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本篇论述的是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因敌因情用兵，灵活机动，不拘一格，即“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这样才能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二是未战先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三是把握作战指挥中事、用、动、谋四个环节。“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四是侦察判断弄清敌情，否则，“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五是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作战的指挥者必须”见利不失，遇时不疑“紧紧把握住战机。六是兵贵神速，进攻速胜，”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这样就能”当之者破，近之者亡，无人能够抵御。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进攻作战的原则是什么？”
太公答道：作战的态势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决定，战术的变化产生于敌我双方的临阵对垒，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慧和思考。所以，最重要的机密不能泄露，用兵的谋略不可言传，况且机密极为重要只能藏于心中而不能表现为论论，军队的部署和运用只能隐秘而不可暴露于敌。倏然而去，忽然而来，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就是用兵的原则。敌人听说我军兴兵，就会商议应对之策；敌人发现我军行动，就会设计对我算计图谋；敌人了解我军企图，我军就会陷入困境；敌人摸清我军规律，我军就会遭遇危险。所以善于用兵的，取胜于军队动用之前；善于消除祸患的，能够消除祸患于未然；善于打胜仗的，能够取胜于无形之中。最高明的作战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因此，经过白刃相交殊死拚搏而取胜的，不是良将；在失败之后再来设置守备的，不是智士；智慧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称为国师；技艺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称为国工。用兵最重要的莫过于所攻必克，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保守机密，行动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其不意，计谋最重要的莫过于神妙难测。凡是未战而先胜的，都是先示弱于敌，然后进行决战。这样便可事半而功倍。
圣人观察天地的变化，反复探求其运行的规律，根据日月的运行，季节的变化，昼夜的长短，推断出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万物的生死，取决于天地的变化。所以说，没有弄清战争的形势就贸然作战，虽然军队众多，也必定失败。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按兵待机不被假象所干扰，看到有胜利把握就进攻，没有获胜的可能就停止。所以说，不要恐惧，不要犹豫。用兵的害处，最大的是犹豫；军队的灾难，最大的是狐疑。善于打仗的人，看到有利的情况决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战机决不迟疑。否则，失掉有利条件放过有利战机，自己反而会遭受祸殃。所以，明智的指挥者抓住战机就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经决定就绝不迟疑。所以投入战斗才能象迅雷使人不及掩耳，象闪电使人不及闭目，前进有如惊马奔驰，作战有如狂风迅猛。阻挡它的就被击破，靠近它的都被消灭，这样的军队谁还能抵抗呢？
将帅用兵，能不动声色而胸有成竹的叫做神，情况未明而洞察端倪的叫做明。所以，掌握了神明的道理，作战就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天下就没有敢于作对的敌国。
武王说：“您说得好啊！”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
太公曰：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圣人征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
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看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见而视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无衡敌，对无立国。
武王曰：“善哉！”
“例证”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这是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至理名言。将领在指挥作战时，能否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沉着，冷静、果断正确地下定决心、对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将领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然坐失良机。因此，犹豫不决是作战指挥的大忌，而刚毅果断则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只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紧紧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李世民击败刘武周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依据突厥，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在突厥的支持下，刘武周南侵并州（治晋阳），四月接受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宋金刚率兵两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相继攻陷唐并州、介州、浍州、晋州等地，关中大震，“人情崩骇，莫有固志。”在此险恶形势下，李渊打算放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李世民坚决反对，认为“太原工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不能“举而弃之”，并主动请缨，率师三万前往讨伐。
十一月，正值隆冬季节，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在柏壁（绛州西南）扎营，与宋金刚对垒相持。针对敌“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的实际情况，李世民采取了坚壁不战以挫其锐的方针，仅令偏师乘间抄掠敌军。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敌军气势日衰，供应困难，运输线又被唐军切断。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被迫后撤，李世民率军尾追，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为数十回合。进至高壁岭时，由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士卒饥疲交加。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说：“糇粮已竭，士卒疲顿，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决战。”但是李世民却说：“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己沮。我反其未定，当定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于是李世民“策马而去，诸军乃进”，最后“直驱金刚，贼众大溃。”
刘武周得知全军溃败，便带了百余骑亲信，从太原逃走，投奔突厥，唐失地全部收复。此战，李世民坚壁待机，当战机出现时，又能坚决抓住，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