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安全环境，在亚太地区也是如此。相应地，冷战后亚太安全局面的走向也成为了亚太国家许多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所在，而“中国的崛起”又被视作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一背景下，根据自身的利益，如何设计地区安全政策和构筑地区安全格局成为了中国之外许多国家的安全政策圈子的一个主要课题，而在对这个课题的回答以及以此为背景的亚太安全现实中，又不难找到很多关于国际安全的理论认识的轨迹。
很多海外人士将亚太安全放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棱镜下加以考察。他们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了美苏两极体制的瓦解，亚太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多极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鉴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亚太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政治冲突和不信任感，亚太地区可能呈现出一个不稳定的安全状态，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只会为军备方面的竞争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在中国之外的不少观察家看来，这种局面尤其会存在于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之间。一种颇流行的认识是，历史和理论表明，新兴强国会谋求立足于自己的实力和意愿来改变现状。力量迅速增长的中国可能图谋重新铸造东亚的地区秩序，从而必然要和该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力量发生冲突，后者会通过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缔结相互间的同盟来制衡中国，这样，亚太地区将陷入一场新的对抗之中。也有观点意识到了“安全困境”效应，认为即便崛起的中国难以被肯定地定性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担心也会促使其他国家对其采取制衡政策，而这可能引发“安全困境”效应，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或敌对。
这些现实主义的认识构成了国际范围内关于冷战后亚太安全的讨论的基点，从其他理论角度的考察总是或多或少地着眼于补充、修正或反驳这一认识。有人将中国的当代民族主义视作中国将推行强硬的乃至扩张性的对外政策的一个理由，也有人将中国军方的所谓组织利益和中国的对外行为联系起来，还有人认为，巨大的人口压力和环境恶化将促使中国进行扩张以寻求生存空间。
基于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则更多地显现出积极的情绪。
“贸易和平论”者强调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地区安全的稳定作用。他们指出，亚太国家间迅速扩展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促使各国出于跨国的经济利益而更积极地以合作性的方式来解决相互间的政治纠纷。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纽带也得到了显著和持续的加强，这将约束中国的对外行为，使它更有可能选择他国欢迎的对外政策。“民主和平论”者关注的是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亚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认为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为东亚国家所奉行，将给亚太地区的稳定添加另一个筹码。“制度和平论”者则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成熟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以利于各国在制度框架内解决纠纷和增进信任，而中国则被认为必须被吸纳到这类制度中来。他们还主张通过支持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来增强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程度。与此相关，有观点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在所参加的国际制度中体现了“负责”态度。
上述自由主义观点也受到了诸多质疑。一方面，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习惯于贬低诸如经济相互依赖、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之类的因素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少人虽然肯定包括它们在内的一些因素的促进和平的功能，但认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远未强大到足以有力地发挥稳定作用的程度。东亚民主化进程所蕴含的问题、东亚金融危机和亚太区域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的缓慢等等因素，都被当做自由主义理论和亚太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论据。
不过，也有学者从其他理论角度表达了对亚太和平的相对乐观。比如，有学者从组织利益等方面论证道，国内因素而非对外部威胁的反应才是东亚国家军备开支竞相增长的主要原因。“核和平”论者的观点是，中国和美国的核武装将增进中美之间乃至东亚的战略稳定。着眼于地缘政治，有人认为，中国的安全目标在东亚大陆之上，而美国则关注于海洋。相应地，中国在陆上力量方面居于明显优势，而美国则称雄于海上。这样，中国海军的发展难以对美国的海上地位形成实质威胁，而美国也难以对中国的陆上力量构成根本挑战。因此，这两个大国之间不会存在严重的“安全困境”。通过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内涵的分析，不少学者否定了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导致进攻性的对外政策的观点。针对关于国际冲突的“转移理论”，有观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需要拥有国内政治中的“合法性”，但它不会通过在对外行为中迎合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这样做，而宁愿通过保持经济和大众福利的持续增长来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进行文化分析的学者们指出，东亚国家在地区合作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体现亚洲价值观的亚洲方式，它基于东盟国家在相互合作中的“东盟道路”，强调的是对话、渐进、求同、耐心，可以为亚太的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创造一个健康的氛围。还有很多人士指出了中国的“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涉及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或战略文化的国外文献基本都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暴力的运用持排斥态度。如果使用武力变得不可避免，“中国的战略取向是偏于防御性地和有限地使用武力。进攻性的歼灭战争在历史上极少被运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通常避免灭亡一个国家、占领领土或屠杀敌国的人民，并愿意藉由对野蛮人的教化来获取安全”。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意见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理论角度和结论方面的差异，但是，通过“自助”和结盟来制衡中国的想法还是广泛存在于亚太国家的安全政策圈子内外。绝大多数的探讨亚太安全的海外人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有必要提高本国的防务能力和促进相互间的防务合作，而中国也被一致看作是这种政策构想的主要目标。与之相伴的一个普遍认识是，美国应该积极参与东亚的安全事务，保持甚至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保持和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关系，在东亚扮演一个均势的维护者或“霸权稳定”的提供者的角色。
在上述想法的持有人中间，多数人并非确信中国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但他们也不敢完全否认这种可能。于是，他们赞成对中国采取预防性的制衡。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安全困境”，担心针对中国的制衡可能使一个原本并无扩张之心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更加地不信任甚至仇视，进而使其成为真正的敌人。这样，他们主张将制衡政策（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遏制政策）约朿在某个适当的规模上，而不是使它成为对华战略的全部或主要内容。相应地，他们愿意或至少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对中国的接触或交往政策。他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有力地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依赖关系，吸引中国向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靠拢，并将中国编织进地区安全机制之中，从而使中国令人放心地成为东亚的一个“温和”的和“合作性”的力量。概括而言，将势力均衡、经济相互依赖、政治多元主义和制度主义囊括进来并综合运用正是中国之外的主要亚太国家当前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理论内涵。它们希望这种战略不仅能够适用于中国，也能适用于其他相对次要的实际或潜在的对手（比如美日眼中的朝鲜和东盟国家眼中的日本）。这种安全战略的理论性质表明，在有关人士看来，任何一项基本的国际安全理论都有其长短优劣，亦非完全适用于亚太安全的现实；它也表明，在一条巨大的对抗鸿沟还远未在亚太或东亚形成的今天，有关国家力求推行一种最具弹力的复合性地区安全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弹性也就意味着变动性，无论是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还是循着自由主义的道路。
归根结底，在现实中，充分的对华遏制政策尚未出现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在现实中，没有什么迹象可以在广泛范围内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正在或企图推行地区扩张。这表明，制衡中国的行为有异于结构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制衡行为的结论而接近于对它的批评，即决定一国是否对另一国进行制衡的首要因素不是他国力量的强大与否，而是后者是否具有侵犯本方的意图。它还表明，虽然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的强国必然会挑战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中，从对现实的观察中得出结论依然是一个普遍的倾向。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还远未具备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队在作战能力上更是差距甚大。这意味着，他国不倾向于认为，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处于明显劣势的国家具有较强的扩张动机。但是，一个问题是，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接近美国的水准，而对崛起的中国的害怕又依然萦绕在一些国家的心头，它们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