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么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世上每个人都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
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到访。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然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还能读书吗？”我又问。她没答。“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讲，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
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然后，我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视网膜的情况……我不死心，回中国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到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头。“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不太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终生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此完全放弃了吗？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但是，我也想到中国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是的！孩子！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作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再试一次。
孩子！“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么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世上每个人都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编者按：2004年初，刘墉夫妇已经与刘轩、小帆一起陪孙长珍在北京同仁医院治好了一双眼睛，医生说长珍未来生活不成问题了。刘墉一家还在隔年8月去贵州惠水看望孙长珍，小帆为长珍和她的同学们做小提琴演奏。这些年，刘墉一家致力于大陆的公益活动，目前，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三十七所希望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