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各国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又加以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内部的剧烈冲突，于是产生了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国民党已经无数次的宣布“全国统一”，“训政开始”，无数次地宣布努力“和平”，“建设”，但这些不仅是等于不兑现的支票，并且完全是军阀战争与白色恐怖的装饰品。《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载《中共中央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29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据时人统计，这一时期相继爆发了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蒋奉战争、蒋孙战争、四川内战等13次，地方小规模冲突亦不计其数。李芦洲主编：《重编国民政府的政绩》，庸报社，1936年。对于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1928年，建国豫军与国民军交战，因建国豫军樊钟秀部以少林寺为司令部，且寺僧有阴助之嫌，国民军石友三部追击至寺，纵火以泄其愤，大火延烧40余天，寺僧星散，主要古建筑尽为灰烬，许多文物被焚毁。登封县志办：《新编少林寺志》，第1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1929年初，“尕司令”马仲英于甘肃起事，在临潭、卓尼一带纵兵劫掠，焚毁禅定寺，经卷文物全部被毁；1930年6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曲阜战役中，曲阜城被围十一昼夜，颜庙、孔庙、周公庙及城垣遭到严重破坏，山东图书馆附设博物馆之馆舍和藏品亦在中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在1930年的内战中，湖南教育博物馆毁于战火。等等。
这一时期，盗窃盗掘文物之风也没有收敛迹象。1928年，军阀孙殿英部悍然以军事演习之名义，盗掘了清东陵，社会舆论大哗，陪葬文物多流失社会以至境外；1931年，孙殿英部又在陕西长子县公然发掘春秋时期潞国都城遗址，获取不少古物；同年，军阀石友三部在河南汲县盗掘文物甚多。1933年，安徽寿县发生群体性盗墓事件，出土八百余件青铜器，其中青洞鼎重达七百余斤，且有精美花纹与铭文，事后，当局仅收缴极少数，大部分出土文物皆由文物贩子坐地收赃而流失。安阳殷墟发掘期间，李济曾抱怨道：“与西方国家一样，东方猎宝的传统也无视法律和宗教，只要哪里埋有珍宝，猎宝者就像夺金子似的冲过去。当安阳的科学发掘一开始，就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这种宣传的恶果之一是怂恿私人挖宝，甚至很快蔓延到在中国的传教士中。非法的猎宝活动遍布华北各地，在安阳每当我们的有组织的发掘一结束，非法的猎宝者立即活动起来。”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12—5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当时的媒体也报道说，安阳附近盗墓者“昏夜聚众，列炬持械，任意发掘”。此外，犯罪分子还经常跨地区作案，如1935年9月，“有河南口音盗匪五人”，潜至甘肃兰州永登明肃王陵踏勘，当地民众发现盗洞后即“加意防守”，待其再次盗掘时，“该处保甲人员向前围捕”，遇群盗放枪拒捕，“枪声乱响”，在围追堵截之下有三人落网。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难逃厄运。如1932年5月，甘肃省民众教育馆陈列之新莽权度（含标准铜杖、铜钩、铜环等）被盗，甘肃省政府致函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求协助追查，兰州市公安局亦悬赏缉拿，后该批文物在天津海关被查获，交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收藏。1932年11月5日，南通博物苑南馆失窃，被盗文物80余件，11月8日该案自上海告破，失窃文物全部追回。南通博物苑编：《南通博物苑百年史迹》，第22页，2005年。
2．南京国民政府在文物管护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
1928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张家口扣留了美国自然博物馆中亚考察团采集的古生物化石和石器等文物标本80余箱，经过双方交涉，达成了历史学考古学标本全部留存中国，古生物化石须以两全份标本和一份模型送交中方，今后之调查与发掘采集活动须由中美两国学术机关共同参与并须事前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等协议。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责成新疆地方当局，将第四次潜入新疆进行非法考察与发掘活动的斯坦因“考察队”驱逐出境并扣留了全部被劫文物，这也宣告了外国冒险家在近代中国恣意妄为、海盗式劫掠时代的终结。
1935年，鉴于洛阳邙山古墓群、龙门石窟、巩县宋陵、嵩山各寺院等处文物被盗严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洛阳办事处，经过实地调查后，联合军、政、文、教、商团各界，发布了严禁盗墓、盗窃碑像的布告，并派兵巡逻访查，一时刹住了盗窃文物的歪风。在这段时间里，龙门石窟的佛像保存得基本完整，断头断臂现象也较少发生，办事处还曾编写有《龙门古物考察报告》、《少林寺现状报告》、《邙山古墓群被盗情形考察报告》等上报内政部。温玉成：《保护龙门文物的一段往事》，载1987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
针对安阳殷墟范围内盗掘之风愈演愈烈，1936年初，南京国民政府甚至蒋介石本人曾多次电令河南省政府要求严惩盗掘古墓罪犯，安阳督查专员公署“为维护吾国古代历史文物计，连日密派干员侦查盗卖古物之人，及收买古物运送异域者，并将本城著名古物贩捕获收押讯办”。但由于当时环境所限，如同北京政府时代一样，文物安全形势虽然因南京国民政府加大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而有所好转，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许多地方，有关文物保护的法令几乎等于无效，“对于这种犯法行为，官场上差不多是漠不相关，……甚至是互通声气，坐地分赃”《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载李济《考古琐谈》，第13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在个别古遗址墓葬相对集中的地区，地方政府不仅不取缔私自发掘行为，甚至公开征收所谓古物税，如洛阳地区在1930—1932年古物税税率为30％。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物古迹的保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如“豫陕为历代帝都，遗址尤繁，皆先民遗迹，史料保存之所。近因各地建筑繁兴，遗址多被铲除，或土人擅自取土，致史迹日就湮灭”。1935年9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全体会议议决，为保存古迹起见，“拟将各地重要遗址，设法圈禁，不准在其上或五十公尺内有所建筑，并拟树立碑记，以便识别。”以后又规定凡陵墓所在地，一百公尺之内之土地耕田收归国有，禁止耕种。此外，为加强宣传教育，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使青年学子，其在求学时代，关于爱护古物要义，已咸具有相当之认识”，1935年6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教育部商定，通知南京、上海等各大书局在编辑教科书时，应“斟酌插入保存古物古迹之教材”，并由教育部通令直辖院校和各省市教育厅局对于保存古物古迹事项尽量予以协助。
§§§第三节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成熟
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初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存在不少的年代缺环和地区上的空白，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考古学体系，但毕竟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考古特点的田野考古方法，逐渐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考古发掘获取的科学资料。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第3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身影逐渐从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舞台上淡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始成为这十年间中国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的主要力量。
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成熟和不断发展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国统区社会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在客观上有利于包括考古在内的文物事业发展；考古研究机构的纷纷成立、资料积累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需要，促进了田野调查与发掘活动的日益增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改造乃至农业耕作中都有大量文物出土，这一方面引起了社会对于考古工作的关注，一方面也带动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开展；经过20世纪初期的理论启蒙和田野考古实践，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考古力量逐步成长起来，除“海归”学者外，年青一代考古学者如夏鼐还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9年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为中国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基础。此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复苏和高涨，促使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前途开展了深入的思索与考察，与之相关的考古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并获得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支持，如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于1931年6月公布了《提倡国人考察边境办法》，规定凡经内政部批准并发给考察护照前往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西康、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的考察团队，由铁道部发给乘车半价证，内政部同时咨行各地方长官对考察者给予保护协助，对于能够形成完整系统之考察报告或统计资料的考察者，由内政部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对于边疆考古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中外合作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
（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
1927年4月，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查团下设三组：甲组负责考察汉代木简及唐以前古物；乙组负责考察地质；丙组负责考察唐以后古物。中方团长为徐炳昶，成员有袁复礼、黄文弼等。考察团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资助15000元，为期3年，斯文·赫定个人亦赞助考查团经费850元／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包括内蒙、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广阔区域开展了涉及考古、地质等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考察，在史前考古方面，发现了数十处史前文化遗存，采集文化遗物数以千计，包括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等。在历史考古方面，考察团在新疆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较多，调查和发掘了南北疆许多重要的古遗址，如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图拉石窟、昌吉古城、孚远县北庭故城遗址等，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罗布泊小河墓地，人类学家亨宁曾拆走了一座土尔扈特人的寺院运回瑞典研究，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吐鲁番雅尔湖地区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墓志百余方，陶器800余件（后于1931年春在北平举办了新疆古物展览）。此外，考察团还在额济纳河流域和居延地区调查了汉代烽燧遗址并采集了近万枚汉代简牍。1932年5月野外考察活动结束，随后转入室内工作至1933年5月。中国政府为此次考察还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以缩印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元代无名氏画家所绘《沙原散牧图》为图案，一套四枚，票面同时标注中文与拉丁文。1933年至1935年间，斯文·赫定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签订协议，以为中国勘察公路线路为由，再次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赴新疆等地开展考察活动，参加考察的中方学者有陈宗器、杨钟健等。1934年，陈宗器、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在楼兰遗址发掘出佉卢文丝织品和佉卢文文书等文物。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斯文·赫定返回瑞典后着手编写考察报告，报告全称为《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联合考察团报告书》，自1937年至1982年已出版54卷之多。
（二）周口店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追溯到1918年春，当时安特生在获悉周口店鸡骨山地方有古生物化石出土的消息后，即前往进行了试掘，1921年和1923年，师丹斯基又在同一地点发掘到了不少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两枚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至1928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开始正式发掘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参与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有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协和医学院解剖专家步达生、中国学者李捷等，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猿人化石。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由裴文中主持发掘工作，当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同时还发现确认了大批旧石器和用火遗迹，这是裴文中继发现中国猿人头盖骨化石之后的又一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敏锐地意识到过去那种以挖掘动物化石为目的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从1932年起，在发掘工作中，开始采用布方的方法，即在发掘的地面上分成若干方格，每格9平方米，凡属重要的标本均加以测量，一一绘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从而建立了完整的档案资料。这是周口店发掘工作的重要转折。安志敏：《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史前考古学》。1933年至1934年，周口店遗址又相继发现3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并首次在中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墓葬。从1934年起，发掘开始采取正规的探方法（2×2探方），并在每件标本上表明发掘时间、探方号、层位号等信息。193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发掘工作由贾兰坡主持。在周口店遗址发掘期间，共发现了40个个体的中国猿人和8个晚期智人之遗骸，奠定了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使学术界对于猿人文化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也体现了近代中国考古事业在发掘技术领域的变革，1931年以前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基本属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范畴，其发掘及研究方法虽然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但也有根本的区别，在不断摸索的基础上，自1932年起，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技术才有了突破性的改革和进展，采取了一些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方法，集中体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需要。1921年，师丹斯基第一次在周口店发掘时，即已使用了由美国人提供的平头铲、毛刷、剔针等当时美国最先进的考古发掘工具，对发掘工作尤其是化石的提取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以后中国学者开展的考古发掘中广泛沿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35—137页，三联书店，199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合作和多学科合作的实例，先后参与发掘的有中国、美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法国等国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体现了近代中国考古学兴起和发展阶段鲜明的国际化、综合性特色；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还为近代中国考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示范教程，“这一浩大工程给中国的年青一代科学家上了若干有实际意义的课。”（李济语）
（三）中美合组之考古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