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是我的老师。
那是县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急匆匆地往教室赶。偏偏，狭窄小道上，有个老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老头凌乱的头发，黑厚的额头下戴着副厚厚的眼镜，一手托着个酱油瓶，一手捏着几张零钱，想是刚才上商店买酱油了的。厚厚的眼镜片，厚厚的酱油瓶底，我们扑哧笑出了声。老头忙不迭地让开了路。几分钟后上课铃响，是语文课。进来个老头，居然就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老头。头发还是那样地零乱如鸡窝一般，居然，穿着双皮鞋却没有穿袜子。
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黄光熙老师。
没有严肃的上课仪式，黄老师开始讲课。讲的是朱自清先生的《绿》。黄老师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泡沫星子时不时地溅在前排同学的课本上。说朱先生笔下的“绿”呀，是任何人都描摹不了的，如果想描摹，一定是青蛙掉在了醋坛子，酸死了。我们哈哈大笑。
再来上课，他仍然是凌乱的鸡窝式头发，仍然穿皮鞋不穿袜子，但我们喜欢听他的课。我鬼使神差般地还成了语文科代表。一次送作业进他家时（那时教师在家里办公），他正蹲坐在小板凳上埋头洗衣服。好大的一盆子衣服，应该是一家人的吧。送了几次作业，我从没见过他的孩子们，更不用说见到他的爱人了。倒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了他写的文章，字是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文是清清爽爽的哲理之文。我真怀疑是出自他之手。就在一张随意扔丢的《羊城晚报》上，我翻看到了一篇署名“黄光熙”的3000多字的散文《经年》。
临近期末，我又去送作业，他递给我一本书：“明天我就不能给你们上课了，送本书给你做个纪念。”书名叫《江城旧事》，书名下边赫然印着“黄光熙”三个字。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走进校园，再次看到的黄老师，居然推着个小烟摊在校园里穿梭。于是，每天的早上六七点、晚上八九点，伴着一阵阵的车轱辘声，我们就知道是黄老师的小烟摊出摊、收摊了。
他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呢？我们疑惑。
毕业后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汽车站，见一家小商铺挂着“黄老师烟摊”的招牌。会是我们的黄老师吗？我想。探过头去，果然是他，正埋头清理着一盒盒香烟。他的头发，已经分成三七开发型，衬衫比以前洁净多了。
我没有打扰他。同行的朋友说，这黄老师呀，烟生意赚票子哩，他讲诚信，从不卖假烟，买烟的人很多都愿和他做生意的。
又过了五六年光景。我到县城有点事，在汽车站门面，却没有看到“黄老师烟摊”了。问了问隔壁门面的女人，说：“他的儿子不争气，弄了好几箱假烟来卖，他认为坏了他的招牌，早不卖烟了。再说，这老头也忙着结婚哩，前前后后结了八九次婚了，上个月又请了婚酒，我还送了礼金的……”
前年九月，我调到县城一中工作，在一条小巷，看到一家“黄老师足道馆”的招牌。我心里一惊，莫不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一本《中国足疗》杂志后面露出了一张脸，正是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国足疗》杂志。
“来了。”他说，他居然还记得我。
“看看，我在《中国足疗》上发表的足疗研究文章。”他又说，“今日个我来为你做次足疗……”
“不了，我还得上班哩。”我说。
“在哪？”
“县一中。”
“做老师，做老师好哇……”黄老师说。我分明看到他厚厚的镜片里有团雾气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