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莫不求富贵，何也？金钱的益处太多。所以，多数人艳羡那些有钱人，认为有了钱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还可以过更安逸的生活。然而，有些有钱人似乎根本没把自己的富裕看在眼里，本来有条件可吃鱼翅燕窝，却是终日粗茶淡饭；本来可以锦衣貂裘，却是粗麻布衣。有人曰之傻，有人骂之吝啬。唯有他们自知糊涂做人、低调处事的好处——富而不骄才能久享安康。曾国藩的持家之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出身农家，一直不忘勤俭之家风，即使身居高官，也从不奢侈。他曾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深知，“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因此，他做官几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他对于衣食住行的态度是“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在吃的方面、穿戴方面从不讲究。有些人的一件衣服就价值千金，而他这样的高官，“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曾国藩爱喝茶，但也很节省，他经常请人带钱回家，让家人替他在家乡买些既便宜又好的茶叶捎到军营。
曾国藩不仅自己勤俭，更要求他的家人也勤俭，并“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他率军驻扎安庆的时候，他的夫人也随在署中。他要夫人每日纺绵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止”。夫人很自觉，经常纺纱至深夜。一天夜里，夫人纺纱，不觉已至三更，长子曾纪泽已经躺下。恐纺车声影响儿子睡觉，夫人便对儿子说：“今为尔说一笑话，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妇纺至深夜者，子怒詈，谓纺车声聒耳不得眠，欲击碎之。父在房应声曰：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之为妙。”儿子听罢，毫无怨母之意，反而更敬重母亲。第二天早饭时，曾国藩突然故作生气地问，何曰让儿击纺车？于是哄堂大笑，“坐中无不喷饭”。
为了保持勤俭的家风，曾国藩对子女的要求尤为严格。在教育子女勤俭治家过程中，曾国藩可谓苦口婆心。他曾多次强调，“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并反复为子女们讲述其中的道理：“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多有贤智风味。”“勤俭自恃，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常以祖辈勤俭治家的事迹勉励子女保持俭朴之风，并说：“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但“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在给子女们讲勤俭治家道理的同时，曾国藩更注重从行动上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儿子入学读书，他不许多带银两；过年过节时，他不许奢华铺张；儿女们完婚，他规定每人购妆奁之银不得超过二百，且不得多请宾客。由于长年统兵在外，儿女们不在身边，曾国藩经常写信给他的弟弟，请他帮助管好子女。一次，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闻林文忠（指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当他听说儿子曾纪泽订婚之后，立即写信回家，告诉家人诸事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不得请客过多，并且强调，“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纱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儿媳入门之后，他又提醒曾纪泽，虽然衣食丰适，宽然无虑，但也不能忘记勤俭，“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纱，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当曾纪泽主家之后，曾国藩又告诫他：“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在曾纪泽主持其妹出嫁时，曾国藩又对曾纪泽说，“余向定妆奁之资二百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总之，在子女们成长过程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放松对他们勤俭治家的教育。
对于居家长久之计，曾国藩说：“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指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弟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对待贫穷的人要与对待富者一般。当兴盛之时，预作衰时之想。如果这样，我们家庭自然会有深固的基础。”
这便是一代权贵的做人哲学，一种看似中庸而又大智的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