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1月26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我们提出了八条，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中共提出南京国民政府以逮捕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为“和谈”条件，显然是南京国民政府很难接受的，也是已被蒋介石架空的李代总统所无力及此的。“和谈”陷入僵局，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治处境非常难堪。
颇值一提的是，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内斗中，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认为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和谈的判断，明显较李宗仁更符合实际。这对于长期以来受李宗仁一派观点影响的读者，或是另一种对历史的诠释视角。而此时“名实不符”的“下野总统”蒋介石也正处于深深的自责与政治声讨中。
2月12日，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收到一则消息，与他有着四十余年交谊的“密友”戴季陶于前一日在广州自杀，不禁大为震惊与悲恸。戴季陶此前虽因政见问题而遭受“冷遇”，但却无时不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据说在其自杀的前一日，曾向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他不愿选择同蒋介石避居台湾，服用大量安眠药终了此生。闻听戴季陶的死讯，蒋介石惊恸不已，而这也是继“文胆”陈布雷“悲愤自裁”三个月以来（1948年11月13日），蒋氏再次痛别昔日“至交”。此见蒋介石2月13日日记：
“（戴季陶步陈布雷之后自杀）……平生对余最忠实之两同志，皆服毒自杀，是余不德无能，以致党国危殆……”
而接下来2月15日美国合众社披露的一则消息，则使蒋介石处于全国一片愤怒的声讨声中。
合众社香港1949年2月15日电：“……属于中国政府的160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
这条消息比较突兀，160吨是差不多500万两金银，其中黄金约33万两（10吨）是用另外一艘海关船或是“福星”号运输，银圆是550万块（150吨）。
此电讯或是由合众社一位华人记者张国兴所发布，他也曾于该月底揭发：“暂时引退的蒋总统仍在发布命令，仍保有足够的总统权力……蒋总统经常对国防部及中央银行总裁发出各种指示……蒋氏似为李宗仁的对中共谋和，以及推行激烈的政治改革的一种障碍，阻挠和破坏李宗仁的和平努力。”张国兴与桂系及左倾人士或中共地下党都有联系。消息来源好像是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提供，来自李、白针对蒋介石的电讯监听（侍从室电话检察官王正元等，《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从记者张国兴亲桂系的立场看，2月15日电讯的金银数字或有夸大。
那么，在1949年2月里，蒋介石除从上海运金到厦门外，会不会还从广州运出这么多的金银呢？“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分行，广东侨汇巨多，照理不会漏掉广州的。可是，一方面，广东人独立性强，不见得会听从一位失败已几乎成定局的蒋总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包括财政部在内已经迁来（1月26日），需钱恐急，会把500万两金银运出广州？但宋子文在三星期前（1月24日）才交出省主席职位，应该还是有影响力的，何况刚卸任总裁俞鸿钧家就在香港，深知蒋总裁的‘宏观’大计，也许会就近督促广州央行赶快把金银运往厦门。在大溪档案里倒曾提及‘由上海、广州各地运到厦门的黄金为786540两’，后转财务署作为军费，但只提此一个总账，而无各地运送细账，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也没有记录，此有待继续追踪，以确定密藏厦门的军费黄金里，究竟有无2月里来自广州央行的黄金34万两？”
广州运抵厦门的或是广州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至于银圆，据1948年12月7日上海中央银行发行局的签呈（《民国档案》1989年）：
谨密呈者：奉交下宋主席子文亥东（12月2日）密穗电，略以运粤银洋一千万圆，以便兑换，至为急需。已电招商局徐学禹指派航轮装运……准拨海沪轮，于12月9日启碇运粤……
正封发间……海沪轮，改于10日清晨启碇……
当时央行总裁为俞鸿钧，似唯宋子文之命是听。如果这次从广州运厦门的550万块银圆原本是从上海运广州1000万元的一部分，那么2月里宋子文只是归还约半数（550万元）而已，另外那450万块也不知宋子文是如何用掉的。这些银圆大概也是金圆券兑来的，也是一笔糊涂账。一个不“透明”的政府，就会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但是老百姓管不了，都是央行高层在暗地里作业。这是兵荒马乱的时节！
同时，国民党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去台，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映。2月16日，上海各大报又刊载了合众社香港15日电。如《江声报》载合众社香港1949年2月15电：
百六十吨金条运来厦门
（1949年2月16日）
【本报收听合众社香港15日】（电）据15日探悉，属于中国政府的160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据称或有更多数量的金银由上海运抵厦门，取道运往台湾。广州方面的委托者系中央银行，分两船运来。中国海关巡逻舰载10吨，中国政府运输舰“海平”号载150吨，海关巡逻舰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得1200万美元。（《江声报》1949年2月16日）
对此，《关声杂志》发表短评提出：
“黄金他运，小老百姓原是没有置喙的份的。虽然蒋总统好像有过黄金外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而上海市在黄金外钞收为国有的时候，缴献的数量特别多，要有所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海关的职务是收税、缉私以及管理航行标志，它的船只都有指定的任务……海关有什么权力可以拿国家托付以为缉私之用的巡逻艇替别的机关搬运黄金？假使这些船只只是属于别的机关，请问这样未经最高当局核准，又不经过报关手续搬运黄金，是不是变相走私？……海关是替国家人民服务的机关，它的任务是庄严的。在目前时局动荡的当口，我们应该怎样坚守岗位，保持独立的地位，固有的作风，庶几可以度过这暴风雨的世纪。在海关员工的公开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没敢再用海关船舰外运黄金。这次行动，为以后船员公开抗拒上级命令，不把船舶驶台打下了基础。……”
因为到1949年1月底，中共已动员“海星”号船员拒绝为国民党政府运国库金银了；所以到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用较小的“福星”号从广州运金去厦门（只载10吨）。
对于以上指责，蒋介石也作出了回应：
“美合众社侮辱余谋再起，并以余仍暗中主持军事与中央银行运移金银……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宣传。”（2月21日蒋介石日记）
“民不符实”的朝野两位“总统”，一场黄金之争，在他们之间愈演愈烈，进入了白炽化状态。
蒋介石紧锣密鼓，秘密转运国库黄金，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几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了。李宗仁立即严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对此却表示无能为力。李宗仁又要求行政院，并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运回黄金，而且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诚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宗仁再找央行，刘攻芸却答复道：“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李宗仁的命令，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丝毫不起任何作用。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身为堂堂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其身正”，却“虽令不从”，无法服众。此时的他，仿佛是误落人寰的天仙，理想留在云端，双脚却陷在泥潭，不能自拔。而这一切，李宗仁知道，都是蒋介石幕后操纵的结果。尽管他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若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没有人执行。
2月21日，蒋介石越过李宗仁，密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了浙江省主席陈仪（时任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于1948年春被调任浙江省主席），并派抗日名将、原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曾受过李宗仁处分的周碞接替。
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一）宁波、福州、厦门各警备司令人选；……（六）召见财（政）厅长……”
一个是“代而无权”，一个是“退而不让”；“下野总统”蒋介石比他这位“在朝总统”还要忙碌。
李宗仁本想通过政治和谈与美国支持，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政权，可其上台后，国民政府军政机构却处处受到蒋中正暗中操控；美国也没有提供先前承诺的援助。行政院院长孙科在蒋中正的支持下，也无视李宗仁的命令，竟将行政院内阁搬至广州。李宗仁大怒，力压，最终迫使孙科于3月12日辞职，行政院院长一职改由与桂系关系较为密切的何应钦担任。何应钦邀宋（子文）系之刘攻芸出任财政部部长。
而李宗仁试图稳定货币之努力，亦因蒋中正擅自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外汇转运台湾而告失败。李虽多次飞台，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将金银运回大陆，终无果。
陈诚将此事报告到溪口，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贡献于共匪，以为快也。”（3月21日蒋介石在溪口日记）
3月22日，李宗仁代总统命央行总裁刘攻芸将转运台湾及厦门金银运返，无果。
3月24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正午（陈）辞修与逸民来庵，访谈畅叙三小时，以商谈台湾财政与闵厦构筑工事……经国飞沪参加新组织会议。”
3月25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蒋之上周反省录：
“……4.广州、台湾金融整顿与新政策……8.中央银行与信托局之注意；9.中央银行存美现金之监视。
3月28日蒋介石日记（在溪口）：
“朝课后与（宋）子文谈经济、外交之计划……”
3月31日蒋介石日记：
“昨下午2时半，约见郭忏、黄仁霖等复谈陆海空抚恤基金，现银仍需集中保管，不得由各军擅自动用事……”
（按：此即为蒋介石下野前夕答应配发给三军的抚恤金，其中空军约500万银圆，海军约300万银圆，陆军银圆数不知，以人数计，在两三千万银圆。这几千万银圆，为防军队腐败，仍集中保管在财务署内。）
“下野总统”蒋介石日理万机，依旧靠政治来维持人生的热情。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琨《重赠卢谌》）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近郊已听到四处的炮声，“代总统”才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次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的战士们占领了“总统府”，并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换上了一面解放军冲锋时用的红旗。但已经无法维持局面的李宗仁对这批黄金却从未放弃，无奈之下甚至还向蒋介石送达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自己主政以来的种种困难，希望蒋介石不要干涉政事，早日出国，并将所有移存台湾的金银外汇运回。那么时刻准备着复出的蒋介石又是如何答复他的呢？
当李宗仁离开南京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负责守卫上海外，还接受了蒋介石一项秘密任务。那么，这项秘密任务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