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然一听，感到有点新鲜；再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这证明黄如论先生还有着胆大心细的另外一面。
由于我与黄如论先生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所以他说罢“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以后，我就禁不住地想起50年前只身来北京读书的往事。
1958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年9月初，我告别了生养我的故乡，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登上北去的客车，一路上听着《社会主义好》、《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等歌声，不知不觉地到了北京。当我走出前门火车站以后，映人我眼帘的是熙熙攘攘、接踵擦肩的人海。或许是中央音乐学院刚刚从天津迁到北京，没人知道准确的校址在什么地方；也或许是我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和中央音乐学院挂不起钩来，几乎所有的路人对我打听校址先是漠然一笑，继之又说声‘‘不知道！”转身就离去了。谢天谢地，我从清晨问到中午，终于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可以想见，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又一定会在这所贵族学校中闹出不少的笑话。但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各种冷眼相视的面孔，还有那不同的讥笑声。这时，生性刚强的我没有资本回以眼色，只好默默地说着这样一句话：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时下，黄如论先生就要进京赶考了！虽说他现在已经是腰缠亿万的房地产商，可他的着装和气质依然是那样平朴，丝毫与富甲一方的商贾联系不起来。另外，我久居北京，深知这座天子脚下的古城，不仅留有八旗子弟的遗风，而且重官轻商的观念还深深刻在一些人的心中。因此，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升官发财的政客和商贾，只要他们一进京城，都会生出见人矮三分的感觉。为此，我很想知道黄如论先生走进北京时的样子和心态。
但是，我碍于所谓的面子，没有直言询问黄如论先生。
事有凑巧，我在采访一位当事人的时候，他却不经意地满足了我这一’好奇心。
这位先生姓蔡，时任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中等身材，办事干练，再加上他那慈眉善目、未语先笑的形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善于交际的同志。自然，也应是一个称职的驻京办事处主任。
时下北京的官场、商海无人不晓，各地驻京办事处有大小之分，穷富之别，可他们都有相同的两大功能：一是接待家乡来京办事的有关人士，再是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糖衣炮弹”打通京城各种关节，为家乡的官员、商人以及老百姓谋取完全不同的福利。因此，黄如论先生只身进京考察商机，自应求助于福州驻京办事处。
据这位蔡先生说，黄如论先生进京之后下榻昆仑饭店，他穿着一身极其普通的休闲服装，如果再加上他那一脸的沧桑，就像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穷秀才住进了大观园，与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外人士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是出于财大气粗的原因，他走起路来目不斜视，疾步如风，从不侧目那些冷眼旁观的路人；就说他设宴请客吧，更是随意、平常，绝无刻意的铺张和浪费。简而言之，不了解底细的人，一定会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土包子式的乡镇企业家，绝对无人相信他是一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对此，这位蔡先生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啊，黄先生是如此低调的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古老的北京也渐渐地躁动起来。那时，五星级饭店人满为患，饭桌上摆着所谓法式、俄式等国的大餐，也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包间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各种签约，有的甚至还拿到了各类批件。当时，有人就曾公开地发过这样的牢骚：“北京改革开放的速度比深圳慢好几拍，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污吏却出了不少。”虽说时光流逝了十年，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句流行语：
“北京的改革停在嘴上，深圳的开放表现在行动上。”
随着靠嘴皮子发财的人应运而生，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美其名曰玩空手道的。这种人开口就是我认识某某领导，闭口就是我和某某领导的公子是多年的铁哥们、铁姐妹，似乎一个大千中国就玩于他们的股掌之中。细心检点这些人，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人下菜碟，逢人吹牛皮。
黄如论先生住进昆仑饭店以后，成天忙着接待这些玩空手道的所谓中介人。这些年来，他在福州也曾见过这种人物，但从没见过像北京这样能神吹海侃的牛皮大王。好在时下的黄如论先生已经是久经沙场、见过各种世面的房地产商了，绝不会被吹牛者的谎言所欺骗。他以静制动，以低调应对吹牛，用一句俗语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这个“规”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更为有趣的是，有的中介人一看黄如论先生的衣着和谈吐，就十分主观地认为没有雄厚的资金，蹭一顿饭吃就不再露面了；有的中介人听说了一些黄如论先生的经济实力，遂为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发财梦，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地吹嘘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人际关系和土地资源；更有甚者，竟然开门见山、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满足其物质需求，就能很快拿到土地签约书，等等。开始，黄如论先生是热情待客，继之则是漠然对之，几天过后，他就完全识破了这些所谓中介人的庐山真面目，遂躲在房中闭门谢客，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事后，这位蔡先生曾经对我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中介人牛哄哄地吹自己有多么厉害，我们的老板很快就识破了这些人，对我说：搬家，一定要绕过这些玩空手道的二手家伙。”就这样，黄如论先生搬进了距离福州会馆（即福州驻京办事处）很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
接下来，黄如论先生又像是从菲律宾回到福州创业初期那样，在蔡先生的陪同下，亲自对北京的房地产业进行实地考察。有时，他以购房者的身份走进售楼处，询问不同地段的楼房价格，以及购房群体属于哪个阶层；有时，他跟着蔡先生察看那些准备开发、计划出售的地皮的位置，以及每亩的价格等。毫不夸张地说，黄如论先生历经长达八个月的“私访”，北京房地产业方方面面的情况全都了然于胸。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完成了战前实地侦察工作。多年之后，他对我说起这段“明察暗访”的经历，仍然喟叹不已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北京的情况真是复杂！但我认为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自己亲身在北京住了八个月，反复调査，终于定下这样的决心：在北京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那时，驻京办的蔡先生帮了我不少的忙。”
同样，这位蔡先生在长达八个月的陪同考察中，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黄如论先生的为人品格和经商理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如论先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房地产商，他在北京的事业一定能获得成功。不久，他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正式向福州市委提出请辞驻京办事处主任，自愿来金源集团做黄如论先生的助手。
黄如论先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更何况在京发展也需要一位尽快打开局面的得力助手，因而他欣然接受了这位蔡先生的请求，并在金源集团安排了合适的工作。从住房、轿车、薪金等方面也给了这位先生相当不错的待遇。
诚如前文所述，这位蔡先生是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他不仅熟悉福建方面的情况，而且还和在京工作的福建籍的官员一乃至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属下的各单位等都有着纵的或横的关系，随着他加盟金源集团，就等于全盘接收了这些人际关系。也是在此前后，还有一位时任福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同志弃官从商，自愿加盟金源集团。明眼人一看便知：黄如论先生尚未进军北京房地产界，他就完成了在北京发展的人事布局。对此，我曾对一位和黄如论先生稔熟的文友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黄如论先生的聪明之处！他不仅懂得刘邦的用人之道，更清楚自己在北京发展的不足之处。得这位蔡先生等政府官员，就等于得到了在北京发展所必需的人际关系。”
此乃题外之事，略而不述。
中国人是最讲乡情的，尤其是在闯荡江湖、出海经商等领域，更是把乡情、义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我的老家是杂技之乡吴桥县，至今仍存有“江湖义气第一粧”的遗风。过去，北京设有各地的会馆，其性质就像是今天的驻京办事处一样，虽美其名曰为家乡人服务，但实际上还有通过在京为官、经商的同乡，进而达到窥视政情和商机的目的。对此，称职的驻京办主任蔡先生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陪同考察期间，经常利用职务之便，邀请在北京工作的福建老乡聚会，帮着黄如论先生了解北京的政情和商机。说起这段往事，蔡先生还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在北京的老乡很得力，当时文化界、企业界等业内外的老乡，出于乡情观念，提供了不少行业信息，不仅使我们的老板准确地掌握了北京房地产业的行情，而且也对未来在北京开发房地产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这对焦虑求助的黄如论先生而言，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初到菲律宾的感觉：他乡遇故人，不亲也是亲啊！多年之后，当黄如论先生再次谈起初闯北京的情景，他依然是真诚地感激这浓浓的乡情。或许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曾饱含深情地对黄如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自然，还有一句讽刺官场、商海中人假借乡情进行交易的话语，“一个老乡，赛过十个公章！”我没有放言讲出来。
说到商机，当时北京的房地产业虽然很不景气，然而却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市场机遇。自1996年以后，中央和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几个文件，要求部署企业与中央各部委尽快脱钩。恰在这时，有很多部委因着急和旗下的企业脱钩，遂又引来资产重组和福利分房等问题。不久，中央又下达了有关文件，明令取消福利分房，采用货币购房，并开始实施银行按揭。虽说这一系列的房改政策引来了各个阶层——尤其是老革命们的非难，但是却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所以，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中央各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大学林立、文化科技精英云集的首都北京，必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购买住房的热潮。这对房地产商而言，就是天赐的潜在商机！
商机，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里，应当包含在广义的机缘之中。按机缘说，有的商机与你擦肩而过，是缘分没到。然而在我看来，机缘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有些人不懂得机缘有两个层次：一曰识缘，二曰善断，所以他们要么不识机缘，要么识缘不断，白白丢掉了商机而抱憾终生。换句话说，只有识缘善断的人才能抓住商机，做成事情。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识缘善断的房地产商。请看如下事实：
黄如论先生来北京考察的目的，只是想把房地产业做得更大、更好和更有影响，并没有想建世纪城、时代购物中心等这样宏大的建筑和一些具体的想法。换言之，如果在其他城市能够实现他于茫茫然中的这些想法，也不一定非要到北京闯天下。因此，就在他整装待发去北京的前夕，山东省委省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希望黄如论先生能来济南投资房地产业。他收到邀请之后，立即飞赴济南进行考察。在有关人士的陪同下，他用心地在济南看了三天，发现“只有二十多亩地像豆腐干那样的分布，他就不愿意干了。”说起原因，他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经过反复的计算后，想到在省会城市我已经做了福州和南昌，济南的项目都搞好了，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我于冥冥之中感到，北京的项目搞好了，发展的空间就会非常大。因此，我决定放弃济南现成的项目，毅然只身飞赴北京进行实地考察。”
由此可见，黄如论先生是何等地识缘、善断。
黄如论先生在北京考察期间，也曾经萌生过在长安大街盖一幢标志性建筑，借以在北京打出金源集团牌子的想法。但是，他经过缜密的调査研究之后，很快就发觉北京不是福州，走先盖标志性的建筑“国泰大厦”的老路是行不通的，遂又断然地否决了这一想法。
这说明黄如论先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选择商机的时候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因地制宜的。
然而，当黄如论先生的思路回到取消福利分房、采取货币购房以后，他的脑海中渐渐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北京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官员、大中小学教师。科学家、文艺工作者，还有收人很低、数不胜数的工人、市民等都在为住房呐喊、为购房筹钱四处奔走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的职业良心就很自然地向着弱势群体倾斜。随着在北京考察的不断深人，他不仅看到了这是北京——甚至是全国最大的潜在商机，而且也逐步地确立了为北京中、低收人者盖房的念头。或许是黄如论先生出身贫寒使然，他又进一步地想到建什么样的楼房和小区，才能让北京中、低收人者一是买得起，二是还能过上起居衣食都很方便的好日子。
这说明黄如论先生在选择商机的时候，是融人了个人情感的，那就是不以赚钱为终极目的，坚定地为北京中、低收入者建房。也就是在他的心灵与客观存在的商机碰撞出火花之后，一个了不起的建筑理念渐渐地生成了：
我要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