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精神还有坦然，她的名字叫郭婉莹（戴西）。她8岁随全家从澳大利亚来到上海，她的家族在南京路开了永安公司。在以后的岁月中，她的丈夫在反贪污运动中被抓，死在狱中，她经历了丧偶、劳改、受羞辱打骂、一贫如洗的生活。但三十多年的磨难却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依然美丽、优雅、乐观，始终保持着自尊和骄傲。她说，如果她一辈子安安静静地在延安路上的大房子里度过，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能够坦然承受那么多生活里的崩塌。她还说，如果“文革”又来了，她发现自己还能再承受一次。她总结般地说道：“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急欲探究这位郭家四小姐优雅品质是从哪里来的陈丹燕，不满足于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给她一个单篇，竟又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上海的金枝玉叶》。陈丹燕以此告诉我们：上海，还有着金枝玉叶般高贵、坦然的品质。她在写西哈努克的莫尼卡公主时说：“我明白从小对她的喜爱，是因为她向我证明了一个公主的风范：不能摧毁的优雅与美丽宛如钻石。”我们由此也深谙了陈丹燕钟情于张可和郭婉莹的洁净而深刻的理由。
陈丹燕的这几部作品，都以上海为题，确乎是写上海的，但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远在“上海”这个地理名词之上。今日的上海被拌在那盘《上海色拉》里。淮海中路上带动和参加着大众时髦的白领丽人；从靠体力生活的大军里冲杀出来，小小地领导着沪上女子发间潮流的打工仔；街心花园里和着旧磁带里的舞曲跳舞的不时髦也并不年轻的舞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草席、回家过年的乡下人……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景象，不是在中国许多城市随处可见么？欧洲的部分记游也成为《上海色拉》新鲜的成分。而写旅居生活，也只是为了烘托和凸显“回家”的情愫。正如陈丹燕自己所说：旅行的目的，是让你认识到你日常生活的安宁，唤醒你对平淡生活的感恩。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她写上海，也并非仅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地理的上海，一个多少年来独领风骚的上海，而是唤起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给予的平安生活的感恩。为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那个普普通通、遭受磨难、31岁花样年华死于车祸的女子，她专门写了一本《上海的红颜遗事》。在上官云珠坠楼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扭曲的、不专属于上海、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浩劫时代。这本书的写作，是不是陈丹燕对生活在和谐社会的我们知足感恩之心的一种唤醒呢？
优雅、坦然，是陈丹燕认定的上海的品质，也应当是时代和中国的品质。她在笔下倾注的，其实就是对她的上海、她的祖国的一腔深情。在那幅她自作的《云南山路上一个牌楼》的画上，她写道：“这是我的祖国的山路，那种温情在心里到底有点不同，一种更隐忍和安宁的温情，一种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温情！”谁说陈丹燕不是以上海为着墨点，在写着她深爱的中国？在希望着她的祖国远离屈辱和苦难，永远美丽和安宁？
（陈丹燕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上海的风花雪月》；1999年9月版《上海的金枝玉叶》；2000年9月版《上海的红颜遗事》；2001年11月版《上海色拉》）
一个弃医从文的人开出的心灵处方
——读《我敬畏生命的过程》
毕淑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当过卫生员、军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她35岁的时候发表了处女作、小说《昆仑殇》，从此在文坛崭露头角。作为医生，她敬畏生命；作为作家，她表现生命；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她关注生命。集多种角色于一身，造就了毕淑敏散文充满人文关怀、充满睿智理性的特点。这本《我敬畏生命的过程》汇集的她近年来的演讲和访谈，恰似一张张对症下药、深入人心的心灵处方。
1968年底，年仅16岁的毕淑敏从北京来到了西藏阿里山区当兵，这个海拔五千多米的地方，它的荒凉、偏远和杳无人烟，与作为大都市的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演讲时说：“当你真正到了原始自然当中，你会觉得人是微不足道的。这么辽阔的宇宙，这宇宙当中有一颗普通的星球，这星球上有几十亿的芸芸众生，你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且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脆弱。认识到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虚掷一生，或说可以游戏一生、放荡一生，而真是觉得在这样的概率之中，我们有幸成为这颗星球上最高等智慧的人类当中的一员，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利用起来。”11年阿里山区的生活体验，形成了她对生命的深深敬畏和悲悯，她的生命意识无时不渗透在她的文字和言语之间。
所以，她对人生的苦难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她说，苦难不会自动转化为动力，关键在于怎样看待苦难。有人是把苦难化作动力，有人是当成一种借口，甚至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去报复社会。在接受《中国妇女》杂志采访时，她再次说道，阅历没有上升成为智慧，没有思考，失败可能还会重复，并不能使人真正成熟。在答《读书》记者问时，她说：“苦难有时使很多人变坏，苦难转化为财富，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在谈到与之相关的人生选择问题时，毕淑敏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归结道：“人生可能有许多事情还难以选择和把握，但有一点人是可以选择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积极地、向上地、友善地、努力地、乐观地、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人生才会有亮色，这也是我这段西部生活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到35岁还能毅然改行，步入多数人望而生畏的文学殿堂，她这样告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是个人的一种缘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开拓它的自由。年轻时谋生的压力可能比较大，选择时会有所勉强，中年往往就不必为生计所累，倒更有可能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她这种充分利用生命、及时调整人生航向的实际行动，本身就是开给我们特别是青年人的人生良方。
在部队当了十多年的卫生员和军医，转业后又在工厂的卫生所当所长，多年的从医经历当然会给毕淑敏的文学创作留下深深浅浅的痕印。她在演讲和接受采访中多次说：“文学是人学，心理学是人学，医学也是人学。”这是她能把三者很好结合起来的一个思想出发点；“我非常敬畏生命的过程，生命的伟大和优美、神秘的概率是现代医学远远不能穷尽的。”“医生做到后来很容易把病人看做一个病的载体，一个容器，他去观察病的转归，而忘记了最根本的对生命的珍视。”这样的认识使她时刻以关注生命为己任；“这个职业使我有机会多年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强迫我要很细致、很耐心……我必须与他并肩相处，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们都一起纳入了这个轨道，这对我既是一种训练，也是一种给予。”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成为她人物创造的生活基础；“我可以用医生很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从我书写病历开始，我倾听、分析、判断一个病人的表现情况，使我有了内在的逻辑性。”这使她的文字呈现出理智、冷静的特点；“我当过很多年医生，对待艺术有时也像对待化验单一样苛求，对所有的放大和不真实，都习惯成自然地抗拒。”这使她始终忠于生活，保持作家的良知和本真。于是，在她开出的心灵处方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珍视和平视生命，生命热情和人生智慧兼具的毕淑敏。
做人和读书的处方：“如果我们天天浸透在冗长的东西里，它真的是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提升。去读那些好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对我们好的素质它一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力量。”
乐观生活的处方：“愁云惨淡畏畏缩缩的是活，昂扬快乐兴致勃勃的也是活。我盘算了一下，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取后种活法比较适宜。不单是自我感觉稍愉快，而且让他人（起码是父母）也较为安宁……我明白日常生活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此一次的生命。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
如何度过人生低潮期的处方：“安静地等待。好好睡觉，像一只冬眠的熊。锻炼身体，坚信无论是承受更深的低潮或是迎接高潮，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谈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一来增长知识，顺便还可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抓此时干完。”
正视死亡的处方：“其实很多东西，如失恋就是一种情感的死亡，它也是丧失。比如友谊的背叛，你会感到剜心之痛，你对人的一份信任，和那个人曾经给予你的承诺一起丧失掉了。人生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丧失，而面对这样的丧失，其实就是一次一次小的局部死亡。所以我觉得直面死亡，当你有了这个勇气，对人生当中的坎坷、丧失，你最后会更达观，更有勇气去面对它。”
与人相处的处方：“你要学会尊重别人。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把对方看做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只有在平等的框架中，才会有真正富于建设性的关系。”
女性独立的处方：“生命属于女人自己，女人应该是她自己，应该为自己活着。不少女人在失去丈夫时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在孩子不在身边后突然觉得生活空空荡荡没了着落。漫长的岁月里她们总是在等，等孩子的长大，等丈夫的闲暇，当这些都等到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衰老，已经远离了自己原本想干的事。”
爱情处方：“我建议一个人在确立自己爱情观的时候，先找一找自己的人生观是什么。爱情是人生列车上的轮子，但并不是火车头。一个人不可能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那样就迷失了人生的深邃意义。到头来，爱情也变成虚空。”
幸福家庭的处方：“我就经常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们这些人常常羞于表达，似乎我不说你也知道，心领了就是了。其实不然。我经常会对我爱人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非常感谢你。其实也不能说你帮了我，这是我们共同的事嘛。后来他说，咳，我看你忙成这样，我不帮你谁帮你！这不就行了。”
…………
毕淑敏做医科学生实习时，曾经受到一位医生的批评，说她写的病历太像散文，因为内容细致、文采斐然的缘故。而后来，作为主治医师的她，却终于改行成了一名作家。这是颇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她曾以“医生的痕迹”为题为自己的散文集作过序。这种痕迹，是对生命的悲悯，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人生的洞察。医学和文学都是以人为对象，其实肩负着相同的治病救人的使命，只不过一为体肤之病，一为心灵之病。毕淑敏以她开出的这些心灵处方，实现了自己作为曾经的医者和现时的作家人格的完美统一，也达成了文学和医学在深度意义上的某种契合。
（《我敬畏生命的过程》，毕淑敏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