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R·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菊花般温文儒雅的一面，也有武士道崇尚暴力的一面，这种文化背景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别国特别是邻国文化遗产的占有、掠夺与破坏上。日本文化长久以来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近代门户开放较之中国还要晚上二十余年，如果说明治维新为其带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飞速膨胀，文化的积淀则不是一蹴而就的，岛国寡民的狭隘心态使日本急于成为文化大国，树立其对文化母国的心理优势，以至于在文物事业领域也走上了所谓独树一帜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恶劣影响之深都是前无古人，后也鲜有来者。甲午之后，日本人即在华持续开展文物“考察”事业和考古发掘活动，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购买和掠夺中国文物典籍，为日本汉学、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及至“九一八”事变和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行径则成为刺刀保护下的公开的抢劫和破坏了，给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以古籍善本的流失为例，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从中国以各种手段掠走的就达九千种之多，其中有77种汉籍在战后被日本国家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170余种汉籍被确认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20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由此可见中国被劫文物的价值和蒙受损失惨重之一斑。中国近代文物事业所受到的种种劫难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从这种意义考察，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亦即一部中国文物蒙受磨难的痛史。
（五）中国近代文物事业是在人才缺乏、队伍薄弱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近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文物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大专院校中也很少设立专门的考古学或博物馆学专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除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史学系等学术机关，相关课程只是作为选修课栖身于国统区高等院校史地专业的课程体系之中。为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不论是海归学者还是本土专家最初都没有接受过多少专业训练。19世纪众多的伟大考古学者最初都是地质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8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主持中国近代所有著名考古发掘项目的，也几乎都是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在1949年以前几乎一直都是由地质古生物专家主持发掘和研究的。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84页，三联书店，1997年。从周口店、西阴村到殷墟、城子崖，正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在田野发掘的不断摸索实践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而开创并将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一些传教士、实业家、教育家；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并对其开展有目的的维修工作的则是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和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政府官员。因此，中国近代文物事业能在人才相当匮乏的条件下，从无到有，取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叙述的成绩，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学术素养和工作能力确实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
（六）外部力量对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近代文物事业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主要功绩固然归功于国人的不懈努力，也与外来力量的影响息息相关。东来的传教士和学者在客观上向当时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理论及具体实践。正是在外国人兴办的博物馆中，诞生了中国近代首批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观众，西学东渐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草根阶层也可以借此放眼看世界；正是在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等人的言传身教和传帮带下，许多年轻的中国学者一步步跨入了考古学的神圣殿堂。当时在中国开展考古活动的外国学者大多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具有相当田野实践经验的著名科学家，他们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反映了当时世界考古学的水平和发展方向，使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在发展中避免了许多弯路。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09页，三联书店，1997年。有的外国学者如布达生还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做的贡献如同看不见的手，缓慢地将中国文物事业逐渐推入近代世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将他们与某些冒险家混为一谈，以至于他们的贡献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还蒙受了不白之冤。所幸的是今日学术界已逐步为他们正名，我们亦应以一分为二的客观眼光将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文化强盗与曾经帮助中国近代文物事业蹒跚起步的外国人严格区分开来。
（七）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与国内外民间力量的贡献密不可分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逐渐苏醒，广大民众曾自发地开展过许多保护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行动。如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氏兄弟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抢救收集了散失民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近9000册，此后又多方搜集和抄补缺失，并重修文澜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人荷尔姆欲以白银300两购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外运时为西安民众发现并制止；山东益都县民众注意按照法规保护当地文物，凡有出土发现，辄鼓动政府出资购藏，知有向外国人出售珍贵文物者，则通过外交途径截留。一些收藏家和社会名流也致力于文物保护事业，如江苏收藏家董康曾捐赠唐代墓志19方于国立历史博物馆；于右任先生曾将自己收藏的300余方北魏、北齐、北周及隋代墓志捐献于西安碑林；宋哲元任陕西省主席期间创建了新城小碑林；华北慈善总会曾筹资修缮了西安大雁塔、扶风龙光寺等文物古迹；叶恭绰等人曾发起成立“甘肃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敦煌文献文物的收集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社为鼓励青年科学家的研究与写作兴趣，设立或代管各种科学奖金，组织委员会管理评选与发奖事宜，其中有考古学奖金，由北平社友会捐赠，专给是年考古学成绩最优的学者，奖格包括金质奖章一枚，奖金一百元；1928年6月，在北京政府瓦解后的权力真空期，刘半农等人组织临时性民间组织北平文物维护会，在特殊时期为保护古都文物古迹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历程中，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亦不能忽略，在此类组织中，与中国关系最重要的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也是该基金会最早和最重要的海外工作对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基金会在华资助了地质、古生物、考古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后续研究。该基金会还捐助8万美元帮助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这些资助对于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外勘探工作。该基金会还于1928年12月出资发起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并邀请伯希和参加指导，使汉学研究从此正式进入美国的学术领域。
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第222—22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利用退还之庚子赔款所创建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十分热心于文物博物馆工作，曾经连续三年每年拨款1万银元资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田野发掘工作。哈佛—燕京学社曾资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起研究安阳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专门实验室，等等。
此外，对于古玩业也应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留下它应有的地位，虽然不肖的古玩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主要罪魁祸首，但近代中国的古玩业也在客观上出于商业目的抢救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使之免受损毁，而且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培养出了许多学有专长的文物鉴定和文物保护修复人才，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为中国文物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四、研究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的意义
研究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在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过渡地位。在继承和延续中国古代文物事业的基础上，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大量吸取了西方近代文物博物馆学术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融合与创新，成就了一幅凝聚着光荣与梦想、辉煌与浩劫、喜悦与泪水、光明与黑暗的历史画卷。对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深入研究探索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一方面，对于促进中国文物事业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我们现实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面临的许多困难，比如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文物犯罪活动猖獗、文物外流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有法不依、违法难究的问题；文化遗产的宣传普及问题等等，往往都能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史上找到其原型。正是因为当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左的不和谐现象，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史，通过比较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和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历程，对某些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史为鉴，以史咨政，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推进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研究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所在，同时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抚今追昔，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环境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环境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全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逐渐提高，我们相信，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坚实脚步而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