了一种美国式大气宽容和中国式实用便捷的理想。院内共有两组房舍，前面是一栋二层楼房，后面为厨房、储藏室和佣人们住的地方。
房间一改中国旧式民居狭窄晦暗的传统设计，明亮舒适。游廊和阳台气势开阔，客厅卧室里一式西式家具点缀着中国古董，时尚高雅，摆放着当时绝大多数上海家庭很少听说过的美式弹簧床，安装着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用不起的精致苏州澡盆。
而最能表现宋耀如“放牛娃”本色的是房后专门留出的一块做菜园用的空地，闲暇之余一家人荷锄挑担，温习体验农耕之乐趣。总之，这所房子从里到外，显示出主人的丰富生活理念，刻录下这家不同凡响的小主人公们健康欢乐成长的少年时代的身影。
关于这一切，体会过美国精神物质财富的宋耀如十分满意，他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安排，是一种与美国式生活理想的近距离接触。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殿堂”，等着他们的“公主”、“王子”降临，让孩子们出世起就感受到那种彼岸理想的召唤。
倪珪贞虽是富人家长大的“贵人”，但毕竟在中国长大，她看着这个家与不远处简陋农舍的巨大反差，心中还是有点小小的不安，她始终不忘“富而不奢”的古训。这大概就是查理·宋一生多表现为一种革命英雄浪漫主义的勇往直前，而倪珪贞多表现为一种生活现实主义的坚毅、审慎之区别所在吧。
为纪念香韵早逝的安妮？
1889年7月15日是一个具有纪念性的日子，宋家的第一个孩子，长女宋霭龄诞生了。初为人父的宋耀如无比欣喜地抱起新生的女儿，吻着妻子的额头：“太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了，而且是个女儿，可庆可贺。你看这孩子，嘴角紧闭，面相坚毅，一定又是一个‘大脚娘’哟，哈哈哈……”爽朗开心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家中仆人们也都为老爷真诚的喜悦所感染，每个人都在争着跑前跑后，脚步轻盈。自从来到这个大宅院里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呢，连风也这么善解人意，带着一丝清凉从黄浦江上徐徐吹来，仿佛为这家第一个新生的婴儿祝福似的。看到丈夫非但没有因为生女孩而不快，还拿自己开起了玩笑，倪珪贞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虽然她知道宋耀如并不是一个固执传统的人，但在中国，毕竟有多少家庭为生男生女的事情所惑。
宋耀如像对自己，也像对妻子说：“女儿怎样，女儿家一样做大事，在美国，女孩子和男孩一样读书学习，敢于抛头露面，当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我们的女儿要接受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学校，我们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为基督的事业，为国家的振兴作贡献。”讲到此，他提高语气，用他特有的标志性幽默大声认真地说：“现在出生的孩子，属于宝瓶星座，若是女儿，必将大有成就。就叫爱琳吧，感谢上帝，阿门！”逗得倪珪贞笑了。
宋耀如给女儿起名爱琳，是否为纪念香韵早逝的安妮？个中是否有对这位美国女友的一份怀念？或是寄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能成为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国式名媛淑女而不单单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弱不禁风之千金小姐？大概只有查理自己才说得清楚吧。后来在《万国公报》主笔沈毓佳老先生的建议下他将“爱琳”改成“霭龄”，或是为了这个名字看起来更中国化一些吧。
六个子女接踵而至
宋氏家族全家照，摄于1917年。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宋耀如、倪珪贞；后排左起：宋子良、宋美龄。
宋家后来的女孩名皆为“龄”字结尾，男孩名皆以一个“子”字承起。中国人有以字讲命的习惯，宋家孩子的字中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更深的含义，仅仅是为孩子们命名方便而已。但后来以“龄”字结尾的三姐妹个个尊贵无比且享年久远，都在耄耋之上谢世。其中宋美龄更是高寿达106岁，在古今中外政治人物中如此寿数甚是罕见。三个男士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个个富而不靡，贵而不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字人生”的写照。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上对宋氏家族可理解度越来越高的一个时间的证明。
继1889年宋霭龄出生之后，
1893年宋庆龄出生；
1894年宋子文出生；
1897年宋美龄出生；
1899年宋子良出生；
1906年宋子安出生。
六子女接踵而至，让宋家门庭人丁兴旺，这个家庭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按另一种生活习惯尝试性地实现自身向往世界进步的理想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人父为人母的他们，面临越来越严肃的子女教育问题。
不计毁誉，务必占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