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议论人，是非曲直，无从证实，这叫私设公堂、缺席审判，当然不正派。但许多人有这种德性，甚至有这种嗜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并不地道。口之于人，不止于病、祸两害；吹牛拍马卖狗皮膏药利莫大焉！祸福之外，还有天生的习惯，它是人身上最管不住的器官，上顿吃饱了，下顿照样吃。吃了好的，还要吃更好的。说话同吃一样，都天生有瘾。即使也有认为背后说人不妥，但别人在说，听听也无伤大雅，等到自己瘾来时，“不妥感”便没有了。反倒自以为与众不同，乃是一种关心的表现。总要发表声明说“这个人我认识，印象原来还挺好”或径直说“我们还是朋友呢”。然后慷慨陈词：“要不然，我才不讲这些。说话也要花力气，我养养神不好吗？”那口气真似大有恩泽施于人的样子。倘有人提出“朋友的错误应该当面指出”，也很容易被“他听不进，不但听不进，反而还有意见”的理由驳倒。至于他是否当面提出过，则无从对证，连他们是否真是朋友也只是听他吹。但以朋友的名义发出的消息却使人增添几分信任感，如此一传再传。等到变成一种舆论，早已鸡变鸭、鹿成马。当事人听到了，哭不得，笑不得。
最难办的还是那些货真价实的朋友，他真熟悉情况，他讲的事至少有80%是真实的，另外20%也并非有心使歪，只是表达能力不及而已。但是他表达不准确的地方正好给能够充分发挥想象的表达者留下了宽广的天地。几经传播之后，信息回到第一位传播者耳朵里时，至少有50%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候他的脑子如果管用，他就会明白是讹传的结果；可惜管用的脑子偏又不多，他竟会一跺脚（脚就管用了），埋怨他的朋友不够意思，怎么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告诉他呢！
如此朋友，其奈天何！
另有一种人好像更加真诚。他认为朋友即使不是完人也该非常优秀（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崇拜朋友的，认为无友不如己者，他以这样的朋友作为自己的骄傲。可是，常常会有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比如偶然会听到有人谈论朋友有不检点的行为，等等，神经马上紧张，以“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的精神尽快告诉他的朋友，要朋友当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日积月累，从生活、工作到思想、政治，诸多关照，不一而足。其实此类舆论，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小题大做，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开开玩笑的，到了他的嘴里，一概变得十分严重，好像天马上要塌下来了。这就使他的朋友经常受到干扰，弄得非常烦恼、窝囊。朋友当然也会有对立面，有的还相当阴险。这种阴险的人就会利用他把纯属诬陷的事传达到他朋友的耳朵中去，他的朋友受到伤害，但又因为是他说的，碍于情面，无法控告他的诬陷罪。
这样的朋友，只要有一个，就够烦的了。交朋友是该有选择，如果已经认为朋友比自己优秀，那起码应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应该相信朋友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因此，在听到那些背后的谈论，就该挺身而出，为朋友辩解，使别人也能像他一样理解他的朋友。他却完全相反，一上舆论阵地，马上溃退，进帐报告敌人来了，扰乱军心。这算什么朋友，他临阵脱逃，罪该斩首。
朋友是应该互相帮助的，但这种帮助，首先在于理解和信任，最难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听到有损朋友的议论就惊慌甚至溃败，原因就是对朋友的不信任、不理解。有些几十年的老朋友，总以为彼此都熟透了，可是偶然听到第三者一句诬蔑之辞，竟马上对老朋友的看法糊涂起来，也是常有的事。这也难怪，曾母对自己的儿子曾参可算得信任了，可一连三次听说曾参杀人，也会弃甲曳兵而走。又何况朋友呢！
真能相知的朋友当然是有的。朋友毕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伴侣。从关系上说，它比父母妻子松散，合则交，不合则断。但相知的朋友却能终身为伴。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帮助，远远超过家庭里的一切人。世界上的事，大概有一半是被谣言搞乱弄坏的，要做朋友，千万不能卷到这里面去。
5.诤友
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现代诗人、散文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等。《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32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吗？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辞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儿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厂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1925年）。他说：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地了解，多方面地感受，多方面地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3～4）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8）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友，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彩照人，不似初时“混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足；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地道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10～11）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至佳，赢得这会场中唯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的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反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儿），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儿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真知灼见的绝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功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地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被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以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6.朋友的泛滥
肖复兴
肖复兴，1947生于北京。当代作家。作品集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和《遥远的含蓄》等，其中《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如今，再没有比朋友更为泛滥的，到处可以听得见：这是我朋友！请我朋友帮忙，没问题！有事找我朋友去！朋友这个词使用频率大概是最多的一个，如同打开瓶盖儿冒出香槟酒的泡沫，可以喷吐个不停。似乎真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湖遍地是朋友。尤其伴随着臧天朔那首已经唱烂的老歌《朋友》，朋友更是如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
我是对此深表怀疑的，朋友真是会有过江之鲫如此之多吗？如今到处泛滥的朋友，意味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剔除了那已经是凤毛麟角的真正朋友，其中大多数所谓的朋友，已经和朋友本来所具有的古典和经典的含义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朋友分为三类：一类是出自自身的利益或用处考虑的；一类是出自快乐的目的；一类是最完美的友谊，即有相似美德的好人之间而成为的朋友。如果依此标准来观照我们如今已经泛滥成灾的朋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大多不过是亚里士多德说的第一类而已，如果和第二类也沾点儿边，不过是因为由于利益或这些目的的达到而满足所呈现出的快乐罢了。第三类，则连一点儿边都不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