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轩
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极力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活动效力，或作“先锋”、或当“军师”、或为“后盾”，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支特殊的别动队。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则公开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传教士与西方侵华的经济、政治、军事侵略者之间，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参与贩卖鸦片
不少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传教士都不反对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他们诡称：鸦片是无害的，就像酒对人是无害的一样。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马礼逊始终“忠心耿耿地为公司的利益服务”。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
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传教士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连篇累牍地鼓吹战争，其中说道：“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该刊还发表了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
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开始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等四人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谈判，制造假象。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
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的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和伦敦会的麦华陀。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 （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协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
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和古伯察呼吁法国政府“派遣舰队和军队”来华，为他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对中国“进行有效干涉”。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遣使臣拉萼尼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在中法《北京条约》中，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
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中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五、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活动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传教士们向各自国家的驻华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900年还专程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
当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境内时，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写信要求清政府进行镇压。在华外国传教士就是这样地为联军镇压义和团
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联军的军事据点和堡垒。
当时在直隶一带的教堂里，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据博恒理的《梅子明传》一书记载：保定一处教堂的70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就开枪打死他们”。教堂武装还不时勾结清军一起袭击义和团。
有些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上面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由于宝复礼的计谋与引导，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活动。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50多名翻译官，其中有8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对传教士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表达了感激。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传教士也参与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经法国公使同意，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8天。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另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抢掠的财物珍宝就约值100万两银子。
联军侵入北京后，美国传教士刘海澜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和关帝庙等。还强买附近民房，使900多户居民不得不搬迁。圣公会、公理会等教会机构的传教士们，也都在这次浩劫中趁机大发其财。
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中写道：“传教士对于掠夺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
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传教士们不但没有丝毫的谴责，而且还大力加以支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著《中国的暴乱》一书中写道：“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凡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受到应得的处罚。”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在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隐藏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拳乱笔记》中也描述了那些被委任的牧师们的形象：“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并说“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传教士们的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瓦德西还说：“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
从历史事实和西方传教士们自己的表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在西方列强侵华过程中，或为列强的侵略战争效力，或直接参与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们劣迹斑斑，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正 文
基督教传教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尽管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了一些事情，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西方传教士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极力为本国政府的侵华活动效力，或作“先锋”、或当“军师”、或为“后盾”，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支特殊的别动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则公开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西方侵华的经济、政治、军事侵略者之间，传教活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活动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100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鸦片输入中国。到19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4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400银元到800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一）参与鸦片贸易
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
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过从甚密。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15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3天，我给了他1000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二）反对禁烟
由于西方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清政府的动
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像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20283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8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10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清政府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11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清政府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清政府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企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惺惺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传教士们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二、参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
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入侵中国起，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随时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实际上他们充当了本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马礼逊、裨治文、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间谍，鼓吹战争，为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中国财富出谋划策。他们还直接服务或参与了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对华侵略战争。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一）制造舆论鼓吹战争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们就与西方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本国和其他列强政府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就是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
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中国丛报》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搜集情报参与战争
鸦片战争开始后，传教士们继续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情报，有些传教士还直接到军中服役、随军进行活动。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当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800英镑和1000英镑。他们成为英军中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时，马儒翰则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去。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一个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10次到中国沿海侦察，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重要资本。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情况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30万银元的所谓赎城费。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为英军亲自带路，冲进镇江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屠杀掳掠。郭实腊还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立即由华返美，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对美有利的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西方列强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推广。”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的军舰联合进攻中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向。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联合舰队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在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
进攻。大沽失陷后，英法美俄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给美国的信中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他为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作掩护，并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得到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100多年以来西方列强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西方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利益与清朝政府进行种种讹诈和讨价还价。
（一）《南京条约》系列
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
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一直有传教士参与。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英军司令璞鼎查。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以及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郭实腊和马儒翰是谈判的主要代表，并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清政府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清政府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马提出，若接受这些条件，“即可罢兵息战”。特别恶劣的是，条约的中文稿不是清政府的人而是传教士草拟的。清政府代表曾对条约中的“赎城”一词存有异意，建议“另换字样”，但遭到马儒翰的拒绝。
（二）《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184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英条约刚一签订时，就怂恿美军司令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伯驾则专程赴美游说美国政府派使节去中国与中国皇帝签订条约。他提出六大理由，都是基于美国侵略者的利益。他指出：“不应该忘记，一个年值1200万美元的贸易是值得保持并加以保护的。”1843年3月，美国任命加勒·顾盛（Cabeb Cushing）（其兄弟约翰·顾盛）长期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为全权代表，在三艘战舰的随行下来到中国。传教士伯驾与裨治文得到差会的许可，任使团中文秘书。清政府开始不愿意与美国签约，但伯驾为顾盛出谋划策，让使团用战舰进行威胁，并不断地向使团提供清政府的信息和动向，使美国使团能有的放矢地用武力进行恫吓，迫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方面起草了条约并译成中文，伯驾与裨治文参与了谈判。伯驾在日记中写道：“在第一次谈判当中，我们谈到条约草案第十七款，关于‘美国人民得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及殡葬之处’。。‘医院’与‘殡葬’之间加入了‘与礼拜堂’的字样。。当这个有楔子作用的‘与礼拜堂’字样加入中美条约成为
第十七条款时，我感到单为成就这一点而服务，虽一生勤劳也是值得的。”这为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传教内容开了路。伯驾还提到：“凡是像对条约有关的任何问题所有建议，只要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并决定下来了，他（指顾盛）无不乐意采纳。”在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他曾为清政府谈判成员潘仕成的父亲动过手术，从潘处获得清政府谈判使团的内幕情况，以致美方在谈判中处处主动。一个传教士说：“欧洲人用大炮都轰不开的中国大门，伯驾医生用一把外科手术刀就把它撬开了。”在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威助下，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有些条款比英国的条约更损害中国的主权。《南京条约》中对于“协定关税”说“秉公议定则例”，较为含糊。而《望厦条约》则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对于领事裁判权也做了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内，地区也不限于通商口岸，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处理。半殖民地的中国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定的。《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教堂等，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自此，美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传教权和置买地产权。美国使团专使顾盛在给美国一个参议员的信中说：在最近与中国谈判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美国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他们具有罕见的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顾问”。伯驾由此建功而步步高升，于1855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三）《黄埔条约》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眼红英国、美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的许多特权，1843年，法国传教士安若望（Baldus）向巴黎发出呼吁：“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也表示：“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第二年即1844年，派
遣使臣拉萼尼（Lagrene）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中国。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但法国还不满足，1845年，拉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并用炮舰相威胁，说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清政府被迫让步。1846年，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让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教案就是由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四）《天津条约》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传教士们在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条约规定对英、法的“赔款”为800万两，外加“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俄国则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约100万平方公里有余。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了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国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等等。
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后者担任卫三畏当时还不会讲的官话翻译官。在炮台未被英、法轰毁以前的大沽的初步谈判中，卫三畏博士拟定了一个条款，订明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准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眷居住。中国钦差以规定过于广泛而予以拒绝。但是普提雅廷（俄国公使）却争取到一条，允准俄国教士在一切通商处所传教礼拜，惟这项特权须受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所发护照的限制。所以卫三畏在天津为美国条约拟订
了同样的一款，但是列威廉（美国公使）为了护照的规定以及其中以决定传教士中谁有请领护照的责任加诸领事和中国当局的缘故，不同意这样一项条款，后一项规定于是被剔除。条款随即提交中国方面。他们不予同意，但建议将美国传教士限于通商口岸范围之内，至于人数则由领事单独决定。这比已签字的俄国条约所得到的要少，所以卫三畏博士非常不满意。列威廉迫不及待地要在第二天签署条约，。。卫三畏博士坚持不渝，在第二天早晨拟妥了一条可以接受的条款，。。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在大沽和天津有卫三畏和丁韪良。”
（五）“宽容条款”
从《天津条约》起，开始出现了所谓“宽容条款”。该条款规定传教士及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享有特权。条款译文如下：“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所遵奉的信仰原则是劝人行善爱人如己。今后凡安分奉行与宣扬这些道理的人，不能因为他们信仰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任何人，不管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如果他们是和平地根据这些道理进行宣传与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就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受到干涉和骚扰。”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传教史学者丹尼斯在他的《近代传教事业的号召》一书中说：“著名的‘宽容条款’的订入条约，就是得力于卫三畏博士的，后来也订入了英国条约中。”美国公使列威廉原本坚持《天津条约》要在原定的6月18日签约，因为他想赶在英、法的前面签约，避免造成印象说，美国所争取的特权是由于英法武力进攻的结果。丁韪良追述美国抢在英、法之前订约的原因时说：“有一则中国寓言，讲到一只狐狸走在一只老虎前面几步，幻想野兽们是因看见了狐狸才引起慌乱的。”但当时对于“宽容条款”的内容及如何把它塞进《天津条约》中去尚未斟酌好。卫三畏在条约签订之前一夜未睡，琢磨着如何把这件事办成。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谈判。据卫三畏在日记中说：“我们把修正稿交给了张某，他开始想争辩，但我们立刻告诉他，必须把文件送给钦差大臣原件批准，因为我们坚决主张这样写法。我们的努力和焦虑都得到了酬报。几分钟后，他回来报告说，桂良已同意了这个条款。”他们就是这样使用威吓手段把“宽容条款”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宽容条款”的要害是，不仅外国传教士，连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也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不但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中国的广大人民分裂开来。中国的信徒成了所谓“教民”，受“洋鬼子”的保护。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德烈对“宽容条款”坦率评论：“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力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的作用。但这项条款也有它的不幸牵连与后果。它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把对方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宽容条款”使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卫三畏和丁韪良都夸口说，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是英国跟随美国签订的。卫三畏说：“据我当时的了解，如果我们的条约中没有包含这个条款，英国的条约中是不会放进去的。”
（六）《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在侵略者的威逼之下签订后，美、英、法等国在一年以后又借口到北京批准换约，挑起新的战争。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和北京，火烧圆明园，满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于1860年10月与英法强盗订立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签订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天主教会后来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有了合法的依据。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从而使传教士更加放肆地进行传教和侵略活动。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说：“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
四、参与经济掠夺
美国原驻上海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条款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直接从他们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以及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还勒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忻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72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15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43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并于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敢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们以及在其庇护下的一些教民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大小教案1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五、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活动
（一）鼓动镇压义和团运动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传教士们向各自国家的驻华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传教士博亨利和明恩溥联名向各国公使提出一份备忘录，控告山东巡抚毓贤：“他明知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也知这种结社完全违反王法，本朝历来悬为厉禁，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镇压。。对于数月以来，席卷山东大部分的这个极端复杂的破坏性风暴，毓贤是负有责任的。。。应当坚持毓贤革职，并将载明‘永不叙用’ 的上谕在《京报》上发表。。列强也当注意使这一处分贯彻到底。”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2月6日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他的新闻通讯，提到“除非很快地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个声势浩大而危险的运动必将使每一个外国人从这个帝国驱逐出去”。 2月17日又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他在《留华四十五年》一书中回忆到：“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出席纽约的普世宣教会议。。。对于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危险，我是那样深信不疑，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的报告，准备提交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我曾力请各差会总部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势将到来的危险。”5月5日，李提摩太应邀到美国波士顿“20世纪俱乐部”演讲，他向会议报
告了中国局势：“当他们感到形势严重，并看到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传教工作，而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和平时，就立即决定要我去把问题向华盛顿政府提出来，并为我写了许多介绍信，使我能到议会和白宫的各个机构去联系。”李提摩太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说：“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当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省境内时，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写信要求清政府进行镇压。他写道：“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民教于水火之中也。”在华外国传教士就是这样地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二）参与八国联军入侵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联军的军事据点和堡垒。
当时在直隶一带的教堂里，几乎都有洋枪武装。据博恒理的《梅子明传》一书记载：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70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就开枪打死他们”。教堂武装还不时勾结清军一起袭击义和团。
1900年6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当时传教士在使馆集中了2000多教徒，天主教北堂集中了3000多。义和团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并将“敦促投降书”用箭射进去，要他们“出教堂投诚，必不杀尔等”。但只有少数人从缺口围墙逃出，而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围被利用来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协同作战，以至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有不少教徒为此而死于非命。
明恩溥在其所著《中国在动乱中》写道：他于1900年6月8日率领一批美国人和中国教徒从通州进入北京城里，他们大约有70个美国人，六七百个中国教徒，住
进极其宽敞的孝顺胡同美以美会。6月9日，何尔上尉率领的陆战队来担负保卫任务。他们“把中国人编排起来，从事劳动，并给予军事操练，以及参与其他与大家有关的事务。整个教会范围，均由传教士和中国人巡逻；比较重要的岗位留给陆战队”。“在美以美会所控制的长方形地区之内，有15到20户非基督徒家庭。。我们奉武官和公使的命令告诉这些住户搬走了。胡同两头都设下了障碍栅，布置了严密的监视哨，。。凡认为敌人可能越墙的地方都设了带刺的铁丝网。各院子的石板、瓦，都用来修了交叉的防御工事，防栅后挖了很深的战壕。。。我们把那座砖瓦造成的大礼拜堂，改造成了一座堡垒，用木框和马口铁将门加固，窗子都用砖石堵塞，并留下枪眼。”美以美会的教会大院内6月9日就有了军事防卫组织，有总务委员会、防御工事委员会、食物供应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统率有武装的中国人的委员会、消防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由海军陆战队上尉负责的军事委员会。据《北华捷报》1900年9月26日报导：“北京孝顺胡同的组织是使馆防卫组织的一个雏形。美以美会礼拜堂的防御工程是汇文书院的理科教员、传教士贾腓力在海军陆战队上尉指挥下建筑起来的。。。围绕礼拜堂的四周有一条6至8英尺深的壕沟，沟的两边各设一道铁丝网。在这一点地方有一道很高的砖石混合墙。凡看见过的人，都认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
有些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上面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进攻北京：“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给我看一封从窦纳乐来的急件。。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的最适宜地点，并附有一份计划。。我看过之后，就对将军说，‘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窦纳乐爵士的意见。’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要使英军多走三英里多路，这将是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今广渠门——编者注）坚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打进城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由于宝复礼的计谋与引导，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宝复礼还唆使中国青年教徒背叛国家，为联军作密探，“我们出发前五天，先派了两个基督徒学生去作侦察。。。青年侦察员们四面了望，将炮的大小和数目都记下来。。。他们一向我报到，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去，那里有芮达上尉所领导
的印度绘测处，把他们的情报都记在地图上”。他们还审俘虏。“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是穿制服的拳匪。。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俘虏，把所得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传教士们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克特曼在《被围在北京城内》一书中说：“他若能带着信件安全通过敌人的防线就赏给他1000两银子。我们打发了无数的信差从水关或是越过城墙出去，但是未曾有一个回来。毫无疑问，他们是被捕获而遭杀害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参与镇压义和团的活动。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50多名翻译官，其中有8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说：“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
（三）参与八国联军抢掠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10分钟或15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首先绕道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
搬动的珍贵文物。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与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明恩溥在《中国在动乱中》记述：“为了未雨绸缪就到东交民巷的中国商店去，见到有用的东西就拿，特别是食品之类。。通过这种捷足先登的办法，弄到不少原来无处可找，最后成为无价之宝的东西。”
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另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 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抢掠的财物珍宝就约值100万两银子。
联军侵入北京后，美国传教士刘海澜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和关帝庙等。还强买附近民房，使900多户居民不得不搬迁。卫理公会教区长李瑞禾牧师的回忆录遗稿中说：“名义上说是买，每间房只给五两银子，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管你有地方住没地方住，勒令腾房。”圣公会、公理会等教会机构的传教士们，也都在这次浩劫中趁机大发其财。
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中写道：“传教士对于掠夺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丁韪良在《北京使馆被围记》中说：“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200蒲式耳。”“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关于外间控告传教士的掠夺罪行就说这么多！我很高兴在他们所蒙受的谴责中一同有份，并且承认自己与他们同样有罪，虽然我留着为自己用的只有一条山羊
皮地毯。”
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传教士们不但没有丝毫的谴责，而且还大力加以支持。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著《中国的暴乱》一书中写道：“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中国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它永远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凡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受到应得的处罚。”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在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隐藏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也描述了那些被委任的牧师们的形象：“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 传教士们的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瓦德西还说：“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
从上述历史事实和西方传教士们自己的表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在西方列强侵华过程中，或为列强的侵略战争效力，或直接参与掠夺和压迫中国人民，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们劣迹斑斑，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