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约一个月，派出所朱副所长在仙客来过生日，十张桌子全坐满。陈碎儿看了看来客没几个正职。朱副所长混得不怎么样。陈碎儿问：“没请镇长？”
“岂敢！”他苦笑。
“我叫他来。你有他的位置吧？”陈碎儿没忘四个月前的事。朱副所长也没忘，他一直惦念着当所长。
“你把手机给我。我让他马上到，不出十分钟，十分钟不来我骂他祖宗。”陈碎儿又是当着他的面，一阵嘀嘀嘀按码。
“镇长，我是碎儿。我这里有几桌酒，等着你捧场。你马上来一下。”
果然不出十分钟，章永清气喘吁吁地来了，边上楼边说：“陈老板，哪方神仙呀，这么火急火燎地叫人！”
他早把猪头所长的那通骂忘了。一看这场面，乐得说好话：“你他娘的生日也不告诉我，怕我白吃呀？”
朱副所长高高兴兴地说：“镇长大忙人，小子虚度年华，这么个狗屁生日不值得劳动大驾。”
陈碎儿趁势说：“礼还是要送的。这礼镇长心里早有数了，就看今天说不说。”
这完全是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事先根本没想到。章永清一怔，即刻会意。
“我只能表个态：副所长前面那个字是该去掉了。”
“好，有镇长这句话，今天把这杯酒干了！”陈碎儿说。
包厢里的一桌人，都听得明白。气氛热烈。
“镇长支持你，书记和县公安局靠你自己了，别是不会撑船嫌河弯，不会泅河嫌臀重！”
“哪会呢，哪会呢，没齿不忘，没齿不忘！”朱副所长在部队当过文书，平日爱看古书，在镇里是个秀才，除了怕狗，胆子也是大的。中学老师称他是“儒将”。
朱副所长很快就成了朱所长。
“猪头”所长提升使陈碎儿声名大振。他有了“路路通”的尊称。仙客来饭店规模一次次扩大，到第三年，已有三十张桌的大厅和五个包厢，十间客房成了镇里的招待所、交际处、议事厅和消息总汇。镇里的干部喜欢对求他办事的人悄悄出主意：“你去找陈老板。”陈碎儿再找他，乐得送陈碎儿一个人情。还是陈碎儿嘴上常说的话：“人情是张锯，有来有去。”这张锯织就了一张人情网，织网的黑蜘蛛是陈碎儿，他瞪着眼盘踞在蛛网中心。
章永清为陈碎儿办事尽心尽力。每次办成事，陈碎儿都给他好处，每笔好处陈碎儿都有凭证在手。章永清觉得这个镇长当得很累，被陈碎儿的金钱女色搅得晕天黑地脱不得身，连露出个脑袋喘口气清醒一下的工夫都没有。这种受肘于人的日子并不舒心。有时他会或真或假地说：“我做不了主，上面还有金书记。他是老大。”
这句话听得多了，陈碎儿认真起来。
九十年代初，装住宅电话还是时髦事，非同小可的事。陈碎儿在镇里新买了一套房子，图方便，也图气魄，那些日子就抽的装电话的筋。
他找章永清，章永清推给金田书记。他到书记办公室，金田打起官腔，陈碎儿就在他办公室桌上给县纪检委书记打电话。纪检委书记让他把话筒给金田，说：“金书记，你要支持陈老板啊，我们的老典型……”金田一口答应，放下电话又说没有线路：“有线路我和镇长早装上了。怎么排队你也在第三。你不要翘尾巴，你就不看看现在的形势！”金田对陈碎儿左看右看不顺眼。陈碎儿想，什么形势？形势就是和他从此势不两立！
他热血沸腾，要与金田开仗。第二天一早搭班车去马站乡。
金田到双溪镇当书记才一年。他家乡在马站。在那里上中小学，考大学落榜便当民办教师，后来当乡文书，拿到电视大学文秘专业文凭，在响岩乡当副乡长，乡长，然后来双溪。这是金田的履历。陈碎儿沿着他的履历走。
上小学打过女同学，上中学偷过学校一个破足球（有说是捡的）。电大文凭是真的，英语补考才及格。当乡长带考察学习团一行七人，去了四个城市，历时半个月，三分之二时间在游山玩水——没听说哪个首长领导到下面不游山玩水的，举报肯定自讨没趣。不安心民办教师工作，骂学生是笨猪。响岩乡发生过火灾，死了外地来演出的两名业余越剧演员……
收获不大。来来回回半个多月，他跟踪盯梢的本领全用不上。
金田很会当书记。他不与谁特别接近，信奉有距离才有威望。每星期五半天学习他雷打不动地坚持，念著作，念报纸，念材料，念文件，特别耐心一副好脾气，不管别人听不听，知道谁也不敢反对，坐着就行，来了就行。与人谈话，解决问题，他有一套程序：严肃，笑脸，严肃；原则，灵活，原则。先严肃、原则，笑脸和灵活才让人倍感随和、人情味、平易没架子，最后是严肃和原则，便不会犯错误，该提醒的提醒了，该明确的明确了，至于怎么做是你的事，他已苦口婆心。逢休息日，他会和妻子、女儿逛逛市场商店，背着手，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说些永远正确无关紧要的话。大家虽然觉得他不像镇党委书记而更像市委省委书记，但印象不坏。他也来仙客来饭店赴宴，最后一个到，散席便走，有时不等上水果拼盘先走一步，总是行色匆匆，百忙之中赏脸。只有一次，那是县委书记林辉来，他坐在林书记身旁动作活泼，言语风趣，笑声朗朗，腰也坐不直，酒喝多了，不停地与林书记碰杯：“我干，我干，你随意，你随意。”镇里干部都认不出他了。从此威望打了折扣。
不久，陈碎儿访到一条重要信息：金田迷恋麻将。不几天，他就把书记与麻将的根根苗苗、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牌桌摆在镇塑料管厂厂长家。经常玩到深夜。牌友中几位是私营企业老板，有男有女，一位固定的牌友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这是惊人的发现，平常在镇党委他俩关系似乎很一般，他很少去书记办公室，去了也是毕恭毕敬，谈完工作就走人。副主任总坐在书记上手，给好牌，老板也是配合默契，书记赢多输少。一晚上输赢不大，几十元上百元，很少有几百元。书记在麻将桌旁也不言不语，似是在办公。
顺藤摸瓜，塑料管厂有两本账，内部账小金库一年开支招待费277400多元；老板牌友肯定有偷逃税行为，数目待查。
陈碎儿不停地举报。
他故意让人到厂长家找金田。金田手上拿牌，来人就站在他身边等着，话就传出去了：“书记耍牌不顾工作。”孩子上学，两口子吵架，邻里纠纷，追债赖债，书记不管也没道理，到办公室去又不够档次，晚上到牌桌找他最合适。
他奇怪怎么突然都知道他在厂长家打牌，怎么都在这时间找他。他没有私人朋友，耳目不灵，办公室副主任听到风声，在打牌的时候透露几句：那位“见义勇为”的在告他。金田说：“党章、党纪、党规，哪一条说书记业余时间不能玩牌？毛泽东同志还说，中国对世界有两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麻将。”这句话很快传出去，陈碎儿认定这是造谣，举报：“金田同志恶毒攻击丑化毛主席，说……”
县纪委书记不大有把握毛泽东到底说过没有，无处查阅，又不好问。说是丑化毛泽东，万一毛泽东真的说过，那更是丑化毛泽东。有风险，无法立案，存档。
后来，金田在镇党委研究干部任命时，建议办公室副主任转为正职。这下可有话柄了：金田为牌友升官，牌友给金田输钱，麻将桌上的肮脏交易，双溪镇的权力中心在厂长家麻将桌上。国有企业的亏损，私营企业的偷漏税，根源就在书记爱打牌！
县委不得不正视了。无实据，但又事出有因，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于是，一调了事。对金田，平级调动；对陈碎儿，表扬他举报积极。
现在，来了位叫黄士宝的书记。黄士宝来的第二天就给他一个下马威。赶走花和尚，来了鲁智深！镇长一定在看他笑话，镇里的干部全把眼睛瞄着他。十年打下的石狮子，别落得一槌敲。
往事历历在目。他没有叫石海琴，往常一做爱他就睡得香。他想独自品味另一种兴奋，吐着烟圈，只盼天快亮。男人事业第一。
3
黄士宝毕业名牌大学。从党校教师到校长，从助教到副教授，十年完成两大跨越。其间虽然辛苦，但顺风顺水。每天有规律地生活，洁身自好，口碑甚佳。不吸烟，不打牌。不骂人，逢节假日喝点酒，不明白“KTV”是什么意思，字典也查不到，不会跳舞不唱卡拉OK，只穿黑皮鞋，不轻易和女学员握手，每星期和学员打两次乒乓球（一小时左右），不吃冷饮和烧烤。党校搞基建，负责基建的副校长收受乙方手机，以此为突破口带出了十二万元的受贿案，一查再查，黄士宝一清二白，毫无牵连，全县干部从不信到叹服。搞基建单位一把手，竟然没吃过一次宴请！
副教授担任镇党委书记，不要说全县，就是全市也没有先例。黄士宝心里有数，这是下放基层锻炼再重用。下来前，他写下好几页的“注意事项”，一改再改才定稿，端端正正抄在笔记本上。
一早陈碎儿来到镇机关传达室。党委和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楼两层，左边是党委，右边是政府。院子西边一栋小楼，正对传达室，小楼楼下是车库，停放自行车和汽车，楼上的大间堆放杂物，一小间原来是镇志编辑室，镇志出版后房子就空着。黄士宝住在这里。传达室两个人，一个是小伙子，早晨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另一人是退休职工沈彦祥，他值班时间长，不过他的职责主要是接电话和对着铁栅门外面的人喊：“下班了，没人！”传达室里有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睏了就睡觉。早上给黄士宝提两壶开水。
陈碎儿有眼见他的对象的习惯，眼见心里才踏实。正在院子里做广播操的黄士宝不认得他。陈碎儿坐在传达室和沈彦祥聊天。带来早点，沈彦祥千谢万谢，然后问：“陈老板有什么事吗？”
陈碎儿竟然忘了准备个借口，信口说：“没事。今天去县里办点货，路过。章镇长来了你转告一声，校服款请他给催一下。不说也行，不在乎几天。”
镇里的中学和5所小学的校服，包给陈碎儿经办。章永清说他路数多，有熟人好办事。近万套校服让饭店老板承包，这件事在镇里闹得沸沸扬扬，他不应该再提的。不过说了也就说了，不怕。
见过黄士宝，陈碎儿有种莫名其妙的欢愉，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好像自信见着谁就能逮住谁。
几天时间，他已经把黄士宝的底细摸了个大概。他一人住，很少回家。家在县城，妻子在市委政策研究室任科长，是他的同学，比他大一岁。一个男孩上小学二年级，住在外爷爷家。一家人星期日才团聚，可是上星期日他没回家。他的妻子来过一次电话，讲五分钟，在传达室，告状儿子玩电子游戏。生活不讲究，早饭在对面饭摊，中饭晚饭在中学食堂包伙，和教师吃一样的饭菜，休息日不开伙吃方便面。用高档牙膏，镇里商店没见过。房间里没有来过女客。下了班在房间看书，看电视，不拉窗帘。彬彬有礼，稍带腼腆。
转眼到了中秋节。这天，镇干部在仙客来饭店聚餐。陈碎儿不见黄士宝，问他们，他们说不敢约书记，是各人凑份热闹热闹。
陈碎儿让石海琴给黄士宝送去一盒月饼，两小碟冷菜，两个热菜，一碗米饭，放在竹编的提盒里。
石海琴敲门。
“请进。门没锁。”黄土宝刚从办公室回来。在洗手，边说边过来开门。
石海琴文静，秀气，一副清纯可人模样。一米六八的身材，透着青春散发的娴雅。
“我们老板说给黄书记送点吃的。今天是中秋节。”她站在门口，大大方方地说，安详得体。
“你们老板叫什么？是仙客来饭店吗？”
“陈碎儿。”
黄士宝已不记得“老太”的事，仙客来是出名的，常听到。他说：“这饭菜我不能收。月饼我们单位也分了。谢谢陈老板。我把日子记错了，以为明天才到中秋，怪不得下午机关就不见人。”
他们门里门外的站着。黄士宝看看表，自言自语：“六点过了，回不去了。”
“书记不是有车吗？”石海琴提醒一句，与她送礼使命无关。黄士宝才仔细端详她。
“江西人？”
“黄书记怎么听出来了？”
“中秋节，想不想家？父母都在江西？”
石海琴知道不必回答的。县里来的，镇上的干部都这么问，问了又问。黄士宝收拾一下桌上的书报，要出去：“我要去食堂吃饭了。”
“教师灶今晚上不开伙。”
“对啦，中午说过的。你叫什么？”
“石海琴。”
“这样吧，我也算过个节。你进来。菜留下，前提是付款。多少钱？”
“四十元。”石海琴照实说，这样更合适。她知道陈老板一直在捉摸黄书记，打他的主意。她觉得他有点孩子气，手足失措，丢三落四。她把饭菜摆在桌子上，月饼放在旁边：“月饼白送。好吗？我过一小时再来。”
“你还来？”
“收碗盆呀。连碗连盆就不只四十元了。”石海琴笑着说，转身走了。
石海琴七点半才来。电视在播放天气预报。他们还没吃完饭。黄士宝和沈彦祥一起吃饭，桌上有半瓶泸州老窖，两个酒杯。
两人酒量都不大。沈彦祥是每天要喝一杯，三两。今天过量了。黄士宝邀请他来吃饭，没想到他已吃过，就喝酒。酒和酒杯都是他拿来的，一大一小。
他俩谈得投契。沈彦祥巴结，黄士宝没有受巴结的姿态。石海琴悄悄进来，站到一边。
“她叫石海琴，仙客来饭店陈老板的女秘书，高中毕业。阿琴，叫黄书记。”
“黄书记！”
黄士宝不喜欢别人喊书记。可是称呼什么呢？叫同志她太小，叫叔叔她太大，叫士宝过于亲热，叫老黄又太背时。他只是嗯嗯地答应着。
“以后要懂礼节。阿琴是个苦命的孩子，被人骗到山里卖了，逃出来差一点冻死饿死在仙客来饭店门口，被陈老板救下的。陈老板善心，阿琴才有今天，出息得很。现在，黄书记来了，小镇繁荣富强，大河有水小河满，仙客来发达，阿琴也有前途。”
沈彦祥的父亲解放前是绸布行的老板，资本家，社会主义改造后当了供销社职工。文革初期，父母被遣送农村在双溪镇落户，沈彦祥为了照顾年迈病衰的父母也从皮鞋厂出来，以后就在镇信用社当勤杂工。退休后想当老板重操父业，终于发觉年龄是大了，精力不济。老两口无儿无女挣钱留给谁？老伴去世后，更是安心看门，每月拿四百元够吃够花。
“你坐。”黄士宝对石海琴说，“我去办公室，给家里打个电话，马上回来。”
这几年他都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日子对他有着特殊的意味，他和叶芬是在那年中秋节结婚。十年了，是个整日子。可是家里没人接电话，他想叶芬是出差了，丈人家又没电话。他固执地拨电话，一次又一次，心里怅怅然。无可奈何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沈彦祥在院子里正给石海琴开门。灯光下，石海琴提着饭篮优雅地跨过铁门的高门槛。
黄士宝回到宿舍，房间已给细心地收拾过了，桌子抹擦干净，地扫过，连枕巾都已抚平。有一种女人的气息。叶芬没有来过，想都没想过。他叫她“蓝袜子”，戏称她“蓝蓝”，这是欧洲人给性欲冷淡女人的外号。他们家有两个书架，他一个，叶芬一个，两张桌子，一人一盏台灯，两人回到家，房间暗，两处亮光分别照着埋头看书写字的黄士宝和叶芬。贝贝在姥姥家，只在休息日一家人一起吃饭。做爱成了例行公事一般，他或她会提醒说：“都半个月了。”她或他就应和：“是啊，今晚劳动。”她从来没有高潮，生过孩子乳房干瘪下垂，她仿佛也不知觉。
他坐在书桌前，想看书。在党校工作他有读不完的书，写读书笔记，做读书卡片，教学和著文需要，于是若饥若渴。现在，才几个月，他突然感到不清楚应该读什么了。电视他只看新闻和政论专题片，偶尔看点体育比赛。只熟悉理论杂志，很少读小说和文学作品。他很难适应镇里工作的节奏，没有时间观念，总是在等人。学习会就是闲聊，交换花边新闻。谁都听着他和镇长拍板，与自己无关绝不提不同意见。他开始怀念党校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