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岁元祚，故居闲暇，独自散步至儿时嬉戏的滩涂，海天连接处，一座大桥把少年时代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海对面的世界，触手可及。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桥墩就建在我的家乡慈溪，通往宁波的大桥连接线则横穿我家所在的新浦镇。每次回家总能在街头巷尾或茶余饭后听到乡亲对大桥的期盼和对宁波港的自豪，而此后长期的沪上求学又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港口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
七年前，初到复旦，便往返于图书馆和课堂间，一连串的问题萦绕着我：以往学者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及上海、宁波两港的竞合关系有较多的研究，但却很少有学者从长时段考察两港发展的脉络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上海港和宁波港以前和当前是什么样的空间关系，今后将怎样发展，造成两港空间关系转变的因素是什么……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催促着我去探究两港长时段的空间关系发展过程及演变规律。
而我最初的研究课题并非上海、宁波两港的空间关系，只是宁波港的发展和腹地经济的互动。2002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吴松弟教授。那时吴老师有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希望以港口—腹地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因为我是宁波人，对宁波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吴老师希望我能以近代宁波港的开埠为主线，对浙江的现代化过程进行考察。但是在我之前，吴老师指导着学生研究天津、山东、广东、东北、汉口、福建等地的港口—腹地相关问题。而在20世纪50年代，墨菲、费正清等人对此进行研究，从而开口岸贸易与近代中国研究之先河。二十年之后，我国台湾学人刘翠溶、林满红、温振华、谢世芬、范毅军等完成了有关汉口、台湾三港、九江、汕头、烟台、天津、四川、东北等地港口及与区域现代化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朋园、李国祁共同主持了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完成了对山东、江苏、湖北、湖南、闽浙台等区域现代化的考察。20世纪90年代后期，戴鞍钢提出“港口—城市—腹地”的研究框架，对上海与长江流域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或者提出新问题，或者提出新观点，或者提供新材料。后来还有人加上新方法，成为“四新”说。如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是困扰我的一个大问题。
同时，在中国东部沿海，形成了营口—大连、烟台—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不同类型的相邻港口空间关系，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局限于对单个港口的研究，单个港口的发展往往受到相邻港口的影响，特别是在较小区域中。因此必须把单个港口的发展放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进行多尺度的考察，才能厘清港口的发展脉络。西方港口地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之后，对港口空间关系的研究是其主流之一，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然而研究的对象仅局限在北美、西欧和非洲，很有必要借鉴西方港口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港口空间关系进行思考和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海运贸易占全球贸易运输总量的90%，作为海运节点的港口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处于长三角港口体系中的上海、宁波两港，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中央提出组合港模式至今未能形成。近年来，两港为壮大自己的实力，纷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上海港为克服港口水深不足的弱点，在行政上属于浙江省的小洋山岛上兴建洋山深水港。为了拓展宁波港的陆向腹地，浙江省疏浚了杭甬运河，宁波港和舟山港进行港口资源整合，此外又兴建了杭州湾跨海大桥以改善宁波港的集疏运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几个原因，在我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时，确定了对上海、宁波两港的空间关系进行考察，这也得到导师吴松弟教授的大力支持。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就是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
此刻，窗外已是鞭炮齐鸣，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如果从研究宁波港及腹地经济的互动开始，我对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的研究已有六年多的时间，期间也得到诸位师友的悉心教诲，然而本人学识有限，文中错误在所难免，唯望博雅之士批评指正。
王列辉
戊子年除夕夜于慈溪新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