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1978年的初夏，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顺道游历瑞典、丹麦、西德，乃有半个月的北欧之行。
飘飘何所似
1978年的初夏，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顺道游历瑞典、丹麦、西德，乃有半个月的北欧之行。一路上，正如王勃所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而其中却有两片萍，迄今不能去怀。我坐法航班机从香港西翔，并排两位高卢客，不但喋喋不休，而且面对defense de fumer的灯号依然吞云吐雾。空中少爷两度劝而不止，害得向不吸烟的我，变成一只咳嗽的仙鹤。曼谷小歇，再冲霄时，两烟徒不见了，肘边却出现一位新伴，朦胧之间，只意识到是一个东方人，却也不很在意。直到他用南洋国语向我攀谈，我才转过脸去，正式打量那新伴。只见他面容瘦削，肤色暗闷，神态突兀而欠文气。问他的终站，说是巴黎。问在巴黎做什么事，说是做点“小生意”。问他是闽是粤，却自称是柬埔寨人，刚去新加坡探亲回程。
20小时的长途飞行，和一个纯然的生人摩肩接肘，同餐共卧，肉体不能更近，思想却也不能更远。不久我发现这位巴黎客根本不谙法文，等到他要我用英文向空姐有所探问时，我更惊讶了。新德里，德黑兰，夜色里显了又隐了，终于熹微下窥，巴黎在望。我的旅伴把盖在身上的
法航花毛毯折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坚挺，成精巧的小长方形，然后放进——你道是头顶的衣袋柜里吗？不，是他自己的手提箱里。然后是喀喀，清脆的两声，手提箱已经锁上。瞥见我脸上难掩的惊疑，他淡然一笑，从容说道：“每次坐法航，总不免留一点纪念品的。”
在戴高乐机场等候瑞典和芬兰的班机，巴黎在巨幅的玻璃墙外，车声隐隐。正是清晨，偌大一座扁圆形的候机室，透明的静寂里，只有我和一位小小的乘客面面相觑。那是一个白种孩子，灰黄色的头发，脸上微布雀斑，穿一条牛仔裤，身体十分结实，约莫9岁的光景。他坐在我斜对面的长沙发上，脚边倚着一口圆筒形的长帆布袋，手里挽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久等不耐，我们便聊起天来，才发现他也是乘那班法航机到巴黎的。他说他是芬兰人，跟父母住在尼泊尔，是在新德里上的飞机。
“那你的父母呢？”我问。
“在尼泊尔。”
“你就一个人旅行吗？”
“是啊。”
“一个人环球旅行？”我不相信了。
“不是的，是回赫尔辛基去看我祖父。”
“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飞吗？”
“不是。这是第3次了。我父亲为联合国做事，很忙很忙，不能陪我。”
“你是芬兰人，又住在尼泊尔，怎么英文说得这么好？”
“我的朋友里有好几个英国小孩。”
“尼泊尔好玩吗？”
“好是好玩，只是很寂寞。”
“为什么？”
“我们的‘学校’只有5个人，都是芬兰小孩。尼泊尔小孩玩的是另一类游戏，玩不拢来。”
“喜马拉雅山怎么样？”
“大极了，老是那样堆在天边。就是公路不大好，几乎每个月都翻车。”
“滑雪一定很痛快。”
“也不常滑。还是在芬兰滑雪比较方便。”
“你去过西藏吗？”
“没有。不准去的。”说着，他撕开一包口香糖递过来。我欣然拣起一片，谢谢他。我们相对嚼起口香糖来，俨然相识已久。后来他又把他和他妹妹的合照拿给我看。照片里的小女孩满脸傻笑，比他矮半个头。这时，乘客渐多，我们各自提起行李，向柜台走去。
不久我的飞机便纵出了北欧的云上，在北飞瑞典的途中，我有很深的感慨。我最小的女儿季珊，今年已经13岁了，每次短程出门，当天来回，做母亲的还要再三叮咛，放不下心。我不能想象她怎能只身千里，浩荡长征，像个芬兰小男孩那样。中国人热爱乡井，安土重迁，由来已久，但男儿志在四方，像宗悫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却也美名长播，而张骞、班超、玄奘、郑和，不畏长征的勇毅，也昭昭长照史册，我在中文大学的同事，海洋学家曾文阳，为捕南极虾，敢以300吨的一艘小渔船，去闯南极海的狂风怒浪和诡诈难防的满海浮冰，把中国人意志的边疆一直推到南溟之更南，真不愧是今之宗悫。一株树，植根当然求其深入，但抽条发叶却求其广布，否则一切守在根旁，只成其为一丛矮灌木了。这么想着，机翼斜处，平坦的瑞典海岸已蜿蜒在云下了。
瑞典
斯德哥尔摩地当马拉润湖东接波罗的海的水道，全由半岛和岛屿组成，所以卧波的长桥特多。外乡人问路，回答总是“过桥转弯便到”，似乎简单得很。一到水边，外乡人又愣住了。到处是桥，究竟是哪一座呢？老城全在湖中的岛上，新城则向北岸发展。我的旅馆在北岸新城，每天和邦媛总要步行20分钟，才到老城的国会旧厦，平均每天至少过桥4次，桥影波光，算是餍足了。由于地形相似，斯德哥尔摩久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我没有去过威尼斯，但是拿此城和英国大画家窦纳笔下的威尼斯相比，总觉得缺少那一份水光潋滟白石相映的浪漫情调。毕竟是北陲的古城，冬长夏短，兼以楼塔之属多用红中带褐的砖块砌成，隔着烟水望去，只见灰氵蒙氵蒙阴沉沉的一片，低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殊欠浮光耀金之姿。为什么水是黑的，在渡轮上也问过几位瑞典作家，总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桥虽多而不美，都是现代平铺直叙的工程，有渡水之功，却少凌波之趣，比起威尼斯来，更是逊色了。斯德哥尔摩就是这样，给我这七日客的印象，既不雄伟，也不秀丽。
话说回来，斯城也自有佳胜之处，不容鲁莽抹煞，屋宇严整，街道宽阔而清洁，没有垃圾，也绝无剌眼的贫民窟——这是北欧回家共有的优点。公共汽车的班次多，设备好，交通秩序井井有条。商店招牌的文字一律平平整整，一目了然，入夜更无缤纷的霓虹灯挤眉弄眼，因此交通灯号也鲜明易识。后来才发现，丹麦和西德也是一样。条顿民族的秩序化与洁癖，应该是开发国家的楷模，但有时也显得单调一点，不像拉丁民族那样放浪形骸而自得其乐。在斯德哥尔摩，即使漫步于最热闹最繁华的查特宁大道，也见不到纽约或芝加哥那种摩肩接踵人潮汹涌的紧张气氛。街上很少见到儿童，也是罕有的现象。瑞典政府奖励生育，家庭每添一个孩子便津贴两万元克纳，饶是如此，女人仍然不愿多生，据说瑞典的所得税高达43%，为了减轻税率，瑞典人对于结婚也不踊跃。
斯德哥尔摩位于北纬59度附近，是我游踪所及最高纬的城市。我到那里，正是5月下旬，夏季刚开始，街树幼叶疏枝，才透出两三分的绿意。不知真正盛夏之际是否满城青翠，望中只见稀林错落，夏，来得又迟又缓。地近北极圈，快要6月了，早晚的气温变化仍大，中午只要一件薄毛衣，入夜海风拂来，甚至要披大衣。无论如何，北地的金阳亲人肌肤，温而不燠，站在阴里，仍是有些凉飕飕的。黄昏来得很迟，暮色伺人，却不肯就围拢来，一直逡巡到10点多钟，天才真暗下来。迟睡的外乡人寝甫安枕，没有翻几次身，咦，怎么曙色已经窥窗？
一看几上的腕表，才凌晨3点半钟，只好起来拉上窗帷，继续寻梦。
斯城既是湖港，游水乡泽国，最好是在船上。斜阳里，我们在红砖碧瓦塔楼耀金的市政厅后，上了一条湖艇。“仙侣同舟晚更移”。船首朝西，驶入渐幻的暮色里去。北欧的薄暮比南方漫长，渐觉桥稀岛密，马达声惊起三三五五白色的水禽，纷然拍翅，绕着渚清沙白的小石洲飞回。洲上杂树丛生，石态古拙，仿佛倪瓒笔意，隔水望去，却有盆景小巧之趣。众人倚舷笑语，一位瑞典诗人唱起歌来，歌罢，说是他写的词，并加英译。兰熙兴发，唱《梅花》的配曲为报，众人争问词意，不免又要翻译，赢来波上的一片掌声。
终于到了查特宁岛的故宫。大家纷纷上岸，沿着碎石堤路，一面检阅大理石像，一面走向绿顶黄壁的17世纪古宫阙。宫在城西10哩，是三百年前皇太后下诏所建，格式悉照法国，有“瑞典凡尔赛宫”的雅号，当然也不免夸张。宫中可看之处很多，还有中国亭台。我们一行人专程来此地，却是为了向一座18世纪的剧场一夕怀古。剧场建于1764年，继承的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遗风，场内装饰诸如吊灯、雕刻、帷幔之属都有洛珂珂的格调。众人鱼贯而入，大吊灯下，银丝假发古典宫妆的美人为我们带座，恍如置身布尔邦的王朝。200年来，场内一切陈设依旧，据说是全欧仍在演戏的最古剧场。我们在厚实的长木椅上坐定，怀古的小音乐会便开始了。
先有剧场的司仪，一位美慧动人的中年妇人，为我们叙述剧场的历史。接着是竖琴与横笛的一段奏鸣曲，清流淙淙，客心如洗。之后尽是古歌，多半用竖琴伴奏。女声独唱的是18世纪法国的村谣，男声独唱是意大利古调，男女二部全唱则为普尔赛（Henry Purcell）的《吹铜号》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莫扎特的歌剧是压轴戏，浪漫的爱情，古典的韵味，琴音歌叹里，今现代红尘的逋客侧耳低回，畏寻归路。查特宁岛古剧场的舞台是有名的。莫扎特歌剧的布景，从翠柯交错的林间到柱高帷密的宫廷，层层的布景板一开一阖，转瞬已改了一个世界。18世纪竟已有此等机巧，令人赞佩。当晚回到现代的斯城，已近子夜，繁星下，街边一盆盆艳红的郁金香，似乎都睡着了。
我在瑞典的京城住了一个星期，气候由凉转暖，白昼愈长，倒也惯了。笔会闭幕，众人意兴阑珊。兰熙伉俪西去挪威，邦媛和彭歌南下巴黎，换机回国，我则独游丹麦。本来我要直飞哥本哈根，临时又改变主意，认为凭虚御风，缩地固然有术，只是云上的世界，碧落一色，云下的飞机场，也是全世界一样的。于是5月27日的清晨，我上了去丹麦的长途火车。
从斯德哥尔摩坐火车到哥本哈根，纵贯瑞典南部的塞德芒兰（Sodermanland）、厄斯特育特兰（Ostergotland）、斯摩兰（Smaland）、斯柯内（Skane）4省，和丹麦的西兰（Sjaelland）岛北部，全长600多公里，上午8点22分开车，下午4点36分抵达。我的“珍忆匣”里还保存着那张黄底绿字的火车票，记着标价是314克纳，约值60多美元，比起台湾的观光号来，是贵得多了。你也许认为前面的地名译音有误，例如g怎么会念成y呢？实际正是如此。我是一个地图迷，最喜欢眉目清秀线条明晰的地图，每次远行归来，箱里总有一叠新的收集。远远眺见又一座新的城市，正如膝头地图所预言的，在车头渐渐升起，最有按图索骥之趣。当时我坐在车上，正向窗外依次纵览大小城镇，长短站牌，与图中奇异的名字一一印证。出斯城不到百里。图上出现一镇叫Nykoping，我心想“泥雀坪到了。”果然不久，两旁的红砖屋渐密，新站在望，穿藏青制服的彪形服务员拎了一串钥匙穿过走道，一面曼声报出站名：“泥雀坪！泥雀坪！”后来发现，其他的大站如Norrkoping和Jonkoping，也各为“闹雀坪”和“养雀坪”。这么一路上为异国的镇市取些不相干的中文名字，也颇自得其乐。话说回来，瑞典文里g是念y的，例如南部海港Helsinborg，当地人发音是赫尔辛堡瑞，又如剧作家Strindberg，也念史特灵贝瑞。
我坐的头等车厢不大，相当于台湾15席的面积，头尾两排座位相对，各坐3人，中央再置一几两椅，可坐2人，共为8位，格式家常而亲切。茶几、窗框和门都用木制，釉以浅黄透明的薄漆，十分爽眼。瑞典盛产木材，耕地不到十分之一，林区之广却荫蔽国土之半，宜乎多用木器。那天车厢里只有四个乘客，对面远坐的是一对老年夫妻，味甚乡土，肘边却是一位金发少女，在美人之国不能算美，但是和一般北欧女孩一样，早熟、老练而大方。攀谈之下，发现她的英文说得不坏。她说，瑞典的中学生必修英文，此外还要修读第二甚至第三外文，通常是德文与法文。正说着，服务员来查票，发现她买的是普通票，把她赶了出去。车厢里只剩下那对老夫妻和我。我试用英文向他们攀谈，他们完全不懂。我想开始必修英文，当是二次大战后的一代，因为适才在斯城火车站上向一些中老年乘客问讯，都只换来歉意的微笑，却不得要领。
火车驶过平阔而肥沃的塞德芒兰省的青青原野，麦秧初长，绿油油的一片。草地的色泽鲜丽而匀整，有时绵延好几分钟，青嫩不断，显然细经修护，真是娱目。树木都正抽幼叶，枝条未茂，犹是初春韵味，有时铁轨与公路平行，只见迢遥的柏油路直抵天边，目光所穷，五里七里途中，一辆华福绝尘而去，阒不闻声。站牌在大幅的玻璃窗外成形又掠逝，举着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的站名，不知该怎么发音。汽笛呜呜然进站又出站，数百里不见湫溢的陋巷，黯沉的贫民窟。时或驶过人家的后院，高高的枫树栗树荫下，露出一角红瓦，半堵黄墙，衬着白漆的窗棂，分外鲜洁。低矮的白栅内，浅黄深红的郁金香开得正妩媚。
过了林雀坪（Linkoping），火车慢了下来，原来地势渐高，进入厄斯特育特兰省的丘陵地带。
瑞典地大，约为台湾之12倍，境内多湖，湖泊的总面积大于台湾全省。一路上，也不知经过多少桥，多少长湖与小泊，真个是满地江湖，好像瑞典的天空是一倍千镜鉴影的碧睛美人，自顾不倦。最长的维汀湖在右手边展开，像从乱山丛里徐徐抽出一柄弯刀，越抽越长，无波的碧水上，白鸟悠悠飞渡，两三汽艇在耕琉璃的青田。饶是如此，瑞典的山却不高，最高峰也不过近7000英尺，只到台湾新高峰的腰部。
瑞典南部的山地缓缓起伏，海拔不过七八英尺，但毕竟是寒带了，两侧的山坡尽是尖瘦矗立的杉柏针枞，纵使无风的晴日像今天，也翳着一股森森的寒意。有时穿过一片赤杨林子，霜剥雨蚀的修直树干上，裂开一块块灰色的老皮，脆边微卷，衬着树身的黑底，那种刀法遒劲的斑驳之美，真教木刻画家惊羡绝望。何况不是一株独立，是千干并矗，火车一掠而过，此现彼隐，相互掩映成趣。有时林开一面，天光透处，瞥见青草坡上，牧放着白底黑斑的牛群，正把一首古老的牧歌，细细咀嚼。
终于6节车厢的火车迤迤下山，再度疾驶于平野之上。这是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南端，海峡，不久就到了。渐行渐南渐温暖，草木渐茂，郊原的色调渐禾农。正朦胧微困之间，忽然一片金光排窗而来，耀亮车厢的天花板。起身一看，拍眼欲盲，满田密密麻麻的黄花，一亩一亩地遍地泻来，从天边直泻到轨旁，那样毫无保留的鲜黄艳黄，迎面泻来，又忽忽滚去。终于断了，把沃野又还给绿色，眼花未定，那黄花田再度扑来，远了一些，没有那么激动，就像一幅幅黄地毯平平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