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龙
我已经决定了，还是走北京，回郑州。
家乡的亲人们，担心我受到非典的侵袭，要我将北京绕过去。我说，绕来绕去，还是要走到京广线上，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车票。我已经拿到了北京开往郑州的火车票，我就不相信，非典能找上我！
对，不吃北京的饭，不喝北京的水，不与北京人说话，不上北京人家串门。亲人们纷纷为我出谋划策，叮嘱我一路上多加小心。
这是2003年4月20日的晚上，我刚刚在姥姥家看过了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播报了党中央总书记的声音。北京台的节目里，老专家们在教导人们怎样洗手，怎样戴口罩。我是在4月18日的晚上，从郑州出来的，护送着八十五岁高龄的姥姥，返回京东老家蓟县。出门之前，也听说北京开始闹非典了，但媒体都在说“非典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并不知道真相，事实上，非典已经在北京滚雪球了。19日清晨，到达北京后，在去往长途汽车站的路上，大街上居然看不到一个行人！北京街头，如此冷清，着实让人心里发惊！我曾多次到过北京，这样的情景，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乡下老家住了三天，天天看电视新闻。媒体已经开始说真话了。非典来势凶猛，一批批人相继倒下。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赶回郑州，实在是铤而走险了。来时，我就已经买好了北京南站发往郑州的火车票，4月21日晚上的，还是张硬卧。
我原打算要在北京探访几个朋友，也只好取消计划了。我和北京的朋友们通了电话，他们描述了当下的状况，每天从家里到单位，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不会客、不会餐，出门戴口罩。他们建议我，到北京来坐火车，一定要戴上口罩。我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专门打车到蓟县城里，买了一个口罩。让我惊奇的是，县城的街上，也已经有人戴口罩了！
4月21日下午4点多钟，我乘上了从蓟县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乘客不多，连我七个，只有一个女的戴口罩。于是，我也把口罩戴上了，不一小会儿，又摘了下来。因为从车窗欣赏田园风光，戴上个口罩，实在是有煞风景。
一个多钟头后，车子便驶入了北京通州。突然间，天色就变得很灰很暗了，没有了春光明媚的景象。放眼望去，通州街上的公共汽车中，有一半人戴着口罩。一种惊恐的感觉，憟然爬上了心底。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到达北京后，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于是，我将口罩严严实实地捂在了脸上，只露出一双黑亮的眼睛。眼睛上戴着眼镜呢，具有护目作用。
北京到了。到了东郊八王坟，乘客们都被甩下了车。我孤零零地站在天地间，选择去往南站的途径。望一眼地铁，从地铁里钻出来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戴着口罩。坐地铁，显然风险很大，况且，地铁不通南站，需要换乘公共汽车。打出租，也不可取，大街上的出租车，几乎都是空载。这说明，出租车被非典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最大。而公共汽车相对安全可靠，车上都贴着“已消毒”的告示，车窗也都开着，空气流通着。车上的人并不多，司乘人员和一些乘客都没戴口罩。决定了坐公共汽车过去，心里就踏实多了。仰头望望路边的正在建筑的楼房，民工们也都没戴口罩，一种好心情便油然而生了。我居然钻到路边的一个超市里了，买了几样北京出产的香肠。不然的话，岂不是白来一趟北京了？
从八王坟坐上公共汽车，我拉严了口罩，尽量将脑袋扭向车窗一侧，呼吸也不敢畅快淋漓。很快，车子就驶到了北京站（老火车站）。我需要在这里倒车。当我快步走过地下通道时，一个买口罩的小伙子喊住了我：“你的口罩太薄，再买一个！”我没有搭理他，我怎么知道他卖的口罩质量如何？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非典患者？我冷眼瞧着北京街头的行人，没有老人，没有小孩，只有年轻人，而他们一律目光冷竣，脚步匆匆。“春天里的冬天”，这就是此时此刻我对北京的感觉。一种异样的情绪，爬满了我的心头，让我不寒而栗。很快，我找到了开往南站的20路公共汽车。车子开得很快，不久，就经过了天安门城楼，通过了前门箭楼，穿过了大栅栏，拐进了珠市口……以往，这一路总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可在非典时期的这个夜晚，却是车廖人稀。
我感受着共和国首都的这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北京啊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来到北京南站，天幕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旅客们都在站前广场候车呢，没人顾及广场的卫生状况。果皮、废纸、塑料袋举目皆是，而工作人员却难觅踪影。我坐在包裹上，吃着从老家带的干粮，喝着从老家带的凉开水，将焦虑压到了肚子里。开往郑州的2553次列车，终于检票了，工作人员出现了，举着喇叭，让优美的京腔从口罩中过滤出来。我随着乘客们自觉地排队检票，说来也怪，此时竟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温暖与感动！北京，我们就要离你而去了，而你，要和非典做最后的决战！
次日清晨，我平安地回到了郑州。
我回来的第三天，从上到下，全面紧张地动员起来了，严查“三外“人员，特别是从北京等地回来的人员。随后不久，旅客乘车要量体温，从外地回来要隔离……几乎人人谈虎色变，个个草木皆兵。而我，由于回来的比较及时，没被列入“高危人群”，没谁在意我。更重要的是，我确信，自己没有接触过非典病人，没有任何发热的征兆。
我庆幸，自己能与非典擦肩而过。如果再晚回来两天，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手里保存着两张郑州往返于北京之间的火车票。这是非典时期，我从铁道部得到的特别珍品。它记录了我在非典时期亲历北京的一段真实体验。也许，百年之后，“非典时期的火车票”，将会演绎出一段历史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