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这世界上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呢？只是有人太自私、太利己，于是损了人，也可能因为环境，使他误入歧途。恨的问题是要用爱来解决，而不是用恨。只有彼此体谅、各退一步，才能创造双赢。
家里出了奇案！我们居然被一个不相识的园丁告了。原因是今年冬天，他半夜跑来铲了四次雪，由于他来得早，我们自己的园丁赶到时，发现雪已经铲过。直到我们接到那“陌生人”的账单，才发现出了“乌龙事件”。
从我们的角度，那陌生园丁半夜三更几次闯进院子，我们可以告他侵入。
而在他看来，他为我们多次铲雪，我们并没有阻止，他认为我们是占他便宜。
于是将我们告上法庭，要我们付他全额的铲雪费。
这奇案一下子惊动了很多人。首先，你妈妈一家家打电话，问邻居有没有多管闲事，叫那园丁来我们家铲雪。确定没有之后，又去警察局备案，说有人侵入。我们左邻的老律师更自告奋勇，说要帮忙辩护。他是闻名全国的大律师，居然愿意免费出庭，还说他实在好奇，想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他也讲，我们可能不会赢，因为依照“罗马法”，我们是既得利益者，那个人毕竟为我们铲了雪。
其实我原来也想付钱了事，只是不安又不服。不安的是为什么莫名其妙跑来这么个人。我必须弄清楚是谁叫他来的，还是他存心讹诈。
不服的是，我们从没要他铲过雪，如果我改天没征得他同意，跑去他家剪草，难道我也可以向他要“服务费”吗？我的老同学汪律师，幽了我一默：“哈哈！你可以在法庭上问他，如果你去他家刷油漆，是不是要向他收费，而且因为你是名画家，要加倍计价。”
我们决定出庭。只是当我告诉你“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还要去自我介绍，跟他握手聊聊”的时候，你的眼睛一瞪说：“妈妈去就好，爸爸不要去，爸爸滑稽滑稽的，被人告了，还笑嘻嘻。”
天哪！我当时愣住了。我这个法律记者出身，而且写了几十本“处世学”的人，在女儿眼里原来那么不中用。
孩子！爸爸要向你抗议——我不是你和妈妈说的“滥好人”，只是处世比较圆融罢了。
几年前的冬天，我在中国大陆的沈阳地方法庭，告盗版书商。开庭之前，还和那些被告握手寒暄，为他们拿来的正版书签名。
去年，我们台北办公室大楼里有纠纷，我因为是管理委员之一，被一个住户告了。他告我之前，先来通知我：“对不起！刘先生，因为我告管委会，就不能不把你列进去。”
结果我出了庭，跟被告、原告都握手致意，还在庭上对法官说明我的立场，希望大家以和为贵。
我确实看起来像“滥好人”，但我只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换作我是“他”，我会怎么办？
我也认为应该“对事不对人”，正因此，任何法律事件我都请律师出面，免得当面撕破脸。我也有我的原则，别人如果欺负我、给我不公平待遇，我一定还击。你是知道的，我初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坐灰狗巴士，明明前面有空位，售票人员却把我的座位划在最后一排，我立刻去质问他是不是有种族歧视。
前两年，我们全家还一起出动，到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前示威，抗议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在你记忆中，恐怕我们全家总动员的情况少之又少。那一天，为什么我坚持要去？
因为那是我对中华民族的坚持！
孩子，爸爸做事确实很特殊——就在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先告诉他我要送他一幅字，但是接着讲我不能再与他续约。我也在许多年前，再三请求台北的一个装订厂降价，并在那老板女儿出嫁时送礼去。可是，当他仍然坚持不降价后，我立刻转移到别的厂家。
你知道的，我们过去多年来，告盗版商获赔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了。
那都是我的坚持。那个装订厂的价钱不合理，又不去改进，当然可以不再往来；盗版商赚不义之财，侵害了知识产权，我当然要告他。
但是同一时间，我也有情。
孩子，这世界上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呢？只是有人太自私、太利己，于是损了人，也可能因为环境，使他误入歧途。
恨的问题要用爱来解决，而不是用恨。只有彼此体谅、各退一步，才能创造双赢。
我确实可能被称为“滥好人”，昨天晚上我甚至操心，如果那告我们的园丁，在庭上撒谎，硬说是我们要他铲雪，怎么办？我不是怕输了官司，而是不希望他为那几百块钱手按着《圣经》撒谎。
那么大年岁了，还撒谎，是多么可悲的事。
今天早上九点半，我和你妈妈在隔壁老律师的陪同下，去法院出了庭。
告我们的园丁没有讲是我们叫他铲雪，只说他铲错了人家，怪我们没有早早通知他。
在法庭外，我先和他打了招呼并自我介绍；走出法庭，我们又握手道别，表示发生这种事真遗憾。
我和你妈妈都很高兴这个“结果”，也觉得法官真有意思，笑脸迎人地先跟我们谈，再跟园丁谈，又与每个人一一握手。
谁说美国的法制没有情？谁说法律严峻的外表背后没有一颗温暖的心？谁说人一定要张牙舞爪才能获胜？今天我和园丁各退一步，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