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对成功充满了希望。但起初的几个星期，我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个学年主修数学。此外，其他的科目还有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所需要的大部分书籍都没有凸字版，并且我还缺少一些科目所必需的仪器。不仅如此，在我就读的班级中，因人数众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指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代替老师们为我翻译。这项工作太繁琐了，11年来她那双灵巧的手似乎第一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本来，代数、几何和物理习题是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堂上完成的，但这是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才把这些作业步骤利用打字机记下来。黑板上的几何图解，我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惟一能弄懂它们的方法就是利用直的和弯曲的铁丝，在垫子上做成各种几何图形。而凯兹先生在课堂上所讲的那些繁琐的假设和结论以及结论和证明的过程，我就必须把它们记在脑子里。总而言之，每门功课对我来讲都困难重重。有时，我也会灰心丧气，甚至会对莎莉文小姐大发脾气。现在想起来，我仍会感到惭愧不已。因为她不但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给予我无限关怀，为我在学习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印制出来了，其他仪器也都陆续到达了，我又重新充满信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学习的两门功课。正如以前所说，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各个要点我又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此我学习起来很吃力，尤其是几何图解让我特别头痛，即使在椅垫上拼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楚各部分图形的相互关系。直到凯兹先生教我，我的数学成绩才有一些进步。
当我开始克服这些困难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它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我的书本还未到达前，吉尔曼先生就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提出建议，认为我课程太重，并且不顾我的反对，减少了我的学时。起先，我们同意在必要时以5年时间准备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第一年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巴芙小姐（吉尔曼先生的主任）和另一位老师改变了想法，都认为我能够在两年后轻松地完成这些功课。起初，吉尔曼先生同意这点，但当他看到我的功课进展有困难时，就又一次坚持认为我功课太重，必须留校3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够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上学。虽然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只是得了小病，不太严重，但吉尔曼先生得知后，仍认为我是被繁重的功课累垮的，于是他改变了我的学习计划，使我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期终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和莎莉文小姐的意见发生分歧，最后母亲决定，把米珠丽和我从剑桥学校接回家。
经过一番周折，母亲请剑桥的凯兹先生担任我的家庭教师。
在1898年2月到7月期间，凯兹先生每周都到瑞逊市两次，教授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给我翻译他的讲解。
在1898年10月，我又回到波士顿。其后的8个月里，凯兹先生每星期给我上5次课，每次约1小时。
就这样，我考大学的准备工作毫不间断地进行着。我觉得单独学习要比在教室内受教育容易和舒服得多，因为这种单独上课的方式既不匆忙又不混乱。家庭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比在校时进步得更快，收效也好得多。在数学方面，我仍要付出较其他功课多得多的努力。如果代数和几何有学语言和文学一半容易就好了！
即使是数学，凯兹先生也能把它讲得很有趣味，他善于简化问题，使我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可以让我保持清晰而敏捷的思路，并指导我有逻辑地寻求结论，而不是不着边际的猜想。不管我多么愚笨，他总是温和而有耐心地给我讲解。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这两天，我参加了雷得克里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是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校不准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题，因此柏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位讲师——文尼先生被邀来替我把试题翻译成美国式盲文。文尼先生与我相识，但除了替我翻译试题，并没有与我交谈其他内容。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用于几何和代数是有困难的。这使我在考试中被弄得精疲力竭，尤其是考代数，我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虽然我熟悉美国通用的3种盲文：英国式的、美国式的和纽约式的。但3种盲文中所用的各个几何与代数符号是不同的，而我以前只用英国式盲文演算代数。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寄了一份哈佛大学去年的盲文本代数试卷给我。当我发现上面的试题都是美国式符号时，我真是慌张极了。我立刻给文尼先生写信，请他为我解释那些符号。回信时我收到另一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格。但直到考代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忙于运算一些复杂的习题，当时，我对括号、大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情形还分辨不清。凯兹先生和我都感到很苦恼，都担心第二天的考试。不过，考试时我们提前到了学校，并请文尼先生给我详尽地讲解了这种美国式符号。
考几何时，我主要的困难是，我一向习惯于让人把命题写在我手上。不知怎的，虽然题目在我面前，可我总觉得那些盲文很混乱，我总是不能确定我所读的是什么。考代数时，难题更多。那些我临阵磨枪所学的符号，原以为已经懂了，结果在慌忙中却不知所云。同时，我又看不见打字机打出来的是什么。我一向都是用盲文或用脑演算的，而凯兹先生对我运用心算去解决难题的能力也估计过高，而且他也没有训练我答题的技巧，因而我的解答做得非常慢。因为我只有把例题反复阅读才能知道我该怎样做。我现在也不敢肯定当时到底有没有认错那些符号，因为当时我已很难保持镇静了。
不过，我不会埋怨任何人。雷德克利夫学院的执事先生不会意识到，他们给我出的考题是多么难，他们也不会了解我要克服怎样的困难。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境，通过了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