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荣的《社会教育事业十讲》。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八讲为“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他从博物馆的意义与职能、博物馆的起源及其发达、博物馆的种类、博物馆的行政组织、博物馆的建立及其设施、博物馆的教育事业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博物馆学的基本概念，并强调：“博物馆为社会教育事业中最重要的设施”，“博物馆学的内容极为丰富，非专门研究不能深知”。他还特别对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博物馆管理体制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博物馆工作必须由专门人才从事，“吾国社会教育机关任用博物馆馆长及馆员，亦当知经营博物馆事业，必赖专材，幸勿位以名流达吏，致酿成只知玩赏古物，而不知博物馆的职能尚有所谓民众教化兴学艺研究在者”马宗荣：《社会教育事业十讲》，第185—18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孟宪承的《民众教育》。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对博物馆的性质、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的职能功用等做了介绍。该书将博物馆分为美术馆和科学博物馆两类，并指出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观念经过了三个步骤的演变，“最初只当它是珍奇的库藏，其次当它是学术研究的场所，现在则把它当做民众教育的工具”。强调在民众教育方面，博物馆的功用一是刺激观赏者的好奇心，因而引起他们的思考；二是搜集自然与艺术的宝藏，以满足人们求知审美的欲望；三是供给民众休闲中一种理智的美感的享乐。该书还就博物馆如何充分发挥在民众教育方面的作用进行了阐述，“真的要发挥这种功用，博物馆也必须放弃它的旧时的尊严，而到民众中间去做积极的活动。它的能事，便不止于搜集、分类、典藏，而凡是陈列品的标志、指导书、照片、宣传文字、专题演讲、参观指导员等都不可分，到了具足上述三种功用的时候，博物馆已不只是‘艺神之庙’（temple of muses），而成为民众的学校了”孟宪承编著：《民众教育》，第36页，世界书局，1933年。。这些精辟论述对于今天的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仍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梁士纯的《实用宣传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十章专题论述了博物馆陈列展览问题，对于各类展览会的展品布置、讲解的方法及重要性、如何增加观众人数和提高民众对于展览的兴趣等做了详细介绍。
费畊雨、费鸿年的《博物馆学概论》。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侧重于对外国博物馆的情况介绍，涉及博物馆学理论问题较少。
上海市博物馆丛书。该丛书由上海市博物馆编辑出版，分为博物馆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等四大类，首期出书共十种，在博物馆学方面，除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外，还有他的《地方博物馆实施法》及胡肇椿、曹春霆的《古物之修复与保存》等，后者亦为这一时期少有的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理论著作。
杨佩文的《民众教育实施法》。该书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对博物院之意义、博物院之类别、博物院之行政组织、博物院馆舍构造之原则、普通博物院内容之设计、办理博物院应行注意要项等进行了详细阐述。
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摸索阶段。作为师夷长技和西学东渐的组成部分，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外国博物馆情况的介绍、关于设立博物馆的主张及其对于博物馆功能和结构的初步认识，对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和启蒙作用。张骞不仅创办了南通博物苑，也是近代中国开展博物馆学研究探索的第一人，虽然没有专著问世，但他创办南通博物苑前后关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功能，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与教育作用，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及藏品征集、陈列展览乃至讲解等相关业务工作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对于近代中国博物馆学实具有开创之功。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其讲演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了关于博物馆的功用及利用博物馆开展美育教育的意义，丰富了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的理论，扩大了博物馆事业的社会影响。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尚处于兴起草创阶段，各馆都在实践中摸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尽管已有一些介绍和论述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方面的理论文章陆续发表，但尚无专著搭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及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和博物馆事业的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博物馆界在博物馆建设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博物馆学理论研究也随之出现了小高潮，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的博物馆学领域的著作（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多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当代中国博物馆学奠定了基础。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比如有的著作侧重于介绍外国博物馆的发展情况，缺乏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系统探讨与总结提高等等，这些无疑是与当时该领域领军人物大多具有“海归”背景，长期受欧美和日本博物馆学界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第六节文物对外交流与红色区域的文物事业
一、文物对外交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外交往日益增多，文物作为友好使者也曾多次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宣扬中华文明。
（一）赴比利时参加国际博览会
比利时王国为纪念独立一百周年拟于1930年举办国际博览会。早在1927年6月，比利时政府就已致函当时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邀请中国参会。后因北伐军兴，北京政府土崩瓦解，此事暂时作罢。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承认了该邀请之法律效力，由外交部转咨工商部研究，认为“此次比国举行国际博览会荟萃世界文物之精华，蔚成大观以资观摩而图精进。我国内战频仍，生产落后，以工商出品诚难与人竞争，然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于世，各省精致特产所在多有，倘能广事征集搜罗未始不足供世人之欣赏。”故而提议参加，经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呈奉国民政府令准，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筹备，成立了国民政府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及征集出品委员会，制定了《征集物品规则》，拟征集物品包括工商业产品、文物、传统工艺品等，计有丝绸、茶叶、陶器、雕刻、书画等14大类，最终征得展品180余箱另有历代名人书画180余幅。参展经费由国民政府补助5万元（后未落实，经以国债向银行抵押方筹得该款），中比庚子赔款理事会补助2万美元。1930年6月16日，博览会在比利时昂维斯开幕，期间举办了“中国美术展览会”，代表团在展览期间还借机向各国嘉宾散发了法文版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数千册，亦为“党国”文化外交的一大特色。博览会结束后进行了评奖，中国代表团参展品共获得最优等奖36项，优等奖61项，金牌116面，银牌90面，铜牌7面，载誉而归，是为近代以来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收获最丰的一次。国民政府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编：《中华民国参加比利时国际博览会特刊》，大东书局，1932年。
（二）参加中国艺术伦敦国际展览会
为庆祝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加冕，中英两国商定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伦敦国际展览会。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故宫博物馆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鸿宝等专家负责展品征选和鉴定。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计有735件，还从古物陈列所、北平图书馆、河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选调部分文物和古籍，展品中也包括部分私人藏品，总计1022件。为营造声势，展览在出国前先行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仓库公开展览四周。为安全起见，参展文物由英国海军重巡洋舰“萨福克”号装载运往伦敦，中方代表庄尚严随舰押运。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在伦敦开幕，至1936年3月7日结束，在英国引起轰动，参观展览的观众达42万人次，展览结束回国后又在南京考试院汇报展览三周。
（三）其他的文物对外交流活动
1929年3月，故宫博物院制作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藏书楼模型及藏书照片等，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举办的展览会；国内学术机关还组织人员赴国外调查寻访流失境外的敦煌文物，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遣向达、王重民赴伦敦和巴黎查阅、抄录和拍摄敦煌文书；派遣于道泉赴印度调查敦煌藏文经卷并拍照记录；姜亮夫赴英、法两国，调查和抄录敦煌遗书；1936年冬至1937年夏，李济应邀赴英国做巡回学术讲演，随后又应瑞典王储之邀赴瑞典及欧洲各地讲学访问。此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许多国际性科学会议均由民间学术团体派员参加，如1930年9月葡萄牙国际人类学考古学会议即由中国科学社社员刘咸出席参加。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合订本第4卷，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
二、红色区域的文物事业
中国共产党早在国共合作期间，就已注意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1927年6月6日，《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指出：“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谨慎出之”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97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各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一些文物保护工作。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最早提出在苏区建立革命纪念馆的主张，《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指出，闽西和各县政府应设立比较大的图书馆、革命纪念馆及俱乐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曾规划“建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共阅报所等”，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谭克绳、欧阳植梁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第3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的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规定：“各地方遇有新旧书籍、标本仪器、古物及革命的遗迹，应由当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处理与保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33年5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决定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馆并成立了筹备处，从保存革命历史出发，收藏反映各个时期革命斗争史的文物和书籍。教育部长徐特立先后发布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和《革命博物馆启事》，要求苏区各机构“帮助本博物馆搜集革命纪念物品及胜利品”。展品征集范围以关于革命的文件、实物为主，包括敌我双方的文件、标语、传单、武器、战利品、旗帜、相片、印章、徽章等。1934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在瑞金正式成立，该馆首开中国革命文物征集保护之先河，但存在的时间不长，在战争环境中各项业务工作也未能正常开展。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亦不忘保护沿途文物古迹，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部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将保护寺庙文物作为军纪执行；在遵义时，徐特立同志爱书如命，拜访书香之家，保护文物古籍传为佳话。当时受徐老之托，集中保存遵义古籍善本工作的老乃康先生曾写诗赞徐老：“军中忙无暇，积极学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长征中的文化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936年5月，红军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要求部队：“为争取回民，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文经典。”
作为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区域的文物事业虽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所取得的成绩也相对有限，但却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新民主主义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