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外国人和高等华人在上海这个东方波士顿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而缺乏波士顿的博爱。
平民，特别是中国下层人民，不能保有基本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备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的欺辱、压迫。
这是基督教徒宋耀如始料不及的。
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随之而来的基督文化的感慨和愤懑。祖国太落后了！人民太贫穷了！中国人太容易被欺辱了！
那些把持国家重器的官僚和左右着意识形态的上层统治者们，对以基督教为标志的西方文明的理解永远停留在教条和愚昧的历史污淖之中，这是一个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不可规避之现实问题。
理想境界
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境界是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
耶稣基督提出的最大诫命必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22∶37—38。《圣经》（简化字和合本），《新约》，第44页。耶稣基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在人间就应该化作对人的博爱，当耶稣以上帝之子的名义行基督教时，其教义倡导的是平等、宽容、慈爱和忍让。
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愿您的旨意成全”。《马可福音》14∶36。《圣经》（简化字和合本），《新约》，第91页。
基督教主祷文说：“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11∶2。《圣经》（简化字和合本），《新约》，第127页。
这些，都把人无上的尊严和上帝等同起来，而人不论高贵贫贱都是上帝平等的子民。
当头棒喝
基督教认为中国现实文化、思想中向来缺失对上帝的敬畏，一个缺少敬畏的国家其统治也必然冷酷无情，而要改变这种现实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容忍苛政和牧民的奴性意识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
中国这个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大国，因为在“文化”上遇见对手，马上就遭致思想政治上的惨痛和失败。
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在西方文明催生下的强大军事机器面前暴露无遗。一直以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上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
这让中国人困惑，也让中国人警醒。
实际上，中国近代反封建独裁统治的种种反思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无论在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中，都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尝试借用西方思想文化，为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寻找各自的灵丹妙药。
作为一个以世俗性文化为主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所以我们受辱于人。
于是就有了一个本末倒置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强国梦，随1890年甲午战争中花费巨资建成、有着极大近代化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破产，痛定思痛，才有了文化制度上的反思：长矛大刀打不过人家，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甚至打不过历史上一向以中国为师长的明治维新后野心勃勃的日本。
原来西学之根本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
这一切，让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宋耀如五内如焚，这与他在美国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出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给他一个当头棒喝。
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当他步入上海陆家嘴码头的一刻起，他进入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历史大碰撞的战场。他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和中国的实际相距太远，陌生的环境、疏远的人群，成为他回国传教的屏障和噩梦。
倍感失望
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受西方文明影响最深、受益最大，同时也是受殖民统治之害最重的地方。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这个归国赤子呢？很快一种失落和迷茫的感觉让他惶惑。
他发现自己居然听不懂同胞的话，看不懂祖宗的方块字，更不用说拗口的吴越方言了，就是那遥远的文昌家乡土语，也回想不起几句。
宋耀如一下陷入了环境的藩篱。回到自己祖国的传教士查理·宋，在上海这个地方，竟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他要学习中国文化，学说国语，特别是上海方言，他又像当初刚到波士顿时，重新成为语言的囚徒。不会当地方言，不了解上海，宋耀如不要说传教，甚至生活都寸步难行，他一时找不到祖国的感觉。
1886年6月14日宋耀如致索斯盖特信表达了他的这种感情：
……是的，我再次走在这片生育我的土地上，但远不是家一样的地方了。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70页。
刚回到祖国的宋耀如感到上海和那里的人似乎不怎么欢迎他，备受煎熬的海外十年思亲之痛使他迫切地想回文昌看望父母，而林乐知的骄横冷漠让其倍感失望，他甚至想离开上海，到日本传教。
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设会稽郡，其所辖缪县就包括今天的嘉定和上海两县。到了晋代、南朝，上海依靠渔、盐之利，经济已相当发达。唐时将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建华亭县，县治设在今松江县境内。天宝五年（746年），在今青浦东北的吴淞江南岸设置了青龙镇，直属华亭县。青龙港是吴淞江下游的起点，为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航运船只不仅可抵沿海和内河重镇，而且可直达日本、朝鲜。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正式建“上海县”，这是上海建城伊始。到了明代，上海地区商肆酒楼林立，这时，申城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
明末清初，上海的行政区在沿革中，逐步形成了近代大上海规模。上海优越的经济地理环境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吸引着世界的眼光。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已是街巷纵横，商店林立，鲜萃羽集，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指令耆英和伊里布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第三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清道光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接着，英国又以“理定善后事宜”为借口，于1843年10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条约”第九款规定：“在万年和约（指《南京条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
同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任。他根据《虎门条约》向上海道台官慕久要求划出一块土地作“居留地”，专供英国侨民使用，此为上海租界的滥觞。
慕久居然认为华洋分居能避免“纠纷”，默许巴富尔的要求。
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向所有在沪的英国人当年12月登记的在沪英商及传教士为25人，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7页。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业已设立，地点位于东门和西门之间的城墙附近。
同时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届时，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在上海被迫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上海，在上海竞相设立租界。
先是英国于1845年，继而美、法也于1848—1849年分别在上海建立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称为“公共租界”，整整一个多世纪，上海成了外国侵略者“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外滩公园事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在某种程度上与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波士顿十分相像：港口四通八达，资本贸易东西融通，积极进取，充满经济的活力与野心。
但上海又不完全像波士顿，它缺乏民主信仰，官僚买办横行，自由备受压制，广大人民生活在清朝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血腥殖民剥削双重压迫之下。
对于旧时中国人，上海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此时此刻宋耀如不得而知。
宋耀如站在这个繁华、奢靡，空气中飘着香风，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街头，茫然四顾，一头西式短发，一身西装革履，在留着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同胞眼里，显得刺眼和异类。
19世纪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华洋关系显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上海人以西化为时髦，西方人在上海举行的各种运动，虽然不欢迎华人参加，但华人却喜欢成群结队地去观看。
遇到跑马等热闹事，更是倾巢出动，万人空巷，连附近的苏州、杭州、嘉兴等地的人们也不顾旅途奔波赶来争看“西洋镜”。
吴越方言区的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情有独钟。
另一方面，面对殖民主义者对华人采取的歧视和排斥态度，上海人又充满屈辱感和不满，他们饱受英法租界巡警及印度“红头阿三”的欺压，随时都在为民族尊严和生存权利斗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上海外滩公园事件。
上海外滩公园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在租界内建立的公共花园，但长期以来，华人无权进入，引起中国人长达六十年之久的抗议，直到1928年外滩公园完全取消对华人的入园限制后才平息。
除此外，当时的上海，禁止华人入内的外国人专用场所，何止外滩公园。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从来都禁止华人入内，著名的跑马场，也从未接受过华人会员。
这种对华人的极端歧视逐渐引起民族意识日渐觉醒的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当时的《申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抨击工部局这一歧视政策，上海的华商团体也为此联名上书抗议。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后，英国人为合理规划和利用这块面积有限的土地，于第二年组织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大概是上海城市建设最早的规划机构了。1853年，太平天国军占领南京，租界里的外国人顿时紧张起来，于是英国领事提出，英、美、法三国把各自的租界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市政机关，以统一管理上海的租界。当年的9月7日，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导致很多人逃离上海县城涌进当时只有数百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原来“华洋分居”的局面变成“华洋混处”。1854年7月11日，全体租界人会议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工部局”（Shanghai Executive Committee）董事会。工部局不久改称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中文译成上海市政委员会或上海市政厅。这俨然是一个拥有对租界的管理权、行政权和对人的管辖权、征税权的独立“政府”。刚开始，工部局只向这里的外国人收税，后也向住在租界的华人收税。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除了为洋人服务的仆役，还有商人、买办和在外资机构工作的中国职员。也正是从他们中，产生了对洋人种种歧视不满的第一批抗议者。
噩梦打破美好的理想
这一切，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宋耀如而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1886年7月宋耀如联系颜永京颜永京（1838—1898）：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之一，武昌文华书院和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开创者之一。教会教育界公认的华人领袖，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之人。等六位牧师，手捧《圣经》来到外滩公园进行和平抗议。
虽然后来在各界的反对压力之下，工部局只得同意外滩公园有条件向中国人开放，但这件事对所有中国人的感情伤害是不可弥补的，特别是对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华人，伤害更甚。这些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陶过的“绅士”们，绝对难以在自己的国家接受“颜色”侮辱。
宋耀如回到自己的主权国家，却要为在自己的祖国争夺生存权与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民族主义的误解进行不断抗争和较量。
这种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二等公民”的噩梦打破了宋耀如的美好梦想。
一个中国人的美国基督教理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变得不那么和谐不那么尽如人意了。从这些事件中宋耀如看到了中国人备受屈辱的社会地位与现实存在的不公和实现基督教理想之间的巨大距离。与在美国相比，人的尊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美国通常存在的狭隘种族歧视不同，民族压迫是对主权国家最大的劫掠。
一切的平等博爱，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里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宋耀如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困惑。
不平则鸣，上帝也有愤怒的时候。
面对事实，一种改变现实世界、追求欧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实现共和理想的愿望由此萌发，他想起波士顿英语教师关于民主自由的教导，开始注意和观察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传教和做实业的同时，尽自己的所有能力支持和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
见习牧师
上海是中国开埠最早和最彻底的地方，也是对待西方的态度最自相矛盾的地方。上海包括周边地区，自古佛道两教兴盛，明清时期以佛教、道教为主，寺庙、宫观众多，香火旺盛。西教亦有较长历史和较大规模。
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上海及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在中西文化之间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从维护传统出发，把外国宗教文化统统斥为异端邪说；一方面，在西方的先进技术面前，他们又不得不自认落后，表现出一种既嫉妒又畏惧的心理。
因此，宋耀如觉得，救国首先救心，传教可以挽救灵魂，教育可以培育气节，而这个“气节”应该是在正视西洋先进文化和科学的前提下，保留民族和国家尊严的一种信念。通过教育和学习，在近代中国培育一大批既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又不失民族传统的知识精英，才能逐步实现一个现代、民主和自由的中国。
中国人要从一个腐败落后的意识形态中走向光明世界，仅仅有基督教是不完全的，还要有一个开明、大度和眼界高远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是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奉行民主自由的政府。
宋耀如憧憬着把深沉的爱奉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把在美国学习到的所有知识和思想，介绍给歧途中的祖国。
但这个理想的实现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仍然要由美国人林乐知来操纵决定。
此时他还只是一个监理会基督教见习牧师，他的组织要求他在上海必须服从林乐知的领导。
将宋耀如派往上海符合美国和监理会的在华利益，他们要宋耀如落脚上海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上海及上海周边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开放和最发达的地区，他们需要在这个地区发展扩大势力。
从以后的情况看，这当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后来在宋耀如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上海奇迹，都像是圣谕般的灵验和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