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朱棣是从一藩之王起家，靠兵权夺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时时怀疑他人有不臣之心。为了防止自己的担心变为现实，朱棣制定了一系列的监察制度，以防止有人图谋不轨。 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有心之人觊觎皇位，所以，恢复了监察机构都察院，并命陈瑛为左都御史，主管监察事宜。陈瑛本是建文帝的旧臣，但是因曾经收过朱棣的贿赂而名声不佳，朱棣之所以任用陈瑛，也许主要是看陈瑛对自己忠心耿耿，值得信赖。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朱棣一上台便十分的重视对官员的监察，这既是处于巩固自己皇位的需要，也是出于强化中央集权、惩治贪官污吏的需要。所以他下令，凡是地方府、州、县官到人半年以后，按察司、巡按监察御史就必须前去考察。朱棣实际上是把御史当做了自己的耳目。 他令御史到各个地区去巡查，无非有两个目的：其一，查看各地的官员是否能够胜任其本职工作；其二，考察官员在执行政令的过程中是否清廉，是否存在贪污受贿或者横行乡里等不法行为。这两个目的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还有一个目的，朱棣是不愿意公开出来的，那就是探查各地官员是否有不臣之心，是否对于皇位很强烈的企图之心。 在这一点上，陈瑛可谓是看到了朱棣多疑的心思，所以，他极力迎合朱棣的这种心理，借助朱棣赐予他的监察大权，开启了监察弹劾之风。 陈瑛绝对算不上一个正人君子，在朱棣的授权之下，他不仅把追治的范围尽量的扩大，而且还十分的热衷于告讦。 明史中曾有记载：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陈瑛之所以如此的胆大妄为，是因为有朱棣在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持。 朱棣上台后，为了加强监察制度，还专门下达了命令：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从朱棣下达的命令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监察制度是很严格的，只要对于朱棣有所非议，就要被处死。而且还鼓励大家相互揭发，只要是揭发有功，就能够获得犯人所有的家产，但是如果明明知晓却不告发，就要和犯人一样要被处死。
在这种告讦的鼓励下，陈瑛可谓是如鱼得水。朱棣的经历和赵匡胤有几分相似，通过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凡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而登上皇位的人，或多
或少的都会有疑虑之心。朱棣就是一个疑虑心颇重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在他看来人人都有异心，人人都在背地里诽谤他篡权夺位。 而这些是他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这会动摇他的皇帝威严，所以他要堵住天下人的嘴，更要阻止天下人谋反。陈瑛作为朱棣重视的奴才，很清楚的意识到了朱棣的想法，所以也深得朱棣的信任和重用。 身负监察大任的陈瑛把自己的第一把矛头对准了历城侯盛庸。在朱棣南下的过程中，盛庸和铁铉让朱棣在山东可谓吃紧了苦头，后来朱棣称皇帝后，盛庸很识时务，归降了朱棣，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爱才之心，朱棣并没有处决盛庸而是委以重任。在陈瑛的控告下，盛庸胆战心惊，他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当初朱棣并没降罪，但是他还是时时小心谨慎，以防杀身之祸，谁料终究躲不过，于是盛庸很知趣的自杀而亡。 这仅仅是陈瑛检举告发官员的一个开始。盛庸死后，紧接着他开始弹劾曹国公李景隆、指责胡观，后胡观入狱后自杀。面对着一个个自杀的高官，陈瑛似乎有了一种小人得志式的猖狂，所以很快又把目标锁定在了长兴侯耿炳文身上，耿炳文自杀后，他又开始弹劾驸马都督梅殷，梅殷后来遭到暗杀身亡。 实际上，陈瑛的告发并不都是属实无误的，其中很多人都属于诬告。但是，他所诬告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当初靖难之役与朱棣做过对的人，所以，朱棣也并没有横加干涉，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能够有效的消除那些风言风语的不利影响。 除了以陈瑛为首的严格的监察制度以外，朱棣还鼓励官吏家庭内部的的相互诘发。 王友作为永乐年间的清远侯，有个小妾并不是什么值得希奇的事。但是稀奇的是，他的妾室徐氏竟然向朝廷告密说：王友和妻子诽谤中伤朱棣。向这样违背传统道德的情况，其实很容易成为诬告。这件事情，最终以王友伏法认罪、被削爵位而告终。 在永乐年间，告讦、弹劾在政治生活中可谓是风行一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朱棣不断的向地方派遣监察官员，了解民生状况，考察各地官员的政绩。朱棣的本意并不坏，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大问题。 一些监察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监察的成果，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检举揭发地方官员，甚至故意引诱其触犯国家的相关律法，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诬告，一时间大明朝竟然不分百姓官员，人人陷入自危的泥潭。从本质上来讲，人还是恨怕死的，很多被监察官员诬告的人，从百姓到官员再到朝廷重臣，很少有人能够幸免于难，“一月之间，瘐死九百三十余人”，由此也能看出执法的严酷。 在这种重压的政治大环境下，上到官员，下到百姓，做事无不小心翼翼，唯恐被监察官员诬告而获罪入狱。 由于朱棣鼓励大家相互揭发，凡告密有功者还可以获得犯人的所有财产作为奖励，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告密者越来越多，朝廷内外为报私仇诬告的人也越来越多，到后来朱棣自己也觉着诬告之风太盛，有违法律的严肃精神，所以，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张贴告示，严格禁止挟私诬告。 朱棣严禁诬告的决心还是很强的，为了坚决的杀住诬告之风，朱棣专门制定了用于惩处诬告者的法令：“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乡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有了法律条文的规定，那些热衷于诬告的人总算是收敛了些，诬告之风也渐
渐的衰弱了。朱棣并不是一个糊涂的君主，他宠信陈瑛等好告讦的酷吏，但是并没有放任他们胡作非为，为了防止这些监察人员以权谋私或者恣意妄为，朱棣一直很警醒的注意监察队伍的净化和管理。 后来陈瑛仗着朱棣的宠信，渐渐的胆子越来越大，到最后竟连太子朱高炽也不看在眼里了。永乐七年，朱棣北巡，朱高炽奉旨在南京监国。陈瑛便趁此机会，诬告太子旧臣，并使其蒙冤而死。朱高炽对此很不满，但是陈瑛却并无收敛之势，于是朱高炽如实禀告朱棣。 朱棣经查实后，最终将陈瑛论罪入狱处死。陈瑛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大臣们的不安情绪，刹住了诬告的不正之风，对于皇帝的集权统治是十分有利的。陈瑛死后，朱棣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监察制度，而是把监察制度推向了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新高度。
““谋治”术”不正之风不可长 朱棣实行监察制度的初衷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利用监察体系监督官员行政是否清廉，以此来保证吏治的清明。朱棣的初衷本不坏，但是那些受命的前去监察的官员却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而诬告他人，甚至诱民犯罪。面对此等不正之风，朱棣立即下令严惩诬告之人，从而刹住了不正之风，此举推动着朱棣的监察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职场也是一个小集体，不同的集体便会不同的风气，无论是普通的职工还是集体的领导者都要明白，不正之风不可长，否则就会南辕北辙，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因此，凡事凭一人之力去改变一种风气很难，只要自己坚守底线，就容易带来团队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