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像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咋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让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地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像。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前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1991年之后则物事人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进入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子****话，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非常狼狈。”他看着我，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身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进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他眨眨眼，“就这些。”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吗，他说了些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他看着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终摇摇头，“和你一样，什么也没说。你认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