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很少待在南京城内过舒服日子，为了维护大明王朝北部边境的安宁，他多次将朝政大事交给太子，命其在南京监国，而自己则抽身跑到北平去部署北部地区的边防。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十分罕见的。
后来，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部边防，朱棣索性将都城也迁到了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封建社会均以“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为正统，以便形成众诸侯拱卫王室的安全格局。在这一点上，朱棣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将京师迁到了边患频繁的北部地区，而且还经常率师出征。历史上将朱棣这以最具特色的行动称为“天子守边”。 朱棣之所以选择将京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定都南城对于控制北部边防十分不利，如果边防兵力衰微，容易造成外敌来犯，重兵把守则容易造成边将拥兵自重，从而威胁皇权。而如果定都北京，就会形成天子守边之势，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实现大一统也就有了现实基础。 迁都北京后，朱棣仍然没有放松对漠北蒙古势力的防范，虽然朱棣晚年被疾病缠身，但是即便如此，朱棣还是拖着病躯，执意北征。从亲征态度上来看，朱棣对于北征之事不仅十分重视，还异常的坚毅、强势。 为了尽快亲征漠北，迁都后的当年冬天，朱棣便开始谋划自己的第三次亲征，并征求六部尚书的意见和建议。由于营建北京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而北征又需要大量军饷，所以吏、户、礼、兵、刑五部尚书经过共同商议后一致认为：国库并不充盈，民力也十分匮乏，适合休养生息，不宜大规模兴兵。 对于，五位尚书的商议，朱棣毫不知情。他在处理朝政之时，召见兵部尚书，于是顺便问及关于北征的是事宜。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兵部尚书方宾自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北征的意见，而是很委婉的表示：“如今，军队的粮草并不充足，如果大举兴兵，只怕粮饷供应上会出现不足。” 朱棣自然听出了方宾的言外之意，明白他这是委婉的劝谏自己不要出兵了。朱棣早就下定决心要再一次亲征，方宾作为自己的兵部尚书，不仅没能积极的为自己筹划北征，为自己分忧，还意图阻止自己北征，所以朱棣自然是满脸的不高兴。 紧接着，他便叫来了户部尚书夏原吉，询问军粮的储备是否充足。夏原吉是当时朝堂之上分量极重的大臣，而是素来以直谏闻名。面对朱棣的询问，他开门见山的说道：“皇上您已经两次御驾亲征漠北，大部分储备的军马已经都被消耗掉了。如今，刚刚迁都，经济力量相对匮乏，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无论是朝廷内部还是民间都已经陷入疲乏状态，急需要休养生息。再者皇上您疾病并不见明显好转，还是应当以休息治疗为重，如果边境确实危机，就派朝中大将前去守卫即可，就不要劳顿圣驾了。” 原本方宾已经让朱棣极为不悦了，一听户部尚书夏元吉这些话，朱棣便更为不悦。难道自己果真不够英明神武吗？否则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不能与我同心同德呢？朱棣黑着一张脸，回应道：“既然你也知道粮草不足，身为户部尚书，筹措粮草也是你的分内之事，你就去想办法筹措粮草吧！” 朱棣对于两位六部尚书的回答都不甚满意，于是便叫来了刑部尚书吴中，希望能够从他的回答中找到点安慰。吴中到来后，朱棣同样问了对于北征的看法。结果令朱棣大失所望，吴中与前两位尚书的回答大同小异，对于北征都持不赞成态度。 此时，朱棣心中压抑的怒火一下子就喷发出来。聪明的朱棣已经明白过来：三位尚书之所以口执一词，是因为他们提前商议过，并准备集体抗议朱棣北征。 一来，朱棣北征主意已定，容不得任何人动摇；二来，身为皇帝，朱棣自然容不得自己的臣子联合起来抵制自己的政令。于是，朱棣立即下令将夏元吉和吴中逮捕。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方宾耳朵中。方宾一看此事触怒了龙颜，心中立即惶恐万分，连行动也战战兢兢起来。他深知此事自己难逃罪责，于是索性自杀以谢天下。
方宾本以为自己的死会让盛怒之中的朱棣有所醒悟，谁知朱棣得知方宾的死讯后，反而更加的震怒，遂下令将方宾的尸体拖来，然后再鞭笞一遍。即使这样，也难消朱棣的满腔怒气，紧接着朱棣下旨抄了户部尚书夏元吉的家。 夏元吉是永乐年间难得一见的名臣，虽然掌管全国的粮食、赋税和财政，身居油水最为丰厚的户部尚书之职，但是抄家时却没抄出半点值钱的东西，不过是粗布衣物和一些粗陋的瓷器等。朱棣本打算下了夏元吉以泄自己心中怒气，正朝廷纲纪，可是一看此种情景，便觉得夏元吉确实是个清官，想必他劝谏放弃北征也是出于国家大局考虑，并没私心。在加上内阁大臣们纷纷力保夏元吉，朱棣有了台阶下，于是也饶了夏元吉的小命。 当时，参与共同对抗北征的大臣共有五位，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如今户部尚书和刑部尚书被抓，兵部尚书方宾自杀，身为礼部尚书的吕震一见事情闹大了，自然不敢再公然反对北征，所以迅速的占到了朱棣这一边，并且举双手赞成北征。 朱棣见吕震改变了立场，并没有立即眉笑颜开，而是很理智的认识到：光有口头上的支持有什么用，既然吕震支持自己北征，不妨叫他做出点实际行动来。考虑到自己北征断然是少不了户部和兵部的支持，而且如今兵部尚书自杀，该职空缺，户部尚书夏元吉虽然免了他的死罪，但是他反对北征，自然不能再让他担任户部尚书一职。既然吕震口口声声说支持北征，就让他同时兼任户部和兵部的尚书，积极的为北征做准备吧！ 就这样，吕震一下子身兼礼部、户部、兵部三部尚书之职，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况且还是筹备北征此等大事。 朱棣眼看着六部尚书一下子就少了三个，他知道，如果剩下的这三个尚书再出点什么事，那筹划北征的事宜也就没人干了。当今之计，最为紧要的就是身兼三部尚书的吕震，倘若吕震一个想不开，步了方宾自杀的后尘，那自己的北征之事，可就真的要泡汤了。为了保险起见，朱棣还专门派出了十名校尉，时刻跟在吕震周边，谨防吕震自杀。临行前，朱棣还亲自召见这使命校尉，并亲自嘱托道：“倘若吕震吕尚书有和不测，尔等提头来见。“ 有了朱棣的死命令，十名校尉自然是恪尽职守，毕竟谁都有贪生之念，他们可不希望吕震自杀了，自己还得陪葬。所以，吕震无论是上朝议事，还是回家撰写奏折，十名校尉形影不离，生怕一个不小心，吕震就一命呜呼了。 吕震身兼三部尚书之职，公务繁忙程度自然是不用多说。如今，皇帝还专门派人来监视自己，欲死都成了奢望之念。所以，他也只能是诚惶诚恐的尽力办差，以期早日能够完成北征的筹备工作，重新获得自由。 为了稳定北部边疆，在众多官员的反对之下，朱棣仍然坚持北征，并且全力推行北征筹划工作。在朱棣的亲征漠北的强硬态度下，第三次亲征终于得以变成现实。 事实证明：朱棣北征是极其正确的，他“天字戍边“，多次亲征的做法，奠定了大明朝永乐年间的太平与安宁，正是他率军在外的不畏劳苦，奠定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此后，朱棣再次组织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亲征，并最终死于第五次亲征途中。也许，他天生血管中流的就是战士的血，唯有在不断的征战中，他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即使是登上皇位，贵为天子，他也要骑上自己的战马去战斗。 虽然后人对于朱棣多次亲征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他多次亲征劳民伤财，不是明智之举，但毫无疑问的是朱棣作为一朝天子，并多次亲自率兵维护边疆安宁，实在难得。天子戍边的一系列举动也确实为永乐年间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谋战”术”只要够强势，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当朱棣的亲征遭到朝臣们的抵制和反对之时，他没有轻易的妥协，更不曾放弃自己的目标和打算。为了稳定边疆，亲征势在必行，既然朝臣们反对，那我就依靠绝对的君权强力推行。倘若朱棣不够强势，那么，第三次亲征只怕会夭折在萌芽阶段。从朱棣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只要目标坚定，同时对于自己的目标够执着，那么就能够强势推行，即使遇到再打的困难也能克服。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挫折。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常常不够强势而选择了妥协，最终落得抱憾终身的结果。只要够强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所以面对挫折，勇敢的挺起脊梁，只要我们坚持住，困难总是会迎刃而解的。
朱棣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左手高举恢复祖制的守成旗帜，右手将政治上的开拓进取推上风口浪尖。他是理应守成的“明二世“，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开国之君的进取细胞。在治国上，朱棣融合了开创与守成的双重使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为政之道。 在左手的号召下，朱棣为政宽大保守；在右手的指挥下，朱棣改革雷厉风行。一宽，一猛，两者同时发力，两种政策双管齐下，成就了朱棣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