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叙事结构
本书主要论述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文物保护、管理、研究事业发展过程的历史，主要涉及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博物馆事业、文物保护事业、文物学术研究与文物对外交流事业、文物事业管理等领域。同时兼顾研讨中国近代史文物事业与同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领域的联系及相互影响。
目前学术界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方面的研究，除了个别关于考古学史方面的专著外，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或回忆性文章散见于报刊，在其他考古学、博物馆学、建筑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也仅有个别章节或段落对本领域的发展史作了简略回顾。而在普通公众的印象里，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往往被片面地等同于近代中国的文物劫难史，缺乏对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脉络的整体认识。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力争为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搭建起一个比较宏观的叙事框架，尽量全面具体地勾勒出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兴衰演变的历史进程，为学术界和文史爱好者深入研究探讨本领域的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并与相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各领域间的发展程度也不完全是齐头并进的，不宜简单地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作为分期标准，故本书体例以编年体为主兼顾纪事体，共分为七章，第一至五章按照编年顺序，依次记叙晚清时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文物事业；第六章记叙台湾、伪满洲国、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文物事业；第七章记叙中国近代文物商业亦即古玩业的发展简史。此外，本书附录还原文辑选了1912年至1949年民国政府、日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颁布实施的主要文物事业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42件，以方便读者研究参考。
二、关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的分期
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百年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晚清七十年，民族危亡与东西方文化碰撞催生了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灾难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古老的中国文化遗产在侵略战争、国内动荡及外国冒险家的掠夺中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与磨难。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与此同时，以传教士和外国学者为主要媒介，西方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理论与实践逐步传入正在缓慢走向近代化的中国。欧洲近代考古学思想的传播，外国学者在华考古探险活动的影响以及清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殷墟甲骨和河西汉代简牍出土等重大考古发现，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在研究范围、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和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化；南通博物苑的创立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公共博物馆的诞生；晚清的最后岁月，清政府曾下诏鼓励兴办博物馆，颁布了有关古物保存方面的法规，在内阁学部中设置了掌管文物事业的专门机构，开展了中国近代首次文物普查，但所谓的新政最终没有挽救封建统治的终结，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华民国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八年，却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文物事业发展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相对较小，总体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方向基本与世界文物事业接轨又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当代文物事业准备了必要的发展条件。
中华民国建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兴起阶段。当时执政的北京政府出于巩固统治基础的考虑，颁布实施了一些文物保护和制止文物外流方面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政府相关部门中设置了管理文物事业的机构，开展了一些文物保护维修工作；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不断融合、外国学者主导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不断开展的共同作用下，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宣告了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随着民主、共和、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首次博物馆建设高潮，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成为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与此同时，由于当局的软弱无能，外国探险家在中国的“考察”事业和掠夺文物的行径并未因中国成为共和国而停止，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反对抵制下完全终止。
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近代中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也随之进入了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家保护管理文物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建立健全了地方文物事业管理或办事机构，颁布实施了以《古物保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组织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普查；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为代表，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二次博物馆建设的高潮，全国博物馆的数量迅速增加，国立中央博物院开始筹建，地方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纷纷成立；在文物保护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开展了一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对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一批公私文物学术研究机构相继创立，文物学术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文物外展和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文物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一时期，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注重抢救和保护文物，而且注意到了博物馆、纪念馆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教育作用，在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建设博物馆和革命纪念馆的提议，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由于条件限制，红色区域的文物事业并未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但为今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文物事业的先声。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的相对停滞阶段。日本侵华对中国刚有起色的文物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一方面，中国古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在战火中受损严重，难以计数；大量的馆藏文物及私家收藏文物为日军所毁坏或劫掠。另一方面，战时各类文博机构数量锐减、文博队伍涣散、文物资料大批流失、珍贵文物辗转迁移、学术研究活动无法开展。就国统区而言，虽然在西北、西南等大后方，广大爱国文物工作者克服困难，谨守学术良知，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文物调查与征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国统区文物事业从此大伤元气，开始走向衰落。就沦陷区而言，文物事业则成为日伪推行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言，广大军民在抗击日寇的同时，不忘开展根据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和陈列展览事业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与积极实施，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也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和士气。
抗日战争胜利至全国解放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艰难维持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内战爆发前的短暂和平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与对日文物追索，由于时间紧迫和当局忙于准备发动内战等主客观因素制约，此项工作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但也挽回了一定损失，追回了一批流失文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时肆意破坏战区文物古迹，溃退台湾前夕，还抢运了大量珍贵文物和档案资料；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在战时认真贯彻执行关于保护文物的政策、纪律，令行禁止，将保护文物作为战时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履行。随着战局的深入发展，解放区的面积逐渐扩大，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解放区党政部门对文物事业给予高度关注，在考古发掘、博物馆恢复、文物保护维修、革命文物征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大视野中的文物事业
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必须将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视野中考察，并需要注意和把握如下几点。
（一）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给予近代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持
20世纪上半叶，当许多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丧失了民族自信的时候，考古学在周口店、殷墟、龙山、良渚等遗址的发掘向世人揭示了中华大地上灿烂多姿的史前文化及上古文化，使人们重拾了对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信心。陈淳、高书勤：《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载《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新一代历史学家们感到，中国的过去就像活人脑子里的噩梦一样沉重，他们开始着手将中国的历史重建为一系列连续的进步，相信中国需要从永恒的辉煌幻觉中觉醒过来，然后才可能摆脱外国人的压迫。就在这些新的历史学家动笔之前，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们已开始在地方博物馆中重新组织自己的历史，在那里，他们按照进步的序列来放置代表着科学、人种和政治兴趣的标本。
〔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3—74页，三联书店，2004年。这种尝试以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为标志，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象征和近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时尚，普通民众（虽然数量不多）第一次通过博物馆接触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博物馆事业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几千年演绎与发展的中国建筑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但自古以来缺乏对其全面的探索与深入的研究，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和学者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调查研究往往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建筑的丰富内涵与真实面貌。而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
刘叙杰：《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在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载1999年6月20日《中国文物报》。。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国民政府官方在北平、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名城陆续实施了多项有计划的、科学规范的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对于保存国粹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民间学术团体，摈弃了旧时文人仅依靠文献或少量文物的研究方式，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手段和方法，通过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资料，再结合文献等进行全面探析，最后取得具有科学依据的可信成果，不仅锻炼和培养了中国首批从事传统建筑研究的专门人才，而且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大量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基本掌握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类型、形式、结构与特点，为本学科的继续开拓，奠定了根本和必要的基础。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具体见序）。官方和民间学术机构对于中国建筑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在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浪潮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二）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始终交织着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部分思维敏锐的知识分子立刻意识到这门新兴学问对治史的重要。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占中国近代史学主流的新历史考据学派极为重视发掘历代古物，以其与中国旧史料互相参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即为将研究古籍与田野考古相结合，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开拓新领域。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传统国学中的至尊地位，中国考古学之发端即已表现出它对史学的强烈依赖，而在近代化进程中受到强烈冲击的中国传统史学又“师夷长技”，渴盼属于地道西学的近代考古学为其擂鼓助威。外来的考古学过于弱小而根本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与历史学在研究目标上的共性，使得考古学自然成为依附于历史学的一种工具。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学的依附受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观的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沿文献考证的这条路历经千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饱受疑古思潮的冲击，而考古学的适时出现给它以某种支持，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周的历史成为信史，为传统国学添加了一些现代科学的色彩，有力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以西方的田野方法来解决中国史学中的问题；用首先发现遗址的地名命名典型遗址；用器物类型来进行分期研究；将典型遗址代表特定考古学文化，以追溯特定史前部落群体的关系，这一考古学中国化的历程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先驱们将西方不同阶段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后加以重新调节和适应，以满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要求。
陈淳、高书勤：《西阴村发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载《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这种融合还体现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的其他方面，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在定位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对于国家级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院）来说，它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对人类学和生物进化的研究展示来证明人类起源于中国，而省级博物馆的世界就是民族，如当时河南省博物馆的建馆方针就是表彰民族文化，扩充民众智识，促进学术研究，提升公共意识，民族之外的世界则根本未被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