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蒋介石又走出了山重水复的境地，老天为他派来了救难的福星——何成浚喜不自禁地夜闯辕门，报告张学良派来了和谈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蒋介石大喜过望，难以置信地问：“这可是真的？”
“真的！”何成浚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已经和他们商谈过一轮了。”
“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一、代表已经继位的少帅张学良将军晋见总司令，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二、听取总司令对东北军的处理意见。”
这则飞来的实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强心剂，顿使蒋介石又来了精神。如果张学良真的归服了中央，在北方必然是一支足可威慑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事力量。这样，蒋介石不仅可以大张旗鼓地“削藩”裁兵，而且还可以移兵江西．把刚刚兴起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消灭在摇篮里。然而，多疑的蒋介石一俟冷静，又发出了这样的怀疑：张学良此举是对抗日本的权宜之计，还是决心倒向中央为父报仇？他一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瞬间，他的思绪又闪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天下的不满，为实现南北一致行动讨直倒曹，孙中山先生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派其公子张学良与之应酬。于是产生了有名的“三公子会议”，促成了“粤皖奉三角联盟”，对讨直倒曹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入主北京，于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就在前一天，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阎锡山的代表南桂声到了北京，张作霖在其公子张学良的鼓动下，派出杨宇霆与之协商，并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事先阎锡山通电张作霖，劝他服膺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最为滑稽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时候，竟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次南北停战谈判失败了，方本仁一行回到了南方。蒋介石听说张作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事大为重视，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派何成浚为全权代表秘密潜往北京，先晤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准备协商在北京成立一个军事三角同盟。由于国民党内哄而流产。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其日本好友铃木贞一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张作霖在其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主使下抢先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处决李大钊的问题上，张作霖完全是遵从蒋介石的电示办的。应当说，这次反革命的合作是十分默契的。
一九二八年春二次北伐以来，张学良力主罢兵回关外，重开南北议和，这是时人皆知的事情；而今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为家仇国难计，绝不可能投降日本；相反，为壮大其力量又必然要靠近南京。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断然做出决定：为迅速完成统一，以政治手段解决张学良的问题。他当即命令：“雪竹兄！明天我就召见张学良的代表。”
“慢！”张群蓦地站起，严峻地问，“你对这位少帅易帜，服从中央的事有多大把握？”
蒋介石坦然地伸出右手，像经纪人那样用手势做了个八字。
“如果日本人反对呢？”
蒋介石又被张群这突发的炮弹打哑了。他沉思有顷，以守为攻地反问：
“难道我们应当冷淡这位少帅的代表吗？”
“不！应当热情地接待。”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说，“我的意见，是应当把诸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比方说吧，张学良倒向中央是出自本意，还是为形势所迫？如果说是兼而有之，我们如何促其变被动为主动，早下倒向中央的决心呢？”
“我赞成岳军的见地！”何成浚又进而阐述其见，“换句话说，目前阻碍这位少帅易帜的有两种势力：一是日本人，他们为了鲸吞满蒙的自身利益，是决不会同意张学良改弦易辙，倒向中央的；二，我们了解杨宇霆这些奉系中的元老派，他们是坚定地走亲日路线的，加之他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向张学良施加压力，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蒋介石抢先说出了结论。他扫了一眼张群、何成浚的为难面色，沉毅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复杂的呢？日本人有他的优势，杨宇霆这伙亲日元老派也有他的长处，可不要忘了，我们有占天时与人和的有利因素。”
张群自然明白蒋介石指的天时是中央，人和是反日。他思索了片刻，问：“我们如何克服不占地利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吧……”
“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东北，帮助张学良排除干扰，下决心，对吧？”蒋介石说罢轻轻地哼了一声，“我已经想好了，派一名有影响的全权代表到张学良的身边去。”
“好！好……”张群拍手称赞，转眼看见了面有得意之色的何成浚，忙举荐，“我看，出使奉天的全权代表，非雪竹兄莫属！”
“不！下一步的裁兵会议还离不开雪竹兄。”
“你的意思是……”
“派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去。”蒋介石看了看何成浚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又补充说，“如果方主席受挫，我再派雪竹兄，甚至岳军兄前去。”
接着，蒋介石和张群、何成浚议定了方本仁出使奉天的任务：一为代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前去吊唁张作霖，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明确示意无进军东北之意；二为谋求“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易帜，亦应积极工作，等待时机；三为了解东北军、关东军的动向，以便使中央心中有数，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翌日上午，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对张学良意欲服从中央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旋即说明自己公务繁忙，近期就要返回南京，不能亲赴奉天吊唁张大帅，特派全权代表方本仁前往，希张学良将军海涵。
待邢士廉和王树翰离去不久，何成浚又慌忙跑了进来，甚是神秘地说：
“总司令！桂系的白崇禧决定派其高参何千里为代表赴奉天吊唁张大帅。”
蒋介石立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位何千里原是奉军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和张学良、杨宇霆都属私交。当然，他也清楚白崇禧此举的目的。他沉思有顷，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中，不仅要前门拒狼，而且后门还得防虎！”
四
张学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中！
张学良迅然掌握东北领导权，完全得力于老把叔张作相。当时，东北军中的旧派军人目无张学良，推戴张作相继任东北军政领袖。张作相素称稳健，对张作霖极为忠诚。他认为张学良少年美俊，干练有为，培养的新势力雄厚，继承父业是自然的趋势，对于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军中新派老派的团结，一定能够胜任。而自己则无力应付这复杂的局面。遂以此意说服旧派，并以元老的身份首推张学良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虽有“辅帅”张作相的撑腰，但依然是威信未孚，因此，他必须取信于老派，并设法缓解和老派的矛盾，方能稳住阵脚。在此当口，有关情报部门报告，直鲁军司令张宗昌和关东军暗中勾结，妄图借口部队整编退守关外，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一举夺取东北的最高权力。张学良闻听此信震愕不已，独自思忖对策。事有凑巧，杨宇霆为张宗昌率部退守关外事赶回沈阳，径直闯进了张学良的卧室，操着父执辈的口吻暗施压力地说：
“汉卿啊！效坤跟老帅出力多年，现在兵败冀东，我们不能不管吧？”
张学良听罢为之一惊，遂又镇定如初，称谓着这位“狗肉将军”的字，非常严肃地说：
“效坤想率部撤回关外不行！我和他一块儿相戏，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此外随他怎么办，我不管。”
“不管不好吧？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啊！”杨宇霆色厉内荏地说。
“那，你说该怎么个管法？”张学良有意缓和气氛，客气地问。
“我主张把他的队伍缩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地整训。”
“这不行！命他原地整编。”
杨宇霆一听这断然的口吻，暗自讥笑地说：“翅膀还没硬朗起来，就想飞啊！”他沉吟片刻，有意旁敲侧击地说：
“好，我听你的命令。不过，这样做下去，难免不发生狗急跳墙的事情。”
张学良听后十分不悦，再一看杨宇霆那阴阳怪气的表情，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把右手一挥，干脆地答道：“随他去吧！”
杨宇霆有些尴尬地离去了。有顷，副官谭海来报：
“报告！老帅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先生求见。”
“他不是去拜见林久治郎领事了吗？”张学良暗思，似又悟到了什么，把右手向屋门口一指，“有请！”
町野武马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久，受帝国参谋本部的派遣来到中国，专门从事谋略工作。先为奉天督军张锡銮的顾问，后为张作霖的顾问，并和这位“胡帅”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实事求是地说，张作霖从一名马上英雄爬到东北王的地位，町野武马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在所有顾问中他最得张作霖的信任。有一次张作霖对町野武马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武马十分认真地说：“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由此，可知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深。
张学良一向尊重这位町野武马顾问的。即便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知道这位町野武马是站在日本立场上进行工作的，但这种尊重依然如故，分毫未减。至于对他产生怀疑，那却是父亲被炸以后的事……
张作霖决定出关之前，一方面日本公使芳泽曾威胁说：“对你不利。”另一方面奉系的密探报告说：“关东军有谋害大帅之举动。”对此，“张以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遂最后促成张作霖班师出关。但是，张作霖的专列行到天津，町野武马突然提出，“要跟潘复总理等准备到德州的张宗昌军，我就跟大帅告别，在天津下车”。更令人生疑的是，当事人向张作霖报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切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结果，演出了皇姑屯爆炸的悲剧。
町野武马的德州之行，把张宗昌的残兵败将引到了冀东，并要求率部出关。如果再把直鲁军和关东军相结合，一举取代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消息联系起来，这位町野武马的真实用心不就路人皆知了吗？
张作霖被炸之后，町野武马迅然赶回了奉天，逢人便说：“大帅死在南方革命军的手里！”近来，他又经常出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家门，并多次陪同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除大谈日中亲善之道外，还有意拨弄是非，造谣中伤有关南京政府的要人，企望加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恶感。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听日本人的，张氏天下稳如泰山；跟着蒋介石走，自取灭亡。
有顷，町野武马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他望着愁容满面的张学良，故作高兴地说：
“汉卿！我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
张学良不为所动，收起不悦的表情，执礼甚恭地请町野武马落座，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我身处危厄之中，只求平安无事，不敢妄求吉祥如意，更不敢奢望有天大的好消息。”
“汉卿！不要太悲观了嘛，我真的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町野武马喜形于色地说。
“请讲吧，我洗耳恭听。”张学良依然打不起精神，勉强地答说。
“林总领事收到了帝国田中首相对阁下的谈话要旨。”接着，町野武马转述了田中首相谈话要旨，“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学良将军的宏图大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后者，并且我可负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张将军的事业。同时，还请张将军放心，我们绝不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最后，町野武马一挥右手，唾沫星子飞溅地大声说，“汉卿！放手大胆地干吧，我们日本人支持你，我町野武马也一如既往，和你相约共生死，取天下！”
张学良听了这番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反感扑入心底。突兀而起的动荡危局，造就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成熟，一夜之间，他全然看穿了所谓日本朋友的好心。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应付这些日本人的策略。他望着异常兴奋的町野武马，含而不露地笑着说：
“请转告林总领事，我感谢贵国田中首相的关怀，中日两国会真正地友好下去的。”
町野武马注意到了“真正”两个字，但由于他把这位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当成了阿斗，以为可以当成玩偶随意来耍，认为这是外交辞令中的修辞问题，故而乐滋滋地告辞离去了。
然而，张学良的心湖中却翻起了巨澜。他望着町野武马的背影，又想起了被炸死的父亲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他痛恨这位含笑参与杀死父亲的日本顾问，也悲叹父亲惨遭杀害的命运。可是当他想到要做一名不仰承日本人的鼻息，而又能堂堂正正地为父报仇、为民造福的少年领袖时，又急切地盼望着晋见蒋介石的代表快些回来。
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的到来，对张学良而言无疑是一股强劲的风，它吹散了张学良心头的愁雾，使他打开新局面有了希望。当天，他在帅府附近的边业银行大楼上设宴，隆重地接待了方本仁、何千里二位代表。何千里事后曾撰文形容这一盛况：“张、杨对我如遇故人，极为亲切，认为老朋友来了，可以无话不谈。”当主客对饮到淋漓酣畅之际，双方直言说出了和谈的条件。张学良当即表示：“换旗统一根本不成问题，他们正在策划之中，只待时机成熟。”几经协商，遂达成协议：七月二十二日易帜——即取掉原挂的北洋政府时代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示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格局。正如有关著述记述的那样：
日本田中首相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七月十九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闻言为之哑然。因为从纯外交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间，本是站不住脚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之后，遂会见关东军司令村冈中将。为日本在所谓满洲的最大权益，请求关东军出面干涉张学良于七月二十二日易帜。这位默许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司令，当即通知张学良，于二十日下午在城内南满洲铁道公元公署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