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八年春，当解放军渡江南侵日亟之际，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该电台同人即刻将电报送到我的宿舍，当时我担任该关秘书课主任职务。我因平日使用密码较多，重要密码几均能背出，故在一面披衣一面阅读电文时，发现此事非比寻常，乃立即驾车到办公室，打开保险柜找出海关专用密码翻译。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以事极机密紧急，即刻向税务司（按：税务司为张申福，后曾任“总税务司”，已故）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上述这一段26年前的旧事，因保密的关系，海关同人中即使为资深海关恐怕知道的人也很少，一般官员当然更不知道。这一真实的故事，说明了海关是如何地被政府所信任及倚重……
1978年王树德退休时，蒋经国曾颁发景星勋章。他是中国籍海关服务人员中唯一获得勋章的，也许与这次黄金运台有功有关联。
奉俞鸿钧命，台湾央行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接洽，并将黄金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所以所运黄金交由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但此批黄金保管人名义上还是沈祖同。沈祖同原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是张学良的旧属，也是时任央行副总裁刘攻芸的妹夫；但陈诚曾向蒋介石打过密电，说沈祖同“人极滑头”。
运金期间，央行总裁俞鸿钧在办公室里一直紧张不安，焦灼彷徨，唯恐解放军拦劫，或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终于，12月4日接到出纳科主任陈舜、调拨科主任瞿锦波已到基隆港的回电，12月5日接到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于是，12月8日，又“电告何襄理、刘副主任凭运送清单，另立记录簿记账，并填制收付报告表寄局。发电10889”。
至此，首批第一船次200万余两黄金，经由“海星”号运送，海军总部“美盛”号军舰护送，于1948年12月4日抵达台湾基隆港，并于12月5日存入台湾银行金库。这时候，国库存金的一半左右已运到台湾了。
首批第一船次200万余两黄金就这样运到了台湾。虽然“东窗事发”，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了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是不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然而，同年12月底，蒋介石又有了新动作，“海星”号奉命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
此次运金行动属第一批第二船次，共运黄金57万余两，银圆400万元。为防悠悠众口及避险起见，军舰南驶厦门，一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个大圈子。
那么，蒋介石为何选中厦门作为黄金银圆运台的中转站呢？因为一则厦门有大海做天险，隔着海峡，渡海困难，解放军难以攻下，蒋介石认为比较保险。其次，如果厦门一旦不保，可以马上转至台湾，只需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准备第二次运金。我们且看《民国档案》“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一组资料”，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
谨密呈者：奉面谕应将现存准备金项下之金银设法装运厦行保管。等因。自当遵办。兹已向海关洽妥“海星”巡舰一艘，准于明晚密为办理装运手续，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计重纯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两，银币一千箱，计四百万元。并请海军总部派“美盛”舰随同护运，职局派副主任刘华伦、魏曾荫、李友仁及办事员陈子豪随轮押运赴厦，除刘副主任华伦及办事员陈子豪拟即留厦归厦门吴经理指挥，会同该行主管课办理库务外，其余魏李两副主任拟饬俟任务完毕，即行返局。再，查该轮须于明日（元旦）夜间开始装船，翌日（二日）清晨启碇，所装金银在元旦例假日无法做账，且因本月决算关系，故拟即在本月职局库存现金准备金项下付转“寄存准备金账厦门户”。以上各节，是否可行，理合签请钧核示遵。
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发行局谨签
十二．卅一
据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1948年12月31日，俞鸿钧曾经向蒋介石报告：
已妥运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又运出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
当年担任央行总行发行局调拨科副科长的魏曾荫，曾参与押运此批黄金银圆去厦门。后来他在大陆回忆有关海关缉私舰时提到：
……当时在上海，这批金子原来是存放在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四行储蓄会仓库里，由中央银行发行局、国库局和业务局三方管。发行局的具体任务落实在调拨科，业务局是负责加工成一两、十两的小条、大条。（按：据吴兴镛博士考证此处有误，在厦门的黄金有一块就重达400两约12.5公斤，并未全被加工）库房管理制度非常严密，魏曾荫说，当时规定，如他死了，发行局掌握的暗号就由局长来对。他记得运台黄金是由海关缉私舰装载，其中两批直放台湾，一批先到厦门的中国银行仓库（按：魏说海关缉私舰曾运过金、银三次，有待考证），再转运去台。装船都是深夜在警备司令部戒严下进行的。船上的押运人员是由各科副主任充任，他们互相监督，很严密。每艘船均由军舰护航。魏曾荫本人曾参与押运一船黄金去厦门，参与押运最后一批黄金去台湾的是调拨科一位刘姓副主任，黄金运到后，他也就归不得了。
第二船次金银运出上海的时间是1949年1月1日元旦之夜，上海外滩再度颁布戒严令。但从哪个仓库运出，却是一个谜。因为12月1日以后不久，上海滩的中国银行日日夜夜已为挤购黄金的群众所包围；而黄浦滩路24号的中央银行六层大楼仅供办公，没有仓库；所以应是由也存有国库金银的汇丰银行或四行储蓄会的仓库运出。此处魏曾荫提到金子存在中国银行等三个仓库，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资料。
参与第二船次金银运送的海关缉私舰仍是“海星”号，而护航的军舰最后是“美朋”号。“海星”号的全载重最高为200吨，同时运18吨（约60万两）的金子及120吨的银圆，足可装载。“海星”号船员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运的是什么，1月3日清晨，经由厦门太古码头（今和平码头）运送时，一个银圆箱子跌破，滚出白花花的银圆，才发现运的是黄金银圆。同时第二次运金消息泄露，又为新闻界知悉，更添民怨，也为蒋介石以后的运金行动制造了麻烦。
这批金银只是暂时存在厦门的中央银行金库里，由分行经理吴本景负责看守。2月7日即由厦门转运台湾银行金库（或由“海星”号运送，抑或由国民党海空军运送，尚待考证），仍由央行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存入库。
这第一批第二船次运台黄金数量，据中央银行档案为57.3万两；而据台湾《大溪档案》称，在1949年2月7日有黄金55.5（或55.4）万两运达台湾，时间与数量应是这57.3万两的大部，但少了17000多两。
这样，第一批两船次黄金，总计约260万两（2577000多市两）共80吨（或79.3英制长吨）（第一船次2004459.506市两，计62.64公吨；第二船次572899.487市两或55.4万两，约18公吨），成功运抵台湾。至此，国库存金的大部分已运到台湾了。
当人们的眼睛紧紧盯住第一批运台黄金而悲伤绝望时，却不知就在第一船次黄金运台后不久，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圆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但此事却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据1948年12月7日上海中央银行发行局的签呈（《民国档案》1989年）：
谨密呈者：奉交下宋主席子文亥东（12月2日）密穗电，略以运粤银洋一千万圆，以便兑换，至为急需。已电招商局徐学禹指派航轮装运……准拨海沪轮，于12月9日启碇运粤……
正封发间……海沪轮，改于10日清晨启碇……
与孔宋集团关系颇为密切的央行总裁俞鸿钧，似唯宋子文之命是听。近代史上，大家眼睛都只盯着黄金，其实这些银圆也值不少金子。这些银圆大概也是金圆券兑来的，后来约有近半数下落不明，也是一笔糊涂账。
另，据留在大陆的李立侠说，1949年1月后，“……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
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但是老百姓却主宰不了。政府不“透明”，央行高层暗箱操作，老百姓为生存而挣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节，自己的命运尚且不能主宰，更何况国是大局？
“1948年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件）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国库的黄金，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国军兵败如山倒退往台湾，从上海分批运送到台湾的巨额国库黄金，便因缘际会成为蒋介石另起炉灶‘建设台湾复兴基地’、俟机‘反攻大陆’的资本。”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批被转移到台湾的260万黄金，是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准备金。名义上它仍属于中央银行国库，只是蒋介石为安全考虑而转移了储存地点；从性质上讲，吴兴镛博士认为与其父吴嵩庆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移应该有所不同。那么，吴嵩庆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运又具有什么性质呢？
而且，据吴兴镛推测，这第一批由中央银行操作运送的黄金应该不止260万两这个数字。根据是其父经管的由央行运出的第二批黄金，到了厦门后竟多出9万余两！那么260万两又可能会多出多少？吴嵩庆第二次运金又运出多少？
这第一批分两次运出的黄金、银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是主要负责人。他完全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办理，将央行国库的大部分黄金转移到台湾。对蒋氏而言，俞鸿钧可谓有功之臣。他如此尽心尽力，在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实在要令人刮目相看了；堪称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物。但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却对他渐渐疏离，这又是为什么呢？
260万两的金圆券储备金，一旦撤离，就使金圆券沦为废纸，以致引发黄金挤兑惨剧，多少家庭亦因此一夜之间破产如洗。他们欲哭无泪，有在绝望中自杀的；也有忍气吞声者；还有人靠一条“大黄鱼”和一条“小黄鱼”（金条的别称），甚至倾尽家产，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妻离子散……
这第一批秘秘运台的约一半多国库黄金全由“海星”号运送，“海星”号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秘运黄金的“超级黄金船”。但从此以后，作为海关部门的缉私舰，以至以收税、缉私和管理航行标志为主要职务的海关总署也遭人诟病。乔治·瓦因泄密，再加上1949年1月3日在厦门太古码头银圆箱子跌破曝光，使上海江海关更遭媒体关注，甚至遭到严厉的声讨。当共产党党组织得知国民党当局还要继续用海关船运黄金时，就在1949年1月28日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在同益里海关同人进修会底层大厅，召开了各船积极分子会议，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可以确定的是，自1949年1月下旬以后，“海星”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泊在黄浦江，它的船员拒绝再为国民政府运国库金银了。那么蒋介石又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转运第二批黄金的呢？
1948年第一批金银运台，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出的，中共几乎丝毫不知情，桂系李宗仁也不知道。除了乔治·瓦因在12月1日深夜目睹那一幕，人们也只是猜测挑夫所挑的是黄金；在左派报纸上发表“路透社”电后，大家还是半信半疑。老百姓完全没有想到，7个月前才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了。
1948年12月初，国军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瓦解，被迫放弃徐州。次年元月10日杜聿明所率13万徐州剿总的余部，在徐州西郊青龙集、张庙堂一带被围；邱清泉率国军主力（十二兵团）在陈官庄兵溃自杀，杜聿明被俘。而华中剿总白崇禧也连番要和共产党“实行和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到元月21日，蒋介石总统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在下野前后，对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国库的金银外汇却早做好了安排。那么，这第二次运金行动，面对民心丕变，将士反水，桂系逼宫，共产党掣肘等重重阻碍，蒋介石又是如何“偷梁换柱”、巧妙运作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