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原名林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福建龙溪人。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32年开始，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林语堂主张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20世纪30年代主流派文艺家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文艺的社会使命相反，林语堂在创作中追求的是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旁观，其散文以幽默、闲适为中心格调。193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写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著作。
有客问“有不为斋”斋名用意何在，到底何者在所不为之列，这一问，倒给我发深省了。原来士人书斋取名都颇别致。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孽经”、“话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所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如“庸闲”，如“双梅影”，如“水云流在”，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如“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派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这些都带有点道学气味，而“有不为”恐怕只好归入此派。亦有言志而只用一字表出的，非常古雅，如“藏园”、“忆园”、“曲园”、“寄园”等。这大概是已有园宅阶级，所以大可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了。虽然这名有时也靠不住，如租界上有村曰“耕读”，贫民窟有里曰“庆余”，野鸡巢有坊曰“贞德”，甚至大马路洋灰三楼上来一个什么“山房”，棋盘街来一个“扫叶”，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横竖不过起一个名而已，我们中国人想。
“有不为”是有点道学气，我已说过。看来似乎反康有为，而事实不然。因为世上名称愈相反的，气质愈相近。试将反康与拥康者相比，反康营中曾经拥康者十有其六，而拥康党里曾经反康者，亦十有其八。如贞德坊之野鸡，庆余里之贫民，原来不过也是说说叫得好听而已。所以如孟子所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正可证明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一人总有他所不为的事。朋友这样一问，使我不得不自己检讨一下。当时既不留心，盘查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恍惚已觉得，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兹将所想到，拉杂记下如左：
我不曾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也不曾坐别克汽车，到运动会鼓励赛跑，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
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不曾骑墙，也不曾翻筋斗，不论身体上，灵魂上，或政治上，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或是撰过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张首末得体同事认为满意的宣言。
也不曾发，也不曾想发八面玲珑的谈话。
我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不曾今天说月亮是圆的，过一星期说月亮是方的。
我不曾发誓抵抗到底，也不曾作爱国之心不敢后人的宣言。也不曾驱车至大学作劝他人淬励奋勉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训辞。
我不曾诱奸年轻女郎，所以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也不曾跟张宗昌维持风化，禁止女子游公园。
我不曾捐一分钱帮助航空救国，也不曾出一铜子交赈灾委员赈灾，虽然也常掏出几毛钱给须发斑白的老难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女丐。
我不曾崇孔卫道，征仁捐、义捐、抗×救国捐、公安善后捐、天良救国捐。我不曾白拿百姓一个钱。
我不好看政治学书，不曾念完三民主义，也不曾于静默三分钟时，完全办到叫思想听我指挥。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镜子时，面上未尝不红泛而有愧色。
我不曾吆喝佣人，叫他们认我是能赚钱的老爷。我家老妈不曾窃窃私语，赞叹他们老爷不知钱从哪里来的。
我不曾容许仆役买东西时义形于色克扣油水，不曾让他们感觉给我买物取回扣，是将中华民国百姓的钱还给百姓。
我不曾自述丰功伟绩，送各报登载，或叫秘书代我撰述送登。
也不曾订购自己的放大照片，分发儿子，叫他们挂在厅堂纪念。
我不曾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向他们做笑脸。我不曾练习涵养虚伪。
我极恶小人，无论在任何机关，不曾同他们勾心斗角，表示我的手脑能干。我总是溜之大吉，因为我极恶他们的脸相。
我不曾平心静气冷静头脑的讨论国事，不曾做正人君子学士大夫道学的骗子。
我不曾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大家，被选为扶轮会员。我对于扶轮会同青年会态度一样。
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禁男子穿长衫，禁百姓赛龙舟，禁人家烧纸钱，不曾卫道崇孔，维持风化，提倡读经，封闭医院，整顿学风，射杀民众，捕舞女，捧戏子，唱京调，打麻将，禁杀生，供大王，挂花车，营生圹，筑洋楼，发宣言，娶副室，打通电，盗古墓，保国粹，卖古董，救国魂，偷古物，印佛经，禁迷信，捧班禅，贴标语，喊口号，主抵抗，举香槟，做证券，谈理学……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选自《论语》3卷3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