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这一年时间，福尔摩斯先生比什么时候都精神振奋，身体健壮。他与日俱增的声望使他忙碌于办理无数的案件，那时到贝克街这所简陋住宅来的有不少著名人物。哪怕只暗示一下他们中的一两个人姓甚名谁，我也会受到责备，被认为不够慎重。正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是为艺术生活一样，福尔摩斯先生一向不因他的无法估量的功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只有霍尔得芮斯公爵一案是个例外。他是那样孤芳自赏，也可以说是那样任性，要是当事人得不到他的同情，那么，即使他有钱有势，福尔摩斯先生也会拒绝的。可是有时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却可以一连用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案情，前提是案件必须离奇动人，能够使他充分发挥想象力。
一八九五年这一年真的让人难忘。因为一系列奇怪的、矛盾百出的案件占据了我朋友全部的精力，其中有按照神圣教皇的特别指示进行的、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绝妙侦查，还有劣迹昭彰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的被捕，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一个祸根。接着以上两桩奇异案件的有屋得曼李庄园的惨案，这是关于彼得·加里船长之死的离奇案件。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中若不记述这一案子的话，那就太不完美了。
七月份的第一周，福尔摩斯先生经常外出，并且每次出去的时间都挺长，因此我知道他有个案件要办理。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俗的人来访，并且询问巴斯尔上尉，这使我了解到他正用假名在某处工作。他有许多假名，以便隐瞒他的使人生畏的身份。他在伦敦各处至少有五个临时住所，在每个住所各使用不同的姓名和职业。至于他正在调查什么事情，他没有对我说，我也不习惯于追问他。可是看起来，他这回调查的案子是非常特殊的。吃早饭以前他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屋内了，腋下夹着一根短矛。
“天啊！福尔摩斯先生，”我喊道，“您不会带着这个四处走吧？”
“我去了趟肉店。”
“肉店？”
“我的胃口可好了，这段时间。华生，早饭前锻炼身体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你肯定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运动。”
“我也不想知道。”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低声地笑了笑，说：“要是你刚才到阿拉尔代斯肉店的后面，你会看到一头死猪挂在天花板下摆来摆去，还有一位绅士穿着衬衣用这件武器奋力地戳它。这个很有力气的人就是我，我很高兴我没有用多大力气就一下子把猪刺穿了。你在的话不想试试吗？”
“我不会试的，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这和屋得曼李庄园的神秘案件多少有关。啊，霍普金，我昨天晚上收到你的电报，我一直盼望见到你。一块儿吃早餐吧。”
门口的这位来客很机智，大约三十岁，穿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是还带有惯于穿官方制服的那种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莱·霍普金。福尔摩斯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而这位青年由于福尔摩斯先生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案件的侦破，所以对这位著名侦探家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霍普金有些愁容不展，在我们旁边坐下来。
“谢谢，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昨天来汇报，在市内住了一宿。”
“汇报什么呢？”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任何进展都没有吗？”
“没有。”
“那我可要参与进来了。”
“我巴不得您这样做呢，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可是我却毫无办法。真心希望您能出手相助。”
“好，好，我刚好仔细读过目前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侦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怎样看待那个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烟丝袋？上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霍普金吃惊地说：“先生，那是那个人自己的烟丝袋。袋子的里面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烟丝袋是用海豹皮做的，因为他是一个捕海豹的老手。”
“他没有烟斗吧？”
“没有，先生，我们也没有找到烟斗。他确实很少抽烟，他可能是为朋友准备的吧。”
“有可能。我之所以提到烟丝袋，是因为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我倾向于把这个袋子作为侦查的开始。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对于此案一无所知，你再讲一下经过。”
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接着说：“我这里有份年谱说明彼得·加里船长一生做了什么事。他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他善于捕海豹和鲸鱼。一八八三年他当了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他连续出航数次，很有成绩。在第二年，一八八四年，他退休了。他旅行了几年，最后他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里斯特住宅区，买了一小块地方，叫屋得曼李。他在这里住了六年，上周却被害死了。”
这个人的生活还比较特殊。在日常生活中他过的是严格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是一个沉默、阴郁的人。他家中有妻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佣人。佣人常常更换，因为环境使人感到不愉快，有时使人不能忍受。这个人时常喝醉，一喝醉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全村的人都知道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门，打得她们乱叫，全村人都能听见。
教区牧师有一次去他家劝说，他大骂这位老牧师，因而被传讯。简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想找一个比彼得·加里更蛮横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的性格也是这样的。海员都叫他黑彼得。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的面孔以及大胡子是黑色的，而且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怕他的坏脾气。不用说，每个邻居都憎恶他、避开他，他的死，没有一个人为之感到惋惜。
福尔摩斯先生，您或许已经通过报告了解到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或许您的这位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点。他在他家的外面造了一间木头小屋，他总叫它‘小船舱’，离开他家有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在这儿睡觉。这是一个单间小房，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被褥自己收拾自己洗，从来不准许任何人迈进他的门槛。屋子每面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不打开。有一个窗户对着大路，每当夜晚小屋里点上灯的时候，人们常望着这间小房，并且猜想他在做什么。然而调查所能得到的，也不过是这间小房的窗户的有关情况而已。
您应该还记得出事前两天，有一天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有个叫斯雷特的石匠，从弗里斯特住宅区走来，路过这个小房，他停下来看了一下，窗户内的灯光照在外面的几棵树上。石匠发誓说，‘从窗帘上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的头左右摆动，并且这个影子一定不是彼得·加里的，因为他很熟悉彼得。这是一个长满胡须的人头，但是和这位船长的胡须大不一样，这人的胡须是短的，并且向前翘着。’石匠是这样说的。他在小酒店待了两个小时，酒店设在大路上，离木屋的窗户有一段距离。这件事发生在星期一，而谋杀发生在星期三。
星期二彼得·加里又喝得醉醺醺的，凶暴得像一头吃人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徘徊，他的妻女听到他来了便急忙跑了。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小屋。第二天清晨约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小屋的方向传来吓人的惨叫，因为他女儿总是开着窗户睡觉。他喝醉的时候常常大喊大叫，所以没有人注意。一个女佣人在七点起来的时候，看到小屋的门开着，但是黑彼得让人害怕得太厉害了，所以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看他怎样了。人们站在开着的门那儿向里看，那个景象吓得他们面色苍白，急忙跑回村去。我到现场的时候，离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小时。
我向来神经都很坚定，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我跟您说，当我把头探进这个小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成群的苍蝇、绿豆蝇嗡嗡叫个不停，地上和墙上看上去简直像个屠宰场。他叫这间房屋小船舱，那确是像一间小船舱，因为在这里你会感到自己像是在船上。屋子的一头有一个床铺，一个贮物箱，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在一个架子上还有一排航海日志，完全像是我们在船长的舱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在屋子里墙的正中间，他的面孔带着人在痛苦中死去的那种扭曲的样子，他的斑白的大胡子由于痛苦往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一直穿过他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叉入他背后的木墙上。他像是在硬纸板上钉着的一个甲虫。
他继续对福尔摩斯先生说道：“先生，我还采用了您的方法。我仔细地检查过屋外的地面以及屋内的地板以后，才允许移动东西，没有发现任何足迹。”
“你的意思是没有看见足迹？”
“先生，我肯定根本没有足迹。”
“目前为止，在我侦破的案件中，还没碰到过飞行的动物作案。只要罪犯生有两条腿，就一定有踩下的痕迹、蹭过的痕迹以及不明显的移动痕迹，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使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溅满血迹的屋子竟会找不到帮助我们破案的痕迹。通过你的调查我了解到，你有遗漏的地方。”
这位年轻的警长听到我朋友的这番讽刺的话以后有些发窘，他说：“福尔摩斯先生，很遗憾没有请您去。屋子里还有一些物品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那把谋杀用的鱼叉。当时凶手是从墙上的工具架上抓到的。还有两把仍然在那儿，有一个位置是空的。这把鱼叉的木柄上刻有‘SS，海上独角兽号，丹迪’。可以断定凶杀是在愤怒之下发生的，杀人犯是顺手抓到了这件武器。彼得·加里死时是穿好衣服的，而谋杀发生在凌晨两点，这说明他和杀人犯有约会。桌子上还有一瓶罗姆酒和两个用过的杯子，这些都可以证明的。”
“我想这两个推论都是合情理的。”福尔摩斯先生说，“屋子里除去罗姆酒外还有别的酒吗？”
“有，酒柜里还有白兰地和威士忌。可是这对于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因为细颈中盛满了酒，柜子中的酒没有动过。”
“尽管这样，柜子中的酒还是有意义的。”福尔摩斯先生说，“不过你还是说说有关的其他情况吧。”
“桌子上有那个烟丝袋。”
“烟丝袋在桌上哪个地方放着？”
“桌子中间。烟丝袋是用未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做的，有个皮绳可以捆住。烟丝袋盖儿的里边有‘P。C。’字样。袋里有半盎司海员用的强烈的烟丝。”
“还有其他发现吗？”
斯坦莱·霍普金掏出一本外表很粗很旧、边缘有点脏、有黄褐色外皮的笔记本。第一页写有字首“J。H。N。”及日期“一八八三”。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进行仔细检查，霍普金和我站在他身后从两边看着。在第二页上有印刷体字母“C。P。R。”，以后的几页全是数字。接着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标题，每项后面都有数字和密码。
福尔摩斯先生问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像是交易所证券的表报。我想‘J.H.N.’是经纪人的名字的字首，‘C.P.R.’可能是他的顾客。”
福尔摩斯先生说：“你看‘C.P.R.’是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斯坦莱·霍普金一面用拳头敲着大腿，一面低声责骂自己，他喊道：“我太笨了！您说的当然是对的。那么只有‘J。H。N。’这几个字首是我们要解决的了。我检查过这些证券交易所的旧表报，在一八八三年我找不到所内或所外任何经纪人名字的字首和它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全部线索中最重要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也许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几个字首是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缩写，换句话说是杀人犯的。还有，证券和笔记本也能表明杀人犯的谋杀动机。”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也对案件的新发展感到出乎意料，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两个论点。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我对于这一案件的推论没有考虑到这本笔记的内容。笔记本中提到的证券你有调查过吗？”
“正在调查，但是我想这些南美康采恩的股票持有者的全部名单多半在南美。但需要几星期的时间才能有结果。”
福尔摩斯先生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笔记本的外皮，说：“这儿有点儿弄脏了。”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告诉过您那是我从地上捡起来的。”
“血点是在本子的上面，还是下面呢？”
“下面。”
“可以说明笔记本是在谋杀后掉的。”
“我也是这样推测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猜想是杀人犯在匆忙逃跑时掉的，就掉在门的旁边。”
“这些证券都应该不属于死者，对吗？”
“是的。”
“你有没有依据可以认为这是抢劫杀人案呢？”
“没有，先生。像是没有动过什么东西。”
“啊，这是件很有意思的案子，那儿有一把刀，是吗？”
“有一把带鞘的刀，刀还在刀鞘里，摆在死者的脚旁。加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先生沉思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说：“我想我必须亲自去检查一下。”
斯坦莱·霍普金高兴地喊出声来：“谢谢您，先生。这的确会减轻我心中的负担。”
福尔摩斯先生对着这位警长摆摆手，说：“一周以前这本来是件容易的工作。现在去，可能还不会完全于事无补。华生，如果你能腾出时间，我很高兴你同我一起去。霍普金，请你叫一辆四轮马车，一刻钟后我们就出发到弗里斯特住宅区。”
我们在路旁的一个小驿站下了马车，匆忙穿过一片广阔森林的遗址。这片森林有几英里长，是阻挡了撒克逊侵略者有六十年之久的大森林——不可入侵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的一部分。森林的大部分已经砍伐，因为这里是英国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伐树去炼铁。现在钢铁厂已经移到北部的矿产丰富的地区，只有这些荒凉的小树林和坑洼不平的地面还能表明这里有过钢铁厂。在一座小山绿色斜坡上的空旷处，有一间长而低的石头房屋，从那里延伸出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三面被矮树丛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对着我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
斯坦莱·霍普金领着我们走进房子，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灰色头发的妇女——被害人的孀妇。她的面孔削瘦，皱纹很深，眼圈发红，眼睛的深处仍然潜藏着恐惧的目光，这说明她长年经受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金黄的姑娘。谈到她父亲的死，她很高兴，当她说到要祝福那个把她父亲戳死的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闪耀着反抗的光芒。黑彼得把他的家弄得很不像样子，我们走出他家来到日光下时，有重新获释之感。然后我们沿着死者用脚踩出来的路往前走。
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弯身对准锁孔，忽然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显出又惊异又全神贯注的样子。
他说：“有人撬过锁。”
这是毋庸置疑的。木活部分有刀痕，上面的油漆被刮得发白了，好像刚刚撬过门。福尔摩斯先生一直在检查窗户。
“有人想从窗子进去却失败了。这个人一定是个很笨的强盗。”
这位警长说：“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没有这些痕迹。”
我提醒说：“或许有村子里的人来看热闹。”
“不大可能，他们没有人敢走到这儿，更不必说闯进小屋。福尔摩斯先生，您怎样看这件事？”
“我觉得咱们还是比较走运的。”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还会来？”
“是的。他那次来的时候是没有料到门关着。所以，他要用小折刀弄开门进来。他没有进到屋里。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
“第二天夜里还会来，当然这次是带了合适的工具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要是不在这儿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误。我看看小屋里面的布置。”
谋杀的痕迹已经清理掉了，可是屋内的家具仍然像在那天夜里那样摆着。福尔摩斯先生非常专心地一件一件地检查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面容表明检查不出什么结果来。在他检查的过程中还停了一会儿。
“霍普金，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什么也没动。”
“一定有人从这架子上拿走了什么东西。架子的这个角落里比别处尘土少。可能是平放着的一本书，也可能是一个小箱子。好，没有事可做了。华生，我们在美丽的小树林里走走吧，享受几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今晚我们就在这儿会面，看看会不会碰到昨夜来过的那个人。”
直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做好埋伏。霍普金主张把小屋的门打开，福尔摩斯先生认为这会引起这位陌生人的怀疑。锁是个很简单的锁，只要一块结实的小铁皮就能弄开。福尔摩斯先生还建议，我们不要在屋内而是在屋外等候，在屋角附近的矮树丛里。要是这个人点灯的话，我们就能知道他半夜三更来这儿的目的了。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期间感觉无聊又乏味，但是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来到我们这儿的是什么样的野兽呢？
我们埋伏在矮树丛里，静静地等候事情的发生。起初有回村很晚的人的脚步声和村中传来的讲话声，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这些不相干的声音相继消失，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远方教堂的钟声报告给我们夜晚的进程。半夜下起了雨，细雨打得头顶上的树叶簌簌作响。
钟声提醒我们已经两点半了，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突然从大门那里传来一声低沉而尖锐的嘀嗒声，我们全都吃了一惊。有人进来走在小道上。然后又有较长时间的寂静，我正猜想那个声音是场虚惊，这时从小屋的另一边传来悄悄的脚步声，过一会儿有了金属物品的摩擦声和碰撞声。这个人正在用力开锁。这次他的技术好些或是工具好些，因为忽然听到“啪嗒”一声和门枢的嘎吱声。然后一支火柴划亮了，紧接着蜡烛的稳定灯光照亮小屋的内部。透过窗帘，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屋里的一切。
这位半夜来访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上去刚过二十岁。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又惊又怕，他的牙齿显然在打冷战，他的四肢全在颤抖。他的衣着像个绅士，穿着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戴便帽。我们看他惊恐地凝视着四周，然后他把蜡烛头放在桌子上，走到一个角落里，我们便看不到他了。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回来，这是在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里的一本。他倚着桌子，一页一页地迅速翻阅，直到翻出他要找的项目。他紧握着拳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然后合上本子，放回原处，并且吹熄了蜡烛。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走出这间小屋，霍普金的手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的领子。当他明白他是被捕了的时候，我听到他大声叹了一口气。蜡烛又点上了。在侦探的看管下他浑身打战，蜷缩起来。他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斯坦莱·霍普金说：“我的好人，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
这个人振作一下精神，尽力保持冷静，然后看了看我们，说：“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你们以为我和加里船长的死有关。我发誓我是清白的。”
“不用你发誓我们自会弄清楚的。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霍普莱·乃尔根。”
我看见福尔摩斯先生和霍普金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半夜三更在这儿鬼鬼祟祟的，要做什么？”
“我说了你们能保守秘密吗？”
“不，不必。”
“那我就没必要告诉你们了。”
“如果你不回答，你就会被押上法庭受审。”
这个人有点害怕了，他说：“好吧！我告诉你们，没有隐瞒的必要。可是我很不愿意让旧的流言蜚语又重新传开。你听说过道生和乃尔根公司吗？”
从霍普金的面孔我看出他从未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先生却显得很感兴趣，他说：“你是说西部银行家们吗？他们亏损了一百万镑，康沃尔郡的一半的家庭全破了产，乃尔根也失了踪。”
“是的，乃尔根是我父亲。”
我们倒还挺感兴趣，可是一个避债潜逃的银行家和一个被自己的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得·加里船长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都认真地听这个年轻人讲着。
“我父亲跟这件事有关。道生已经退休了。那时我刚刚十岁，不过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件事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一直说我父亲偷去全部证券逃跑了。这不符合事实。我父亲深信要是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变成现款，一切全可以好起来，并能偿清全部债务。在传票刚发出要逮捕我父亲之前，他乘他的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他在临走前的晚上，向我母亲告别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会回来澄清他的名声，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累的。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本人和游艇全无音信。我母亲和我认为他和游艇以及他所带的全部证券全沉到海底了。我们有一位可靠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商人。是他不久以前发现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我们是多么惊讶，你是不难想象出来的。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终于，我发现最早卖出证券的人便是这间小屋的主人——彼得·加里船长。因此我便对这个人进行了调查。我查明他掌管过一艘捕鲸船，这只船就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秋季风暴很多，南方的大风不断吹来。我父亲的游艇很可能被吹到北方，遇到加里船长的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父亲会怎样了呢？不管怎样，要是我可以从彼得·加里的谈话中弄清证券是怎样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便会证明我父亲并没有私心。我来这里就是找这位船长的，可是就在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谋杀案。我从验尸报告中得知这间小屋的情况。报告说这只船的航海日志仍然保存在小屋里。我一下想到，要是我能够看到一八八三年八月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发生的事，我便可能解开我父亲失踪之谜。我昨天晚上想要弄到这些航海日志，但是没能打开门。今天晚上又来开门，找到了航海日志，可是发现八月份的那些页全被撕掉了。这不，就在我看这个的时候你们就来了。”
霍普金问：“你确定一点没撒谎？”
“是的，这是全部事实。”他说的时候，眼光躲闪开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们？”
他迟疑了一下。
“没有。”
“昨天晚上以前，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霍普金举着那本作为证物的笔记本，本子的外皮有血迹，第一页有这个人名字的字首，喊道：“看看这个，你做何解释？”
这位可怜的人十分沮丧。他用双手遮住脸，全身颤抖并痛苦地说：“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子的？我不知道，可能是丢在旅馆了吧。”
“够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到法庭上说去吧。”霍普金严厉地说，“你现在和我一同去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和您的朋友，到这儿来帮助我。事实说明，您来是不必要的，没有您我也会使案件取得圆满的结果，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谢您的。我在村里给你们预留了房间，咱们一起回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回伦敦了，路上福尔摩斯先生问：“华生，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我看您还不够满意。”
“不，亲爱的华生，我很满意。可是斯坦莱·霍普金的方法我不能赞同。我对霍普金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他会处理得好一些。一个侦探总是应该探索是否有第二种可能性，并且防备确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侦破案子的前提。”
“您觉得此案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调查的线索。可能得不出结果，很难说。不管怎样我会调查到底的。”
在贝克街有几封信正在等待着福尔摩斯先生，他抓起一封拆开，马上发出一阵轻轻的胜利笑声。
好极了，华生！第二种可能性在发展着。你有电报纸吗？请替我写两封：
瑞特克利夫大街，海运公司，色姆那。派三个人来，明早十点到——巴斯尔。
这就是我扮演角色时用的名字。
另外一封是：
布芮斯顿区，洛得街46号，警长斯坦莱·霍普金。明日九点半来吃早饭。紧要。如不能来，回电——夏洛克·福尔摩斯。
华生，十几天了我一直因为这件案子而怀揣不安。从此我要把它从我心中完全除掉。我相信明天会有最终结果的。
那位警长分秒不差地来了，我们一起坐下吃赫德森太太准备的丰盛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由于办案成功而兴高采烈。
福尔摩斯先生问：“你觉得你的办法没有差错吗？”
“我想不会有更完满的解决办法了。”
“在我看来，案子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您的意见出我意料。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查询的呢？”
“你的方法能说清每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查明这个乃尔根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到了勃兰布莱特旅店，他装作来玩高尔夫球。他的房间在第一层，所以他什么时候愿意出去就可以出去。那天晚上他去屋得曼李和彼得·加里在小屋中见面，他们争吵起来，他就用鱼叉戳死了他。他对于自己的行动感到惊恐，往屋外跑的时候掉了笔记本，他带笔记本是为了追问彼得·加里关于各种证券的事。您或许注意到了有些证券是用记号标出来的，而大部分是没有记号的。标出来的是在伦敦市场上发现而追查出来的。其他的可能还在加里手中。按照本人的叙述，年轻的乃尔根急于要使这些证券仍归他父亲所有，以便归还债主。他跑掉以后，那个时候他不敢走进小屋，但是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情况，他最后不得不再去小屋。不是每个细节都说得很清楚吗？”
“我看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杀人。”福尔摩斯先生笑了，并且摇了摇头说，“你用鱼叉叉过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哼，亲爱的先生，你要对这些细小的事十分注意。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告诉你，我用了整整一早上做这个练习。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手臂很有力，投掷很准。钢叉戳出去得很猛，所以钢叉头陷进了墙壁。你想想这个贫血的青年能够掷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是他和黑彼得在半夜共饮罗姆酒吗？两天以前在窗帘上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吗？这个人一定高大威猛，我们必须设法找到他。”
这位警长的面孔在福尔摩斯先生讲话的时候愈拉愈长。他的希望和雄心全粉碎了，他还想做最后的一搏。
“先生，我很确定那天晚上乃尔根在场，笔记本是证据。即使您挑毛病，我的证明仍然能使陪审团满意。您说的那个罪犯，现在人在何处呢？”
“我想他就在楼梯那儿。”福尔摩斯先生安详地说，“华生，我看你最好把那把枪放到容易拿到的地方。”他站起来把一张有字的纸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刚听到一番粗野的谈话声，赫德森太太便开了门，说是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福尔摩斯先生说。
首先进来的是一个个子矮小、样子引人发笑的人，面颊红红的，长着斑白、蓬松的连鬓胡子。
福尔摩斯先生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问：“叫什么？”
“詹姆士·兰开斯特。”
“对不起，兰开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半个金镑，麻烦你了。到那间屋子去等几分钟。”
第二个人叫休·帕廷斯，是个细长、干瘦的人，头发平直，两颊内陷。他也没有被雇用，同样得到半个金镑，并让他等候。
第三个进来的人外表很奇怪。一副哈巴狗似的凶恶面孔镶在一团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中，浓重的、成簇的眉毛向下垂悬着，遮住两只黑黑的蛮横的眼睛。
福尔摩斯先生说：“你的名字？”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
“是的，先生。出过二十六次海。”
“我想是在丹迪港？”
“是的，先生。”
“挣多少钱？”
“每月八镑。”
“你能随时出海吗？”
“可以，只要我把用的东西都准备好。”
“你有证明吗？”
“有的，先生。”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卷已经揉搓了的带着油迹的单子。福尔摩斯先生接过单子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并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合同在靠墙的桌子上，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福尔摩斯先生靠住他的肩膀，并把两只手伸过他的脖子。
他说：“这就行了。”
我听到金属相撞声和一声像被激怒的公牛的吼叫声。紧接着这个海员和福尔摩斯先生在地上滚打起来。虽然福尔摩斯先生已经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可是他的力气很大，要不是霍普金和我赶忙帮助，福尔摩斯先生会很快被这个海员制伏。当我把手枪的无情枪口对准他太阳穴的时候，他才明白抵抗是无用的，随后便用绳子绑住了他的踝骨。
“霍普金，我很抱歉，炒鸡蛋怕是已经凉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说，“不过当你想到案子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你会觉得早餐比以往的都香。”
斯坦莱·霍普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红着脸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像从一开头我就愚弄了自己。现在我懂得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您是老师。虽然我刚才亲眼看见了您所做的一切，但我还是不大明白您的做法。”
福尔摩斯先生高兴地说：“好。经一事长一智。这次你的教训是破案的方法不能死守一种。你的注意力全部贯注在年轻的乃尔根身上，完全没注意到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加里的人。”
这个海员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说：“先生，您听我说，这样对待我，我并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加里和我说我杀了彼得·加里，这个区别很大。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而觉得我在编故事。”
“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说。
“我不会耽误你们多长时间，而且句句属实，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很了解黑彼得，当他抽出刀子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所以我抄起鱼叉对准他戳去。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说是谋杀，不管怎么说，我这都是主动自卫。”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福尔摩斯先生说。
“让我坐下，我从头给你们讲。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那年的八月。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我们从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因为刮了一星期的猛烈的南风。船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新水手。我们船上的水手以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船上其他海员全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人打捞上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至少我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像他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出话来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把他的两只脚捆住，扔到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等着瞧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一个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都没有必要去问。过了不久加里不再出海，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他谋杀是为了得到箱子里的东西，而现在他需要给我一大笔钱让我保守秘密。有一次我的一个伙伴见他了，便告诉了我，我就去找他要钱。他也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儿，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可以说我和彼得·加里都有权要这只箱子，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但是我离开的时候却忘了我的烟丝袋。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似见了鬼一样，撒腿就拼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而我步行至顿布芝威尔兹，在那儿坐火车到了伦敦。我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全是证券，没有一分钱，可是我不敢卖。我没有把黑彼得抓在手心，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以上就是全部经过了。”
福尔摩斯先生起身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霍普金，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做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身体魁梧，在屋内要占很大的地方。”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霍普金说，“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您是怎样使犯人自投罗网的。”
“我也是幸运，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条线索。要是我知道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被引到别处，像你原来的想法一样。可是我所听到的全集中于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字首‘P.C.’不过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要喝罗姆酒呢？我是这样推断出杀人犯是一名海员的。”
“那您是如何找出他的呢？”
“很简单。如果是个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加里没有登过别的船。我往丹迪打了电报，三天以后我弄清一八八三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即将完成，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要离开英国一个时期。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置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就这么简单。”
“妙极了！妙极了！”霍普金喊道。
“你要尽快地释放乃尔根，并且应该向他道歉。”福尔摩斯先生说，“铁箱子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证券弄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如果我也要参加审判的话，请写信到挪威，随后我会给你详细地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