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
自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力量不断壮大。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开始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是在牛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牛录为300人，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同山，每一固山旗帜的颜色都固定。当时满洲军共有4个固山，旗帜分黄、自、红、蓝4种颜色。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满洲军又一次扩大建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个固山，共有8个固山，6万人。固山在满语中的意思是“旗”，所以八固山的建立就是“八旗制度”的开始。全体女真人都编入八旗之中，实行军政合一。每旗的首领称为“旗主”，都由诸王贝勒担任，“旗下”为一般的百姓。“旗下”平日农耕渔猎。国家有事则征召效力。在八旗制度下，旗主对旗下进行统治，努尔哈赤则高居为八旗的首领。
汗位推选制
汗位推选制是指清朝入关前，以八王（诸贝勒）的贤能与否作为唯一标准，在八王范围内推选汗位继承人的制度。这一制度共历时21年（1622～1643）。
努尔哈赤在统一关外诸部落的过程中，对处于氏族部落社会的女真族及其他游牧部族进行整编改造，创建了四旗。后逐步扩大为八旗。这八旗旗主都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即八和硕贝勒。这八和硕贝勒与努尔哈赤的亲信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五大臣”，在努尔哈赤的绝对权威下共同议政，决定后金政权的军国大事。议政会议又以“四大贝勒”为核心。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在此期间，努尔哈赤根据女真人“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的习俗，对权力交接的问题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出于私心，努尔哈赤先将“有战功，得众心”的同母弟舒尔哈齐借故囚禁而死，择长子楮英执政，准备立他为继承人。褚英遂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四大贝勒及五大臣联名控告其不法，致使褚英被囚禁两年后处死。此后努尔哈赤又有立次子代善为继承人的意思。皇太极等人又把矛头指向了代善，状告他与努尔哈赤的大福晋有染，代善因而失去父亲的信任，丧失继承人的资格。两次选择继承人的尝试失败之后，努尔哈赤由于年事已高，于天命七年（1622）提出八王共治的制度。该制度规定：以八和硕贝勒为八王；八王权益均等；八王互相监督；八王与后金汗“同坐一列，受国人叩拜”，共同治国。尤其是八王在努尔哈赤身后有权力选择“后金汗”，各王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一制度的出台，标志着后金汗位推选制的产生。
八王共治的过程中，四大贝勒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后金汗的推选从这四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也最大。通过这种方式，在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去世后，经过激烈的较量，汗位落到了皇太极手里。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去世，汗位推选的方式再次发生作用。孝庄皇太后代表皇权，在索尼、鳌拜等大臣的支持下排除“兄终弟及”的传统，迫使多尔衮、豪格让步，接受皇九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以后，清政权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一，“立帝之子”成为共识；其二，皇帝掌管的两黄旗成为捍卫皇权的主力；其三，在幕后控制的孝庄皇太后，举重若轻，竭尽所能维护皇权。这说明皇权实际上已凌驾于八旗各王势力之上，汗位推选制的历史功能已经完成。
清朝宗室封爵制度
明朝封爵制度引发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有鉴于此，清政府都有所改进。清朝宗室封爵，在崇德元年（1636）定为九等。顺治六年（1649），又厘定为十二等。再加上亲王、郡王的嫡福晋所生子年过20岁，经宗人府考试请旨后，亲王子可封为世子，郡王子可封为长子以待袭爵这两等，清代宗室封爵总共为十四等。
为避免皇族宗亲支派繁衍带来的麻烦，清政府规定除少数爵位可世袭罔替外。其余爵位均代降一等。直至规定封爵或闲散宗室为止。清代在皇子分封上。除不滥施封爵外，所封田庄均由内务府经管的田庄中拨给。规定诸王公“不赐土”，“不临民”，“不加郡国”。府第一定要建在京师，“无故出京六十里罪与百官同”。这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对皇亲贵胄起到了制约的作用，避免了皇族们裂土分封、鱼肉地方、藩镇割据等种种乱源的发生。
清代选后制度
清代与明代仪制有些相似。清朝入主中原后，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是当了皇帝以后举行大婚礼，同时册立皇后的。清代选后用镶玉如意。选妃用绣花荷包。清末光绪选后时，候选人有慈禧同胞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两个女儿和礼部侍郎长叙两个女儿。光绪对德馨二女有意。结果却没有如他所愿。最后，由慈禧决定选了自己的侄女——胞弟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长叙二女，也就是后来的瑾妃、珍妃。清末逊帝溥仪于宣统三年（1911）退位，时年5岁。因袁世凯对清廷的优待条例的保证，溥仪仍然可以在紫禁城内居住。1922年12月1日，溥仪在紫禁城内结婚，时年16岁。溥仪皇后的选择，已不同于以前，候选的秀女并不到场，而是由王公大臣挑选好照片再交由溥仪用铅笔做记号决定。一共有四位秀女，溥仪选了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为皇后，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为淑妃。溥仪这次结婚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婚礼了。
封赠制度
清代凡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可得到相应封阶，叫“封赠”。其目的是为了“遂臣子显扬之愿。励移孝作忠之风”。也就是为了官员光宗耀祖制定的一种表彰制度，封赠的荣衔文武不同。
给予封赠除了显荣本身外，还可以向父母妻室推及。妻室封赠有一品夫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儒人、八品儒人、九品儒人九等。命妇称号不会推及妾媵，只限于嫡配正室或其继室。对父母先祖的封赠，官居一品者给诰命四轴，追赠三代。到曾祖为止。二品、三品给诰命三轴，追赠两代。四品、五品给诰命两轴，只及父母、妻子。六品、七品给敕命两轴，赠予父母、妻子。八品、九品若父母未获封赠，可请准将本身赠封加到父母身上。官做得越大，驰封辈分越高，表明祖上荫德越加隆盛。
京察
考核在京官员叫京察。京察，三年一行。以子、卯、午、酉年为京察期，具体办法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列题，从乾隆年规定，凡三品京官以上，尚书以下；在外总督、巡抚及盛京侍郎以上官员，必须自陈三年任期内功过劳绩。吏部开缮履历清单，呈送皇帝，由皇帝亲自考查，听旨简裁。第二种是三品以下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左右春坊庶子及内务府三院卿员等官，由吏部或有关衙门开具履历清单，引见后以待定夺。第三种叫会核。凡翰、詹、科、道及各部院司员、小京官以及中书、笔贴式等，由各自衙门长官出注考语，再由吏部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吏科、京畿道定稿，分别等次、缮册具题。京察期间，官员升转调动自动停止，等考核出结果后，再行定夺。
考核京官的标准有“守、才、政、年”四条，又叫“四格”。“守”即操守、品德，分为四等：清、谨、平、淡。“才”，即才干、能力，分为二等：长、平。“政”，即从政态度，分为二等：勤、平。“年”即年龄、身体状况，分为三等：青、壮、健。经考核凡守清、才长、政勤、年轻健壮者叫“称职”，为第一等。守谨、才长（或才平）、政平（或政勤）、年轻健壮者叫“勤职”，列为第二等。守谨或（守平）、才平（或才长）、政平（政勤）者叫“供职”，列为第三等。京察一等可加级记名，待引见后外放或重新任用。
大计
考核地方官员叫大计。大计和京察一样，也是三年一行，以寅、巳、申、亥年实施。其做法是从州县官至府、道、司层层考察属官。而后汇送督抚，判定后题报吏部。考核标准与京察相同，只是优等者叫“卓异”。凡荐举卓异者，经吏部复核后，进京引见，注册，加官一级，以待升迁。
京察和大计中不合“四格”的要进行参劾。参劾有六法，分别是：“不谨”，即行止有亏，败伦伤化；“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佻狂妄；“才力不及”，即无法胜任。另两类是“年老”、“有疾”。其中凡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浮躁者降一级使用，才力不及降二级使用，年长、有疾者则令休致、免职退休。
一直以来，清政府都很重视京察、大计，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最为认真。康熙自二十二年（1683）至六十一年（1722）间，共举行大计14次，计举卓异官员570人，纠参罢斥贪酷官员509人、不谨官员922人、罢软官员412人、年老官员1215人、有疾官员699人、才力不及官员736人、浮躁官员537人。总共纠参罢斥、更换官员5030人。乾隆执政的60年间共举行京察大计33次，也纠弹参罢大批不合“四格”的官员。在清朝前期，京察和大计对各级官员还是起了督促警示作用的。到了清朝后期，吏治逐渐腐败，京察、大计只是徒具形式，不过敷衍塞责、走过场罢了。
顶戴·花翎
顶戴：清朝官员戴的帽顶。从色泽上分，一、二品都是红色的，三、四品都是蓝色的，五、六品都是白色的，七品以下则为金色。在同色之中，各品的顶戴又有区别：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分；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分。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则戴银顶。顶戴的材质也不同：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色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砗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顶；八品戴起花金顶；九品戴镂花金顶。
花翎：皇帝特赐的插在帽上的装饰品。一般是赏给有军功的人或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翎分蓝翎和花翎二种。蓝翎是鹖翎，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员只赏给蓝翎，五品以上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赏给大官，三眼花翎则是赏给亲王、贝勒等皇族和有特殊功勋的上臣。
黄马褂
马褂是清朝官吏的一种制服，穿在袍外面，长到腰，便于骑马，袖到肘，便于射箭，所以叫马褂。皇帝的“内大臣”和“侍卫”所穿的马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做的，因此叫“黄马褂”。这是天子近侍的服装，象征着很高的荣誉，一般官吏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把黄马褂作为赏赐品，是清统治者笼络臣下的一种方式。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朝实行了一百多年，是清政权所独有的一种执政形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女真氏族社会的早期。据《老满文档》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的记载：“为了审理国家的事情，选出了正直贤良的大臣八员，次又选出审理官四十八，不许吃酒肴。不贪金银，以事情的是非公正判断。五日一次，集合诸贝勒大臣于衙门，对天焚香叩首，使他们相议，把事情公事的审判，定为常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女真人的行政方式是非常粗糙的。但各部落共同处理各项事务的会审机构已有雏形。随着金汗国的建立和统治区域的扩大，出现了议政王大臣的职衔。努尔哈赤晚年确定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凡军国政务皆命赞决焉”。到了皇太极执政时，真正确立了宗室封爵制度，规定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同时在议政制度中吸收了一些爵位较低的贵族，要求“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大大降低了旗主贝勒（亲王、郡王）的支配作用，使议政制度逐步从属于皇权。
清政府入关后，虽然基本继承明朝的制度，但在朝政上起着主导的作用仍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商定的决议称之为“国议”。议政王大臣们“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而且“佥议即定，虽至尊无如之何”。会议的决定，皇帝也很难将其改变。这种制度对皇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严重挫伤了汉大臣的积极性。康熙中期以后，处理政务的手段日趋成熟，他不但将参与议政王大臣的范围缩小了，而且还将会议的规格降低了。议政内容上，军国大事也让他们参与讨论，但真正的权限只限于一般性事务，如袭爵、斥革、旗民生计、婚丧礼仪等。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改称为“议政大臣会议”，权威大不如前。
雍正年间成立了军机处，以办理军国大事。所谓议政大臣逐渐变成了满洲勋臣贵胄的虚衔。乾隆五十六年（1791）弘历下谕旨：“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固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以议政空衔着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无论虚实就此全部结束。
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清初仿明代制度设立内阁，又增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即“议政处”，权力在内阁和六部之上。雍正七年（1729），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机密泄漏，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人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军机处将办理一切机密大政。军机大臣均为皇室亲臣、朝廷重臣，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文字狱
文字狱即“因文字而贾祸”。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接连不断出现。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始，汉、唐、宋、明各代都有重大的文字狱发生。清代前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十分惧怕人民群众尤其是汉人的反抗，特别注重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因而文字狱在清代就表现得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的130多年内，制造的文字狱就多达108起，其中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七年（1782）间，就有将近410起。清代较大的文字狱有：康熙时的庄廷鳙《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时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陆生楠《通鉴论》案；乾隆时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
清代文字狱牵涉的面积广，株连者多。不仅近亲家属，是否知情，均一概“从坐”，而且凡与此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都要受到株连。往往一个案子株连数百人，牵连七八省，有的从判案到最后结案拖延达数十年。受株连者，会对其进行严酷的处罚，至少是抄家坐牢、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还要开棺戮尸。制造阴森恐怖的社会心理氛围。实行文字狱的结果是钳制了舆论，束缚了心智，窒息了社会进步观念的产生和传播，阻碍了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兴旺，社会现实问题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中国人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历程也受到严重阻碍。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指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位时期（1661～1795）出现的繁盛局面。
康熙帝即位之初，剪除了以鏊拜为首的满族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强调“满汉一视”，缓和民族矛盾，奠定了百年盛世的基础。他在位期间。致力于巩固边疆，消除割据，反对分裂。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两度亲征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抗击沙俄的侵略，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为清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雍正帝在位期间，继续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乾隆帝最终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挫败沙俄对我国西北领土的扩张野心。之后又于天山南北路分置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对新疆地区实施统治和管理，还击败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颁行《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施重大改革，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规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转世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均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进行，并星请中央朝廷钦定批准。
经康、雍、乾三代平定叛乱，反击侵略的斗争，最终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经济方面，三个皇帝都注意发展生产，采取废除满族贵族的圈地、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即将原明代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佃户耕种，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等措施；并调整赋役制度，推行“摊丁人亩”的赋税制度。此外三帝还经常大规模地蠲免钱粮，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为发展生产，三帝在位期间，先后对黄河、永定河进行了治理，并在江、浙修筑近300里长的海堤，以治理水患，保护农业生产。经过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至乾隆中叶，社会经济水平已达到并超过明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加强皇权，设军机处，实行奏折制度，根绝宦官干政，制定严刑峻法，残酷镇压反叛；且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严密的统治网络，极大地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康、雍、乾三代的百余年间，国力强盛，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的统一得到极大的巩固，而被史家誉为“康乾盛世”。
闭关政策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清政府一方面对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进行严格限制，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与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对来华外国人的活动也加以限制，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定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然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本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三藩之乱
清朝入关后，封明朝三位降将吴三桂、尚可喜（后为其子尚之信）、耿继茂（后为其子耿精忠）为王。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下令撤藩，结束其各拥兵自重、独霸封地的局面。
朝廷的撤藩令下达后，“三藩”之首的吴三桂非常气愤，便密谋叛清。康熙十三年（1674）一月，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清朝官吏后，自称周王，并向湖南进兵，清兵措手不及，节节败退。随即，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等部纷纷起来呼应。至此，三藩之乱形成。
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是最强的，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他目光短浅，并没有乘势追击，贻误战机。康熙帝从容迎敌，并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之中吴三桂是祸首，三桂灭、诸藩散。战斗进行了两年多，战场形势逐渐发生逆转，西面叛军王辅臣投降；东面耿精忠作战不力，势穷乞降；不久广东、广西的尚之信也放下武器。在这期间，吴三桂病死，其子吴世藩继位。康熙二十年（1681），昆明被清军攻陷，吴世藩自杀。尚之信在1680年被赐死，耿精忠被俘后解至京师处死。这场历时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下来。
施琅收复台湾
公元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将荷兰殖民主义者一举击败，收复了台湾，被封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继任。此时，清朝的统治日趋巩固，全国统一已是人心所向，同时，郑经集团日益腐化，并勾结荷兰殖民主义者，妄图把台湾从祖国的怀抱里分离出去。公元1681年，郑经病死，次子郑克爽继任延平郡王，台湾处于“人人思危”、“众皆离心”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面前。康熙皇帝启用爱国将领施琅再次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命他收复台湾。施琅抱定收复台湾的决心，制定了“先取澎湖，又扼其喉”的进军战略。于公元1683年6月14日，率领大小战舰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直取澎湖。在激烈的海战中。施琅身先士卒，勇猛杀敌，在右眼被铳击伤后，“以帕浸血”，“督战益力”。清军将士受他的鼓舞，舍生忘死，一举攻克澎湖诸岛，首战告捷。
康熙得知喜讯后，当即颁布谕旨，只要郑克爽集团回归，朝廷既往不咎，并从优叙录，加恩晋爵，施琅坚决贯彻康熙旨意，表示只要郑克爽等回归，一定“当即赦之”。郑克爽和冯锡范等台湾决策人经过认真思考，终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表示愿意结束抵抗，使台湾回归祖国。
公元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赴台湾进行接管丁作。他首先到郑成功庙中致祭，接着又发布了《谕台湾以安民生示》和《严禁犒师示》，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安抚民众，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戴。尔后，施琅兑现了他的承诺，妥善安置了郑氏政权的全部人员，让他们各得其所，心悦诚服，至此，宝岛台湾在一度分离之后，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