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重大事件，要根据事件的社会意义提炼出深刻的主题思想，还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物与物、一方与多方、群众与领导等等关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处理得很好。通讯的作者说：“在平陆事件中牵涉的部门很广，参与的人数众多，头绪纷繁。比如，反映这次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是突出平陆党政军民的自力更生，抢救民工脱险的材料呢？还是反映首都人民忘我支援的风格呢？我们考虑到，平陆事件体现了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单纯只写任何一面，都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这个事件的实际情况。报道的时候，应当把平陆同北京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对两方面的努力都作充分的描述，同时由于这场抢救斗争的主导方面是平陆人民，因此又要适当地强调平陆人民自力更生的一面。”（《更深地发掘新事物的共产主义灵魂》，载1960年第6期《新闻战线》）这同时还告诉我们，要恰当地反映出一个重大事件中的各方面的关系，还必须在动笔之前的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事件的本质面貌。
写典型人物，既要写出人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在严重考验面前的英雄表现，又要写出人物英雄行为的思想基础，以及英雄思想赖以形成的生活土壤，找出他们必然的内在联系，处理好突变和渐进的关系。《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在写英雄献身以前，交代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材料。一是战斗前，在前线的坑道里看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影片刻划了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苏军战士马特洛索夫的光辉形象），一是战斗打响后，黄继光亲手向营参谋长递交了一份参战决心书和他母亲的一封来信（母亲来信感激人民政府对志愿军家属的照顾，问儿子有没有立功当英雄，问儿子杀死了多少敌人）。这两个材料就是黄继光能够献身的根据和条件。有了这些交代，黄继光的英雄行为才显得真实可信，黄继光的英雄形象才更见高大，丰满。
第二，从普通平凡的实际生活中开掘出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特异的事件，处险境中的人物，在生活中总是少见的。通讯要大量报道的则是普通的生活，平凡的人物。正因为普通平凡，才更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这类题材多是蕴藏在生活的深处和人物的心灵深处，要求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在普通的实际生活中捕捉和开掘典型的人物、事件，写出题材新、立意新的通讯报道。如81年获奖通讯《他、她、她》（原文附后），这篇只有三百多字的小通讯，写了三个普通人：巡线工，两个营业员。通过一个平凡的而又经作者精巧布局的买书、让书的故事，赞扬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叙述的虽然是三个平凡人的几件小事，但这几件小事凑在一起就显得不平凡了。他们闪光的思想风貌，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动体现，作者截取的这一个生活横断面，很有典型意义。
不管从哪方面取材，都必须通过典型事例来表现。典型事例就是通讯的筋骨和血肉。所说典型事例，是指能揭示事物本质和人物性格的情节和细节。写通讯必须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掌握众多的具体事例，经过比较、鉴别、筛选，从中找到富有表现力的典型事例。《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作者们，从采访到的几百个事例中，选定了“小黄狗”、“中秋节”等七个典型事例。通讯《祖国，你的儿女回来了》（《光明日报》1980年1月18日），写一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华侨夫妇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情景。结尾处有这样一个情节：李镜（女主人公）悄悄地问我们中间的一位女同志：“这里有没有托儿所？多大年龄的孩子可以放进去？”这对夫妇婚后多年一直没要孩子，现在他们回到祖国以后，打算生养后代了。说明他们深深爱上了祖国，准备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但这个典型事例开始却被那位去采访的通讯员忽略了。后来，一位老记者发现了它，连声说这是个好材料。果然，通讯发表以后，女主人公问托儿所这个细节，成了“最能激起人们反响的一根弦”（加里宁），因为这个细节材料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对华侨夫妇决心扎根祖国的真切心情。
3.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性格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通讯刻划人物，只有在矛盾冲突中才能使人物鲜明地站立起来。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人物的成长进步。所说刻划人物就是写人物在各种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风貌、气质等等。写矛盾冲突不外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物自身的矛盾这三个方面。通讯写人物要正确处理这三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
第一，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表现在恶劣气候、复杂地域、严重灾害对人的事业、生活、生命地阻遏、威胁，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奋进与抗击，就是在这样人与自然的阻遏与奋进，威胁与抗击的矛盾统一关系中才能有力地展现出人物的风姿神貌。
第二，人和社会环境的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敌我矛盾方面，既有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一面，又存在某一特定时期联盟、合作的统一的一面。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又有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团结与分裂、诚实与欺骗等许多矛盾。人物的思想性格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人与人的矛盾统一关系中才能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
第三，人物自身的矛盾，指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在对旧思想、旧意识的抵制，对种种困难条件的摆脱，也包括对自身残疾、病苦的抗争等等。客观外在矛盾总是同人物的内在矛盾交织、融汇在一起的，只有写出在外在复杂矛盾斗争中的人物自身的矛盾，才能使人物的思想性格鲜明的突现出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样正确处理这三方面的关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这方面表现很出色的一篇通讯。文章写焦裕禄始终把他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一写焦裕禄同自然灾害的矛盾，他就是在兰考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来到的；二写焦裕禄同少数干部的矛盾，少数干部怕困难，怕犯错误，对改变兰考失去了信心，焦裕禄勇于同他们的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三是在同环境作斗争的同时还要和自己的疾病作斗争。正是通过这样曲折复杂的斗争的描写，才成功地树立了这个领导干部的光辉榜样。
在这多种矛盾冲突中，要特别重视表现人物自身的矛盾，因为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常常是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出来的。内心活动是各种矛盾在人物身上的具体反映，只有写出人物的自身矛盾，才能反映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刻划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同是为真理献身的英雄，张志新面对非法刑讯和残酷折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理力争，大义凛然，至死不肯低下高昂的头。而吴吉昌则是另外一种斗争方式，他不是明顶、硬抗，而是忍辱负重，百折不回，即使在打伤致残，重病染身的情况下，还是在偷偷摸摸地进行植棉试验。不同的斗争方式是由不同的内在思想冲突所支配，又恰好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要通过自身矛盾表观人物个性，还要如实地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高尔基指出：“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高尔基论文学》）人物性格是复杂的，人物的成长也不会是一帆风顺。比如写英雄人物，英雄也是人，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也必然有成功与失败，欢笑与痛苦，清醒与迷惘。写英雄人物，既要写出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主流的一面，又要写出他们在某一时期可能消极倒退的非主流的一面，既要写他们高大英勇的一面，又要写他们也是普通人的一面。《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写到吴吉昌在遭到残酷迫害时曾想到离家出走的事实。又如《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写潘从正营造防护林的事迹）写了这样的情节：“老坚决”（即潘从正）在理想不能实现时，变得焦躁不安，以至失去控制，对相依为命的老伴擂了一拳。这些正是人物内心冲突的典型表现，非常具体真切地写出了人物在遭受残酷迫害时的矛盾痛苦心情。后来“老坚决”擂了一拳的事例还成了这篇通讯刻划人物的一个骨干情节。不触及人物的内心矛盾，一味地粉饰、拔高，人为的“净化”，人物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物”，超凡脱俗的“完人”，人物刻划也就完全失去了真实感。只有如实地具体地反映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冲突，才能把人物写成真人、活人，刻划出有血有肉、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
四、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报道事实
新闻和通讯都是报道事实，但表现手法有不同。新闻要求简明扼要，以叙述为主，一般不要求表露作者的主观感受或议论生发；而通讯则要求详细具体，特别要求生动形象，这就决定了通讯的表现手法是以叙述和描写为主，把叙述和描写结合起来，在描述过程中，还常常使用抒情和议论的表现手法。叙述、描写侧重于事实的表达，抒情、议论侧重反映作者对事实的感慨和认识。通讯写作只有灵活地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才能写得既生动具体，给人以现场感，又能情理交融，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教育。
通讯要达到形象地报道事实的目的，就应该多作形象的描写，力避冗长沉闷的叙述，要叙述和描写相结合，以描写带动叙述，描写为叙述张本。《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的初稿，开头有一长段叙述，叙述“老坚决”在土改中如何同地主斗，反霸中如何用一条绳子捆上了十二个土匪等等，这些叙述一是使读者感到沉闷，二是脱离了文章主题思想的表现要求。后来就把这一长段文字全部删去，只写了一句叙述性的话：“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接着就描写“老坚决”怎样搭着布袋，揣着桑剪，到处去收集树种……。作者认为，前面这一长段叙述文字，好比一大段“长胡同”，挡住了后面的重要内容。“读者走了一大段‘长胡同’，还没有见到‘老坚决’，当然会感到失望。”这样修改以后，“开门见山，‘老坚决’一下子就以他自己特有的形象和读者见面了。”（穆青《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
用事实说话的通讯并不排斥议论，恰到好处的议论能有力地揭示事实本身具有的思想意义，鲜明地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以点睛之笔，收生发之效。有时议论还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